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歲朱楓2月26日夜間吞金自盡未遂

生死之間

朱楓是在2月26日夜間吞金自盡的。

被捕之后，她料到臺北方面一定出了問題，否則不會到舟山來抓 她。羈押定海看守所的這些日子，她的思想一直在激烈地斗爭著，“以 死相拼”的念頭早就萌生了，但嚴密的看管讓她找不到機會。

這天深 夜，因受風寒患重感冒的朱楓發高燒，口渴難忍，摸索著起床到對面 桌上取熱水瓶，黑暗中不慎跌了一跤。她抬起頭來，看到緊鎖的門縫 里仍透著一線光亮，門外并沒有什么動靜，在憂慮與病痛的雙重交纏 中，終于橫下一條心來 ……

她用滾燙的手指，將貼身掛的一塊金鎖片扯帶著金鏈條取出，又撕 開海勃龍大衣的肩襯，那里有她密藏的一只金手鐲。她用牙咬、用手掰， 把金鎖片和金鏈條分開、手鐲折為兩段。然后， 一面屏息留神門外打瞌 睡的看守，一面將這幾件金制飾品，和著一杯熱水分四次吞了下去。

吞咽的過程是艱難的，刀割喉管似的劇痛和翻江倒海似的脹墜感， 相繼向她襲來。決心一死的朱楓以超凡的毅力掙扎著、忍耐著，默不 出聲。

她自幼聽說過愛國名將、同林則徐一起抗英的兩江總督裕謙的 故事，那是一百多年前的鴉片戰爭中，發生在她家門口梓蔭山麓的悲 壯一幕：

督師鎮海并“誓與城共存亡”的這位封疆大吏，當英軍攻陷城池，他被親兵簇擁著退至縣學孔廟的時候，將懷中用黃巾裹著的授 印和一封遺書交代給左右，然后從容鎮定地整頓裝束，遙對京闕方向 行完跪拜禮，縱身跳進了大成門前的泮池……但裕謙并沒有死，他是 在被部屬救起后送往鄰縣余姚的途中，又乘人不備，吞金而亡的。

與 他同時犧牲的還有自縊殉職的鎮海縣丞李向陽、陣亡在定海前線的三 位總兵葛云飛等。

為紀念“靖節公”(裕謙的謚號)和其他先賢，后 人在招寶山下建起昭宗祠，每年8月的烈士殉難日里，鎮海官民都要 在那里舉行公祭。

朱楓上小學的時候，也常跟老師、同學去參觀憑吊， 那些當年閃爍在炮火硝煙與腥風血雨里的忠肝烈膽，早已像故鄉風物 一樣刻骨銘心地化作了她最深的記憶——在生命垂危、備受煎熬的此 時此刻，這一切是否會又浮現在她的腦海，給她的靈魂以最后的指引 和遁入大化的召喚呢?

第二天清晨，看守人員打開囚禁室的房門，目擊的景象使他大為 吃 驚 ：

高燒未退又強忍著腹中劇痛的朱楓，在床上蜷縮成了一團，面色 發青，人已昏迷。撕開了肩襯的海勃龍大衣上，還殘留著金首飾折斷 后的碎渣。

看守人員連忙向主管者報告，請來醫生查看，很快明白了事情的 原委，趕緊實施搶救：強制灌下瀉藥后，卻并不見效。

就在這時，臺 北方面也在催促著“要人”,一架飛機將生死未卜的“重犯”從定海 押送回臺北。

飛機在臺北機場一著陸，守候在那里的保密局人員立即用救護車 將朱楓直接送往××總醫院，毛人鳳們知道留“活口”的價值，怎 么也要讓朱楓活下來。

先給她照了X 光片，清楚地看到那四件金東西 還在胃里，大夫們研究后決定，還是繼續用瀉藥，如果不行再開刀。

結果是服藥一夜以后，再照X 光時，發現異物已從胃部進入腸道，又 過了一天，東西全部排出，醫生和特務們都松了口氣。

死神沒有收留我們的主人公。

回到臺北的朱楓仍然要以另一種方 式去抗爭——那是也許比“死亡”更為艱難的“活著”:在她最不情 愿待的地方，再次經受人間最嚴酷的考驗。

夫人王碧奎的被捕只是毛人鳳們對付吳石本人的第一招。自從保 密局傳訊和扣押聶曦上校之后，吳將軍的可疑身份已經暴露。就在吳 太太被捕的第二天晚上，特務們再次敲開吳家的大門。

聽到勤務兵的通報后，身穿睡衣的主人從臥室里走出來。不速之 客已站在會客室里，還是昨天來的那一撥兒人，為首者很有禮貌地說：

“吳先生，這么晚來打擾您，是因為您太太的事，上峰說還必須 請吳先生親自去一趟才能夠解決。”

這是意料中的事，吳石坐在沙發上沒有多考慮，便站起身來：“好， 我這就去。”

說完就回房間換衣服，穿上一套草綠色的軍便服，然后招呼隔壁 的女兒，小聲地要告訴她什么。這時候從會客室一直盯到臥室里來的 兩個特務，連忙上前干涉，要他有話就公開說，不能耳語。吳石很不 高興地掙脫兩個家伙的糾纏，走回會客室坐下：

“我不去了，你們能將我怎么樣?”

剛才站在客廳里說話的那個領頭的，又軟中帶硬地回答說：

“這是我們的公務，請吳次長見諒。要是不去的話，上峰有命令， 我們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方法完成任務。”

他說完這話就掉頭出門， 一輛黑色轎車早已停靠在門外。另外兩 個小特務隨即緊挨著吳石，擺出一副挾持的架勢。

這時，女兒學成從 臥室里沖出來，一把拉住爸爸，大聲號哭起來。

吳石強壓著自己激動 的情緒，慈愛地摸著女兒的頭，安慰她說：

“學成，別怕，爸爸去了，媽媽就會回來的。你在家里帶好弟弟， 好好念書啊!”

留下身后女兒嗚嗚地哭泣，吳石跟著那兩人坐進黑色轎車的后座， 車門關上開走了。

在厄運降臨的緊急關頭，吳石這位勇敢的抗日將軍和愛國民主人 士，也像朱楓那樣義無反顧地選擇了“以死抗爭”。他是在夫人被捕 的當晚，就服用多粒安眠藥，打算結束自己的生命——想必是由于保 密局已經對吳宅進行監控，他的異常很快被人發現后，立即入室逮捕， 意識尚清醒的吳石又拔出左輪槍，對準自己……

將軍的努力沒有能奏效，手槍被人奪了下來。命運，同樣 給他安排了一條比“死亡”更崎嶇難走的路。

與吳石被捕差不多同時，著名報人龔德柏因為公開發表批評蔣 介石政策的言論，由蔣本人親自下令，保密局特務將他從臺北家中 抓進了監牢， 一關就是七年。

這位1891年出生于湖南，外號“龔大炮”, 被李敖稱為“中國報學史、世界報學史上最特立獨行的報人”,以他 的七年囹圄之災和獄中見聞寫了一部《蔣介石黑獄親歷記》,其中對 “吳石案”有關的人和事也有零星的記敘。

此“秘密書稿”和寶貴史 料直到龔德柏死后多年，才被同樣特立獨行、敢于直言的李敖所“秘密取得”,并于1991年3月在其主辦的《求是報》上獨家刊出，世 人自此才得以窺見幾十年前“自由中國”的歹徒們在暗無天日的臺 灣島上所經營的讓“希特勒的德國亦當自愧不如”的“保密局黑獄” 的些許真相。

龔德柏于1950年3月9日被捕，只比吳石晚了一個多星期，他 所住的四號牢房就在吳所住的三號隔壁。

保密局監獄前身是日據時期 的軍人監獄，原先的單人牢房“約九英尺長、四英尺半寬”,折合公 制五平方米的面積都不到。這樣狹窄的地方，因為國民黨抓人太多， “第一晚就睡了四人，第二晚增至六人，第三晚又增一人，以后均為 七八人，有時增至十人。這樣睡的問題已非常嚴重。

但至5月10日， 我被他人擠得連坐都不能坐，只得站立三小時。‘自由中國’進步至 如此地步，希特勒的德國亦當自愧不如了。

幸而只一星期，救星下 降，即國防部次長吳石經醫生檢驗，血壓高至二百余度，非得安眠， 有即日腦溢血而死之危險。

但吳為要犯，非明正典刑不可，所以特別 由吳石所住之三號，調出若干人，由四號調我、由十號調羅澤閩至三 號，共湊成七人。此七人局勢維持數日，又成為八人。”

以上摘自龔氏“黑獄記”中《住的問題》一節。

除老虎凳、坐飛機外，還有火刑。即把火在犯人身上 燒，燒過還不招供，則把火放入口中。據說臺共四大首領之 一張志忠，曾受過此刑。張于四十三年五月間，在桃園監獄 同我住過數天，惜當時忘記向張證明此事，殊以為憾。

此外是否還有別的刑法?我不知道，不敢亂說。

…… (我)只恐我的死不為世人所知，則未免使死我 者太占便宜，所以還希望活著出牢門，把我的故事與牢中離奇古怪的事，告訴世人。

因為世人只知道有特務，但特務有 這等牢獄，使希特勒的牢獄亦為之減色。臺灣在牢獄進步方 面，竟能占世界的第一位，世間殊少有人知道。欲為之記錄 以傳于世，不但是我的希望，而且也是一切“享受”其牢獄 風味的人一致的希望。所以我對于這種任務以為責無旁貸， 務使希望能完成此任務，免使多數人失望。

可惜在這位“責無旁貸”者的筆下，并未留下當年同監的“要犯” 吳石和朱楓的形影，恐怕是因為他們的身份過于“特殊”,即使像龔 德柏這樣的資深報人和同牢難友也不敢或不能與之接近。

在龔的筆 下，只記錄了“吳石案中之牽連者”、另一位中將級軍官陳寶倉的獄 中情況。

陳寶倉，1910年生于河北，保定軍校畢業。

抗戰時期他同吳石一 起服務于第四戰區，曾任張發奎麾下的副參謀長。

抗日戰爭勝利后， 陳寶倉從廣西奉調回重慶，隨后被派往青島，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軍政部特派員身份負責主持中美盟軍接受日軍投降儀式。后來任改組 為“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部”中將總監。

據說，他在赴臺之前，就 有投奔北平解放區的打算，當他從上海撤退至廣州時，亦曾和當年第 四戰區的老同事、中共地下黨員吳仲僖接觸，表示了向共產黨靠攏的 愿望。

吳仲僖做了他的思想工作，說如去臺灣可向中共方面提供軍政 情報，后來仲僖與好友吳石見面，也將這個情況見告，要他抵臺后可 以同陳聯絡。

誰知在保密局特務的記錄卡上就留有陳將軍“通共嫌疑”的案底：

1王正均，吳石副官，福建人，因“吳石案”被捕后，于1950年7月被害，年僅 二十七歲。

審訊者拿出在吳石家搜查到的一份有關臺灣兵力 配備情形的手抄件，系陳寶倉所寫，核對筆跡后，陳無法隱瞞，只說 自己并不知道吳石“通共”,以為他索要資料僅為“參謀研究”之用， 審訊者自然不信，于是大打出手。

在龔德柏的“黑獄記”中有這方面 的記敘，并稱他為“似共非共，慘遭毒打的特殊人物 ”。

讓“希特勒的德國亦當自愧不如”的蔣家鷹犬們，為了創造青天 白 日旗下“占世界第一位”的恐怖黑獄，可謂不遺余力又無所不用其極。

我們在前面敘述過，蔡孝乾被捕后帶著保密局干員去臺共同情者黃天 家抓人，他自己趁天黑逃跑，氣急敗壞的特務們把黃天的一家大小全 都抓進了監獄，并埋伏在黃家，將回家的男主人捕獲。

為了逼黃天供出蔡的下 落，保密局的特務們使出“絕招”:將黃天的兩只大拇指綁在細麻繩上， 再將繩索掛過屋梁。當麻繩拉起時，黃天雙腳一離地，全身重量都落 在那兩只皮開肉綻的拇指上，痛得他撕心裂肺地喊叫、屎出尿流，慘 不忍睹……

就這樣招出了蔡孝乾躲在阿里山竹崎的下落，黃天本人卻 依然慘遭槍決，他的妻子和五個兒孫也被關了半年到一年半，弄得家 破人亡。

而保密局一心要追捕的蔡孝乾呢?

在逃跑兩個多月后，這個已 成“軟腳蟹”的臺共領導人再次被捕。這回毛人鳳們不再掉以輕心了，

他們用盡了一切可能的手段逼其就范，本來就開始轉向和出賣同志的 蔡孝乾，徹底敗下陣來，死心塌地做了叛徒。

由于他的叛變投敵，致 使臺共的高層干部大部分被國民黨“肅清”,臺灣左翼分子和左翼機 關也紛紛遭逮捕和破壞，包括地下黨員在內的被捕人數達一千八百人 之多，造成了臺灣現代史上的“撲殺紅色時代”。

蔡孝乾投敵后，加 入了國民黨，并在保密局里干起了特務的勾當，從保密局設計委員會 委員，升至“匪情研究室”少將銜副主任。“臺工委”中的另外兩個 叛徒陳澤民、洪幼樵，也當上了國民黨的上校。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很長一段時間內，毛人鳳不讓蔡、陳、洪在 保密局內辦公，而是另外安排地點并嚴加警衛，以防中共地下人員對 他們施以報復。

這三個投敵分子卻不以為然，抗議說：“我們都投降了， 還監視我們干什么?”

當局雖經解釋也不管用，為安撫他們只好撤下 警衛，給每人配兩條德國大狼狗。

據說，當時臺灣經濟緊張，這些狼 狗天天要吃肉，每月所耗相當于一位少校的薪水——其實，當上了“少 將”和“上校”的蔡孝乾他們，不就是國民黨所豢養的幾條專咬共產 黨人的“斷了脊梁骨的走狗”嗎?

“蔡孝乾久經中共長 征及對日抗戰，吃盡苦頭，故返臺后即生活腐化，思想動搖，失去領 導能力”——這句話里的那個“故”字用得不通也欠準確，但“生活 腐化，思想動搖”卻是實情，活畫出了蔡孝乾及其同伙從胸懷遠大的 革命者墮落為可恥叛徒的主觀“動因”,亦可謂是自報家丑的“過來 人之言”了。

我們的主人公朱楓，身陷這座虎狼般的保密局黑獄，又有怎樣的 表現呢?

我們在本書開頭曾引用過該“匯編”之《吳石等叛亂案》 專章中，“對本案之綜合檢討”項下一段關于中共女特派員朱楓的議論：

朱匪于被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對應付事變，早 作準備；匪干 (指朱楓) 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犧牲個人 生命之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 ……

這是以“斬盡殺絕”共產黨人為職責的國民黨情治機關，對它不 共戴天的敵人和對手所作出的難得“褒揚”之詞。

共匪運用女匪干朱諶之與我臺省警務處電訊管理所主任 王昌誠(王經查明無罪恢復公職)之至親關系辦理入境證，及寄居王家，以掩護身份進行工作，此種大膽深入之方式， 頗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

共匪運用黨性堅強，學能優良之女匪干，擔任交通聯絡 工作，極易減少外界之注意與達成所負任務。

朱匪行蹤飄忽，思想頑固……

當保密局在對吞金后的朱楓“實 施緊急救治，始獲保全性命，旋即一面予以療養優待， 一面進行政治 說服”,企圖以“攻心”與“感化”來勸降她，結果呢?

卻是——

朱諶之，這位太太，曾經用十行紙寫了一大本的回憶 錄，評述她參加共黨的歷史經過。她對于在共黨內部所有的 相當高的地位，是引以自慰的。

但我們從剛才轉引的那個殺人如麻、腥風血雨的白 色恐怖年代所留下的“只言片語”上，不也同樣清晰地看到了“閃爍” 其間的一個甘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的女共產黨員的“忠肝烈膽”!

無獨有偶的是，吳石將軍也在這座人間黑獄里留下了一份長長的 “自白書”。

以“我 家累世寒儒，讀書為善，向為鄉鄙戚友敬愛，先君生余已屆晚年，所 期許者甚深”開頭，記敘生平經歷與抱負、所學與所著,一個愛國憂時、 忠慎勤勉、術業有成的戎馬書生和軍事學者的形象躍然紙上。

將軍自 知性命不保，唯懇切期望他以畢生之力所搜求的中外兵書、作戰史料， 尤其是跟日本有關的軍事著作能得到后人的重視，這些書籍資料雖然 散失很多，但仍有相當部分留在福州鄉間，因此“亦望將來兒輩為我 整理保存，如能請諸友好協助，為我設小規模圖書館以作紀念，保余 愛書與好讀之美習傳諸后人則何幸如之”。"

身為丈夫和父親，吳石在這份“最后的家書”中，也向他的夫人 王碧奎和兒女們傾訴了內心的款款深情：

“余年二十九方與碧奎結婚， 壯年氣盛，家中事稍不當意便辭色俱厲，然余心地溫厚，待碧奎亦克 盡夫道，碧奎既能忍受余之憤怒無怨色，待余亦甚親切。卅年夫婦極見和睦，此次累及碧奎，無辜亦陷羈縲紲，余誠有負渠矣。”

緊接著， 他又痛陳在長年戰亂和動蕩的生活中“因乏良醫良藥”和交通事故而 連喪四男的傷心事，對尚在大陸讀書和臺北身邊的兩兒兩女表示了無 限的鐘愛與思念之情，于“涔涔淚下”之中，對他們諄諄告誡和交代 后 事 ：

余素不事資產，生活亦儉樸，手邊有錢均以購書與援助 戚友。抗戰前余薪入較豐，羨能于抗戰期間補貼無遺。勝利 后以人事紛冗用度較大，有賴劉改蕓兄與長芝族重侄1經濟 上援助者靡少，余何能忘之。所望兒輩體會余一生清廉，應 知自立，為善人，謹守吾家廉節儉家風則吾愿足矣。

僅此“遺囑”中不忘他人之恩和“謹守吾家廉節儉家風”兩句， 已足見這位中華赤子的磊落襟懷和高風亮節了。在生命的最后途程中， 縈繞于他心頭的依然是報效祖國的生平事業與軍事科學；依然是生已 不能相聚、只能期許寄望的親友與后輩。

自白書的結尾，是吳石這位曾受業于何梅生先生之門、詩詞造詣 亦相當精深的愛國詩人所留下的一首“絕唱”,詩云：

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總未空；

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告我翁。

有生就有死。在生與死之間，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抉擇。

1“長芝族重侄”即吳長芝。1946年，吳石發展從美國歸來的吳長芝秘密加人“民聯”, 在上海開辦大興貿易公司作為聯絡點，掩護“民聯”展開地下工作并提供活動經 費。吳石在遺書中以“余何能忘之”五字，堅定地表達了他對 革命事業和戰友至死不渝的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