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城頭硝煙彌漫,史可法在城破前夕秘密送出的一封書信,竟成為南明王朝最后的火種,悄然改寫了此后三百年的歷史評價。
1645年四月的揚州,空氣里彌漫著鐵銹與恐懼的氣息。城外,清軍統帥多鐸的十萬大軍已合圍這座孤城;城內,史可法麾下僅剩的四千殘兵糧草將盡。這座江南重鎮的命運似乎已成定局,但就在城墻將傾之際,史可法做了一件鮮為人知的事……
他秘密召集七名死士,在燭光搖曳的督師府內,將三封密信縫進他們的衣襟。這些信件的內容,直到三百年后才被完全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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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回溯到1644年,崇禎皇帝自縊煤山的消息傳到南京時,史可法正在長江邊巡視防務。作為南京兵部尚書的他,面對破碎的山河與南明朝廷內部激烈的黨爭,最終選擇北上揚州,承擔起阻擋清軍南下的重任。
當時的揚州不僅是江南經濟中心,更是南明政權的精神象征。史可法深知此去兇多吉少,臨行前夜,他在給妻子的家書中寫道:“我此去揚州,有死而已。得死所,幸也。”
史可法選擇揚州作為防線并非偶然。這里水網密布,城墻堅固,是阻擊北方鐵騎的理想地點。然而他抵達時才發現,朝廷許諾的援軍大半未至,糧餉器械嚴重不足,更要命的是城內軍心浮動,許多將領已在暗中與清軍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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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軍于1645年4月15日完成對揚州的合圍。多鐸先后派出五批勸降使者,承諾只要史可法投降,不僅保全性命,更可封以高官厚祿。
據《明史》記載,史可法對最后一次勸降的回應是:“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我頭可斷,而志不可屈。”他將勸降書投入火中,下令全軍:“有敢言降者,立斬。”
接下來的七日攻防戰慘烈異常。史可法創造性地運用揚州水網特點,在城外挖掘縱橫交錯的壕溝,引運河水灌注,有效遲滯了清軍騎兵的推進。
他親自登上最危險的西門城樓督戰,箭矢數次從他身邊掠過。最危急時,清軍已登上西北角城墻,史可法親率家丁組成的敢死隊發起反沖鋒,硬生生將缺口奪回。那一戰,他的鎧甲上插著三支未拔出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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燭光下,史可法將三封連夜寫就的密信交給他們。這些信件被用油紙仔細包裹,縫進衣襟內側。第一封致南京朝廷,詳細分析當前戰局與日后抗清戰略;第二封致他的學生與舊部,囑托抗清大業;第三封最為特殊——這是一封寫給未來歷史的證言。
信中不僅記錄了揚州保衛戰的真實經過,更揭露了南明內部諸多不為人知的矛盾。史可法預見到自己殉國后可能遭受的污名化,他在信中平靜地寫道:“后世論我,但憑此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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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名死士從不同方向潛出揚州,其中五人成功突破重圍。這些密信后來一份抵達南京,兩份流落民間,三百年間若隱若現,逐漸拼湊出歷史真相。
4月25日,清軍集中紅衣大炮轟擊揚州西北角,城墻徹底崩塌。史可法見大勢已去,拔劍自刎,卻被副將許謹奪下劍刃。在部下拼死護衛下,他退至城內繼續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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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殉國后,清軍因攻城傷亡慘重,下令屠城十日,這就是歷史上慘痛的“揚州十日”。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正是史可法拼死抵抗的這十天,為南明政權贏得了寶貴的喘息時間。
史可法殉國的消息傳開后,江南各地抗清力量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他生前安排的防御體系在他死后仍在發揮作用,清軍用了整整一年時間才完全控制江南。
那七封密信中,致南京朝廷的一封雖然未能改變南明迅速滅亡的命運,但其戰略思想卻被后來的抗清力量借鑒。鄭成功進攻南京時所用的許多策略,都能從這封信中找到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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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舊部的信件中,史可法特別強調“民心可用,江湖可據”,這直接影響了后來夔東十三家等義軍長期堅持抗清的戰略選擇。
而最引人深思的是那封“給歷史的證言”。乾隆年間,清廷為收攏人心,公開表彰史可法忠義,追謚“忠正”。此時史可法的密信陸續被發現,其中對明朝弊政的尖銳批評,對自身局限的深刻反思,塑造了一個更加復雜、真實的歷史形象。
今天,揚州梅花嶺上史可法衣冠冢前香火不絕。那些曾經縫在死士衣襟里的密信原件已不知所蹤,但抄本與記憶卻代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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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七名死士中最后一位幸存者的后代,至今仍在揚州生活。他說,家族傳下一句話:“史公之志,不在守一城,而在守天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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