很多人聽到“606”這個數(shù)字,第一反應(yīng)以為是某個招待所的房間號,或者是哪路公交車的代碼。
但在二戰(zhàn)那個年頭,這三個數(shù)字對于二十多萬中國女性來說,就是一道催命符,更是一張斷子絕孫的判決書。
這不是危言聳聽。
那時候,日本軍醫(yī)手里拿著這種細(xì)細(xì)的玻璃針劑,并不是為了救死扶傷。
他們把這種原本用來治梅毒的含砷藥劑,變成了控制女性的“絕育毒針”。
在那幫畜生眼里,這一針下去,不但能解決部隊里的“衛(wèi)生問題”,還能徹底斬斷這些女人未來的念想。
要把這事兒說明白,咱們得把日歷翻回1931年。
那年頭,關(guān)東軍在柳條湖炸了鐵路,轉(zhuǎn)頭就說是中國軍隊干的,緊接著炮轟北大營。
九一八事變這一爆發(fā),世道徹底亂了。
隨著日本人戰(zhàn)線越拉越長,從東北打到華北,又竄到江南,他們遇上了一個比游擊隊還難纏的對手——性病。
哪怕是現(xiàn)在的檔案里,你也能查到當(dāng)時日軍的軍醫(yī)報告。
那個數(shù)據(jù)簡直離譜,有些部隊里,因為梅毒、淋病躺倒起不來的士兵,竟然比在戰(zhàn)場上挨槍子兒死傷的人還多。
這對日本軍部來說是個大麻煩。
在他們看來,士兵那是“天皇的財產(chǎn)”,是消耗品,但這消耗品得死在戰(zhàn)場上才算“物盡其用”,死在床上算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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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情況,正常人的邏輯是整頓軍紀(jì),但這幫法西斯的腦回路完全是反人類的。
他們想出的招,就是把罪惡給“制度化”。
于是,人類歷史上最臟、最惡心的產(chǎn)物——“慰安所”就被搞出來了。
為了給那幫殺紅了眼的士兵泄欲,同時也為了所謂的“防疫”,日軍強(qiáng)征了超過二十萬中國婦女。
把人抓進(jìn)魔窟還不算完,為了省事,軍醫(yī)開始強(qiáng)制給這些女性注射“606”藥劑。
我查了一下資料,這藥學(xué)名叫胂凡納明,確實是當(dāng)年治梅毒的特效藥。
但在正規(guī)醫(yī)院,這藥得嚴(yán)格控制劑量,還得配合其他治療。
可到了日軍手里,這玩意兒就成了“預(yù)防針”。
不管你有沒有病,上來就是一針,而且劑量大得嚇人。
這藥的主要成分是砷,說白了就是砒霜的親戚。
雖然能暫時壓制病毒,但副作用大得要命。
它會引發(fā)劇烈的免疫排斥,把人的肝臟、腎臟搞壞,最狠的是,它會直接導(dǎo)致女性終身不孕。
這一針扎下去,就算這些可憐的姑娘能熬到抗戰(zhàn)勝利,她們做母親的權(quán)利也已經(jīng)被徹底剝奪了。
你看那些幸存者的口述實錄,真的,看兩頁你就得把書合上,心里堵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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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軍眼里,這些女性連條狗都不如。
這不是比喻,是事實。
軍營里的狼狗那是“戰(zhàn)友”,有專門的飼養(yǎng)員伺候,有固定的放風(fēng)時間,甚至還有軍銜。
而這些女性呢?
平均每天要應(yīng)付六十多個鬼子。
你說這還是人過的日子嗎?
甚至連吃飯都成了奢望。
有時候到了飯點,看守的士兵心情不好了,就隨手往屋里扔個冷硬的飯團(tuán),跟喂牲口沒區(qū)別。
最變態(tài)的是他們定的那個“服務(wù)規(guī)矩”:受害者必須絕對配合,哪怕疼得死去活來,也不許出聲。
一旦喊叫,輕的一頓毒打,重的直接拿刺刀捅。
在那些喪心病狂的日本兵看來,女人的慘叫聲太刺耳,會破壞他們所謂的“興致”,是對“皇軍”的不敬。
這幫惡魔把人性的底線踩在腳底下,還嫌硌腳。
在這種暗無天日的絕境里,有沒有人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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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但這種反抗的代價,往往慘烈得讓人不敢細(xì)想。
檔案里記著這么個事兒。
有個十七歲的小姑娘,那是真的烈性子,不管怎么打就是不從,最后一口咬在了施暴士兵的胳膊上,肉都咬下來一塊。
這一口,徹底把那幫野獸惹毛了。
他們沒直接給她個痛快。
那幫畜生把她綁在凳子上,輪番糟蹋完之后,拿著刺刀,一點一點往她身上扎。
他們就是要看著她在痛苦中慢慢咽氣。
這還不算完,為了殺雞儆猴,他們把姑娘的頭砍了下來,掛在慰安所里示眾。
那意思很明白:“看見沒?
這就是不聽話的下場。”
這種日子,持續(xù)了整整十四年。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這些受盡折磨的女性才算是走出了牢籠。
可對于她們來說,戰(zhàn)爭真的結(jié)束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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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沒有。
因為常年被注射“606”,再加上非人的折磨,絕大多數(shù)幸存者這輩子都生不出孩子了,身體也垮了。
她們拖著一身傷病回到老家,本來就夠慘了,結(jié)果還得面對周圍人的閑言碎語。
那時候封建觀念重啊,村里人不知道她們經(jīng)歷了什么,只知道她們“身子不干凈”。
好多人受不了這個指指點點,只能隱姓埋名,把這段血淚史爛在肚子里。
她們在孤獨和病痛里熬了一輩子,哪怕到死,都不敢大聲哭出來。
更讓人火大的是日本那邊的態(tài)度。
作為加害者,戰(zhàn)后他們不但不道歉,反而拼了命地銷毀證據(jù)。
在撤退前那幾天,日軍跟瘋了一樣燒檔案。
回國以后更是不要臉,改教科書,甚至讓媒體造謠,說什么是“中國婦女夾道歡迎”。
這種謊話,連他們自己人估計都不信,但他們就敢這么說。
這是想干什么?
這是想從根兒上把這段歷史給抹了,想讓全世界都以為這事兒沒發(fā)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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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忘了,紙是包不住火的。
受害者的血淚控訴還在,幸存者身上那些消不掉的傷疤還在,那些殘存下來的、沒來得及燒毀的關(guān)于“606”的檔案,都是鐵證。
說真的,咱們今天在空調(diào)房里刷著手機(jī),看著窗外太平盛世,很難想象當(dāng)年那種絕望。
但千萬別覺得這事兒跟咱們沒關(guān)系。
那個十七歲的少女,那些被“606”毀了一輩子的母親和女兒,她們受的罪,是咱們這個民族身上的一道疤。
我們現(xiàn)在把這些陳芝麻爛谷子的事兒翻出來講,不是為了讓大家天天背著仇恨過日子,那樣太累。
我們是為了提個醒。
面對一個總想篡改記憶的對手,遺忘就是背叛。
只有把這些事兒記清楚了,才對得起那些在黑暗里沒能走出來的冤魂。
也只有記住了痛,咱們才能明白,如今這點尊嚴(yán)和安穩(wěn),到底是多不容易才換來的。
1998年,一位叫韋紹蘭的“慰安婦”幸存者面對鏡頭,用干枯的手擦了擦眼角,輕輕說了一句:“這世界真好,就是我命不好。”
參考資料:
班忠義,《蓋山西的“炮樓”:侵華日軍性暴力實錄》,中信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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