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小說中的人性書寫

本文節(jié)選自

《生死韌性：今天如何讀余華》

劉勇 李春雨 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一個個真實的故事，不僅使余華對于人到底是什么以及什么叫作“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有了深刻的理解，也啟發(fā)了他如何在藝術的創(chuàng)作中向讀者傳達他自己對于“人是什么”這個問題的理解，這才有了《現(xiàn)實一種》《在細雨中呼喊》《許三觀賣血記》等經(jīng)典作品的問世。

在《現(xiàn)實一種》里，余華通過對兒童皮皮的描寫，深刻地向讀者展現(xiàn)了人原始的“利我”本性。小說中山崗的兒子皮皮，一個四歲的小孩，還處在一種懵懂無知的狀態(tài)。有一次，他看到躺在搖籃里的堂弟臉像棉花糖似的非常松軟，便忍不住捏了堂弟的臉一下，結果堂弟就哭了起來。堂弟的哭聲讓四歲的皮皮非常開心，于是他就打了堂弟一個耳光。為了能夠不斷地聽到堂弟的哭喊聲，皮皮就不斷地打小嬰兒的耳光。有的時候堂弟哭聲不夠“動人”，皮皮就卡著堂弟的喉嚨，逼迫堂弟發(fā)出哭聲。有一天，皮皮心血來潮，帶堂弟出去曬太陽。因為堂弟還不會走路，所以皮皮只能抱著他。走到屋外，堂弟為別人家燒煤的濃煙所吸引，看到濃煙之后高興得哇哇大叫。皮皮對濃煙并不感興趣，卻對屋頂上嘰嘰喳喳叫著的麻雀非常感興趣。為了使自己能夠更加輕松，他毫不猶豫地松開了抱著堂弟的手，堂弟摔死了。從皮皮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人原始的“利我”本性，而這也是暴力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說在《現(xiàn)實一種》中余華向我們展現(xiàn)的是人的“利我”本性，那么在《我沒有自己的名字》中，余華則讓我們看到了人的“獸性”。小說中的“我”是一個傻子，靠給人送煤來維持生活。“我”本來有一個名字，叫作來發(fā)，但是鎮(zhèn)上的人都不把“我”當成人來對待，而是當作一個畜生或是“非人”的存在，所以“我”就逐漸沒有了名字。不論是老的、少的男人，都可以嘲笑“我”，并且自稱是“我”的爹。除了“喂”叫得最多之外，鎮(zhèn)上的人還叫過“我”“老狗”和“瘦豬”等。不管人們怎么叫，“我”都會答應。有一次，鎮(zhèn)上的許阿三等人捏著又瘦又小的黃狗的脖子，把狗送到“我”的面前侮辱“我”，說要將這只小黃狗嫁給“我”，完全不把“我”當作人。

不僅如此，這些人還把和“我”相依為命的小黃狗掐死，并準備把它燉了，吃掉它。小說的最后寫道：“我一個人想了很久，我知道是我自己把狗害死的，是我自己把它從許阿三的床底下叫出來的，它被他們勒死了。他們叫了我?guī)茁晛戆l(fā)，叫得我心里咚咚跳，我就把狗從床底下叫出來了。想到這里，我搖起了頭，我搖了很長時間的頭，搖完了頭，我對自己說：以后誰叫我來發(fā)，我都不會答應了。”這段話不僅讓我們看到了人的悲劇，更將人的“獸性”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在讀者的面前。

還有《兄弟》，這部小說用喜劇的方式講述了人們在金錢和人性陷阱里的掙扎，展現(xiàn)了社會轉型中人性的本質。小說中的宋鋼，為了滿足自己對金錢的欲望，不僅南下賣假的男性保健藥，還和騙子一起推銷別的產品。最后，他為了做生意，甚至還做了隆胸手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滿足他的金錢欲，為了他的發(fā)財夢。除此之外，李光頭在廁所里偷窺的事件也展現(xiàn)了人的欲望。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法國女記者在一次訪問中提到李光頭的偷窺故事，并向余華談起法國男人如何在廁所里偷窺。余華詢問女記者為什么法國男人會去廁所偷窺，這位記者回答道：“這是你們男人的本性。”女記者的回答說明了無論在哪個國家，人性都是相通的。當然，這也說明余華對人性的闡釋具有世界性的價值與意義，這既是余華作品的經(jīng)典所在，也是我們今天閱讀余華的意義所在。人既有“利我”的本性與反抗的一面，也不乏單純、善良的一面，而這正是人性的復雜之處。

在一次訪談中，余華曾提及關于人的單純與力量的看法，并提到一個故事帶給他的震撼：……講到一個人，有非常多的財產，有一天這個人突發(fā)奇想，帶著全家人去了一個遙遠的地方，把自己的全部家產托付給了一個他最信任的仆人。他在外面生活了二十年之后，他老了，想回家了，就派一個仆人回去，告訴原來那個管理他家產的仆人，說主人要回來了，結果報信的仆人被毒打了一頓，讓他回去告訴主人不要回來。可是主人不相信這個結果，他認為自己不應該派一個不夠伶俐的人去報信，于是就派另一個仆人回去，這一次報信的仆人被殺了。他仍然不去想從前的仆人是不是已經(jīng)背叛他了，他把自己最疼愛的小兒子派去了，可是兒子也被殺害了。一直到這個時候，他才意識到，過去的仆人已經(jīng)背叛他了。這個人向我們展示的不是他的愚笨，而是人的力量。他前面根本不去考慮別人是否會背叛自己，人到了這樣單純的時候，其實是最有力量的時候。

一個故事讓余華感受到了什么叫作人的力量——人單純時候的力量。在《我膽小如鼠》《我沒有自己的名字》《活著》《兄弟》等作品中，余華也充分展現(xiàn)了這一點。例如，在小說《我膽小如鼠》中，主人公楊高和前面故事里的人一樣，極其單純，并且非常信任他人。楊高的母親經(jīng)常在別人的面前夸贊他，說：“我們家的楊高是最老實巴交的，他聽話，勤快，讓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從來不到外面去闖禍，從來不和別人打架，就是罵人的話，我也從來沒聽到過……”因為單純，楊高從來都循規(guī)蹈矩，每天上班從不遲到早退，嚴格按照工廠規(guī)定上下班。為此，其他經(jīng)常上班遲到、下班早退的同事還笑話他。別人覺得他是因為膽小才準時上下班，他自己卻覺得他不是膽小，而是老實巴交。呂前進和楊高同一時間進的工廠，但是呂前進的工資一直在漲，楊高的工資卻還一直停留在原地。

有一次，呂前進問楊高是不是因為膽小不敢找廠長說漲工資的事情，楊高卻說：“我不去找廠長，不是因為我膽小，我是覺得自己掙的工資夠用了，所以我不怕自己的工資比你少。”

再如《兄弟》，小說不僅展現(xiàn)了人性的丑陋，更向讀者展現(xiàn)了人性的單純與善良。《兄弟》中的宋凡平，他雖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卻仍然保有一份善良。在李蘭因丈夫不幸身亡而抑郁寡歡的時候，是他告訴李蘭抬起頭來，幫助李蘭重拾信心；因為和李蘭結婚，他被人嘲笑，原以為他會抬不起頭，但沒想到在婚禮的第二天，他就帶著李蘭和全家人一起逛街，而且碰到認識的人就跟人家大聲打招呼，向人介紹說“這是我妻子”“這兩個都是我兒子”；被批斗之后，他仍然能夠笑著為孩子做飯，帶孩子出去玩耍。“宋凡平是一個快樂的人，他被人揍得鼻青臉腫，他一笑就會滿臉疼痛，可他仍然哈哈大笑。”這是對宋凡平最準確的概括。通過宋凡平這個人物，余華向我們展現(xiàn)了什么叫作“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什么是暴力世界里的善良。正如余華說的：“在暴行施虐之時，人性的光芒總會脫穎而出，雖然有時看上去是微弱的，實質卻無比強大。”

還有小說里的蘇媽和陶青。當宋凡平不幸在汽車站死亡時，蘇媽毫不猶豫地站出來，拉出了自己的板車，幫宋凡平收尸。陶青不僅把去世了的宋凡平拉回了家，而且默默幫助宋鋼、李光頭兩兄弟，讓兩兄弟有事就去紅旗巷找他。宋凡平、蘇媽和陶青等人物，讓我們看到了人性深處的善良，看到了沒有泯滅的悲憫之心。

不論是描寫人性的欲望，還是展現(xiàn)人性的善良，余華為的都是展現(xiàn)人性的復雜，努力讓自己的作品更加接近于真實——一種精神、意志的真實。

2021年，時隔八年，余華發(fā)表了新作《文城》，這部作品發(fā)表之后便受到了廣泛關注，入選《當代》長篇論壇2021年度長篇五佳、2021年度“城市文學”排行榜等多個排行榜的榜單。余華新作之所以廣受好評，不僅僅是因為它的語言和想象力，更主要的是它又一次展現(xiàn)了余華對“人”的叩問。

《文城》這部新作充滿了一種虛無縹緲、動人心魄的詩意。尤其是小說的名字“文城”，這個名字在小說出版以后引發(fā)了讀者的廣泛討論。其實，小說的名字原本不叫“文城”，而是叫“南方往事”。在寫作的過程中，余華一直覺得“南方往事”這個題目不夠貼切，于是便和妻子商量。后來，在妻子的建議下，小說的名字定為“文城”。“文城”這個題目就是一個更開放、更虛無的題目。余華之所以將小說的題目定為“文城”，就是想告訴讀者這個“城”是不存在的，給人一種虛無縹緲的詩感。整部小說都是圍繞著這個根本不存在的地方“文城”而展開的。小說中，有一天，一男一女來到林祥福家，自稱為兄妹，男的叫阿強，女的叫紀小美，來自文城，準備前往京城投靠在恭親王府上班的姨父，想在林祥福家借宿。沒想到這就是一個騙局，兩人也根本不是兄妹。后來，林祥福和紀小美結了婚，妻子紀小美兩次離開他。在妻子離開他之后，主人公林祥福終其一生都在尋找妻子紀小美隨口編造的虛構之地“文城”，沒有人明白他為什么找一個完全不存在的地方，甚至林祥福自己都不清楚為什么一定要找到這個地方。可以說，林祥福不像是主動要去尋找“文城”，而像是被某種東西牽引著、誘動著去尋找。此外，“文城”到底在哪里？阿強和紀小美為什么要編造“文城”這個地方呢？僅僅是為了偷走林祥福家的金條嗎？如果不是，那又是為什么呢？可以說，正是這一系列問題賦予了整部作品一種捉摸不定的詩意。

“文城”更像是一則生命的寓言，是由想象補綴而成的精神烏托邦，它預示著人們永遠實現(xiàn)不了的理想不過是一種海市蜃樓。《文城》主人公林祥福終其一生都在尋找妻子紀小美隨口編造的虛構之地“文城”的故事，一是喻示了人生是一場無盡無望的等待，體現(xiàn)了人生最大的苦難莫過于虛無和徒勞。

二是表明人在亂世之中，誰都無法獨善其身。即使林祥福沒有離開北方來到南方，他也不可能過上安穩(wěn)的日子。三是反映了人性中的真、善、美。小說主人公林祥福是一個重情重義、善到極致的人物，好心收留阿強和紀小美，給很多人免費修理門窗，孤身一人拿著贖金去救溪鎮(zhèn)商會會長顧益民。可以說，“文城”這座城象征著人性的美好，告訴人們人性中的真、善、美會在中華大地上永遠傳承下去。《文城》反映了人世間最重要的主題——信、守、愛、仁、義，體現(xiàn)了余華對人的關懷。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楊慶祥教授非常看好《文城》，一開始在聽到“南方往事”和“文城”這兩個書名的時候，以為“南方往事”名字會很“虛”，“文城”則更偏向于現(xiàn)實。但在讀完《文城》之后，他發(fā)現(xiàn)“文城”這個書名更“虛”，更適合這部新作。

楊慶祥曾在《〈文城〉的文化想象和歷史曲線》一文中評價道：“‘文城’作為一個虛化的地名，承載著主人公的希望和信念，以此余華擴大了他寫作的地理，由北及南，又由南向北，其內在精神的指向，卻是超越了地域的一種民族共同性：堅韌、信守、重義、互助。這是《文城》的隱喻，也是一種文化生生不息的秘密。”《文城》出版以后，很多出版方將《文城》和《活著》進行比較，將小說的主人公林祥福與福貴進行對比，認為兩位主人公的命運具有一致性。在余華看來，《文城》和《活著》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小說，不能進行簡單的對比，《文城》更像是一部區(qū)別于寫實作品的戲劇性傳奇小說。他在接受“澎湃新聞”、《南方周末》、《新民周刊》等媒體采訪時多次強調：“《文城》的敘事立場與《活著》不一樣。

《活著》是寫實主義的敘述，《文城》是借助了傳奇小說敘述方式，它的敘述是戲劇性的。”其實，余華早期寫武俠小說、偵探小說和才子佳人小說的時候就已經(jīng)想過要創(chuàng)作一部傳奇小說，但是后來放棄了。直到《文城》創(chuàng)作之初和修改的時候，余華才漸漸意識到這部新作中的很多人物都充滿戲劇性的色彩，這就是他想創(chuàng)作的傳奇小說。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文城》作為余華時隔八年的新作，與小說《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的故事有相似之處。主人公林祥福和《活著》的主人公福貴一樣都經(jīng)歷了很多苦難，他五歲失去了父親，十九歲失去了母親，和紀小美結婚后被妻子卷走了大部分財產。妻子紀小美發(fā)現(xiàn)自己懷孕后，回到了他的身邊，之后生下了女兒。好不容易以為自己的幸福生活開始了，紀小美又一次消失不見。林祥福只好帶著女兒開啟了尋妻之路，找妻子紀小美隨口編造的虛構之地“文城”。不僅是林祥福，小說中的其他人物也有不幸的經(jīng)歷。

例如林祥福的合作伙伴陳永良，因為連年干旱，不得不帶著妻兒背井離鄉(xiāng)，逃到較為富裕的溪鎮(zhèn)；陳永良的兒子陳耀武一開始不幸少了一只耳朵，后來又被別人騙到國外做勞工。再如溪鎮(zhèn)商會會長顧益民，好不容易才被人救出險境，兒子也可以說是杳無音訊。必須指出的是，雖然《文城》的人物設定與余華以往作品中的人物存在相通的地方，但也正是這種“重復”凸顯了余華作品的可貴和魅力，體現(xiàn)了余華從始至終對“人”的關心和對“生命”的叩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