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亞平:中外農產品貿易競爭的溯源與未來:外國農產品為什么能在中國城鄉“橫沖直撞”？

編者按：文章將以系列推出，分為《從“自給自足”到“兩個市場”的形勢變化》《外國農產品為什么能在中國城鄉“橫沖直撞”》《中國農產品難與洋貨“刺刀見紅”的幾種說法》《應該怎樣看待我國農業生產的綜合成本》《勞動生產率低下的問題也要冷靜剖析》《農業生產方式多元化視角下的再考察》6部分進行討論，今天發出之二。

回顧之一：

外國農產品為什么能在中國城鄉“橫沖直撞”

然而，無論是指責中國的廣大消費者崇洋媚外沒有愛國之心也好，還是怪罪國家海關沒有盡職盡責看好和把牢自己的“關門”也罷，這些顯然都是片面與偏激之詞。

所謂經濟“全球化”，按照1995年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份報告中的說法，就是指跨國商品與服務貿易及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廣泛傳播，迅速使各國的經濟相互依賴性增強。農業的全球化，就是指農業生產與經營的全球化。

具體地講，農業資源的配置不再局限于本國，而是由農業生產主體按照市場經濟的法則在全世界范圍內去尋找更加物美價廉的資源；消費者也可以在全球范圍內自由選擇心儀的農產品，而不僅僅局限于本國的市場。當然，選擇也不能隨心所欲，唯利是圖，為了維護這個自由貿易局面并保障其正常運轉，世界各國之間需要共同形成彼此遵守的一個競爭規則與解決問題的統一辦法。

但是，按照辯證法的哲學解釋，任何事物均有兩面性，亦都是一分為二的對立統一體。當下的農業全球化對所涉及的國家特別是對我們中國而言，不僅僅只帶來了空前窘迫與日趨危險的嚴峻挑戰，也帶來了轉型升級與繁榮發展的寶貴機會。

我個人認為，之所以把這些挑戰稱之為寶貴機會，主要考慮以下幾點：

一是能夠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形成的倒逼機制，促進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轉換觀念，采取更加有效的方針路線與政策去主動應對和積極融入農業市場化、全球化的時代發展源流。

二是能夠促進中國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過去那些不符合市場供求關系的產業結構與產品結構，引導農業逐步脫離只重數量不重質量的粗放經營軌道，不斷地向品種優、質量好、效益高的集約經營方向轉型升級。

三是“關門”被打開之后，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中國農產品將越來越多、越來越強，反過來又會進一步促進農業產業化特別是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步伐，能夠更好地服務于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繁榮這個戰略目標。

四是不再局限于自給自足，而是能夠很好地發揮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正面效應，加快構建我國現代農業的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實現我國農業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

所以，我們既要看到挑戰，也要看到機會。市場經濟從來不相信眼淚。按照價值規律的基本原理，不管國內市場還是國際市場，商品必須遵循平等競爭的原則來進行交換。誰消耗少、成本低、品質優、價格廉，誰就獲得市場的青睞和消費者的擁抱。否則，你生產的商品就會無人問津，不可能賺錢甚至一定虧本，最后必然慘遭市場淘汰。這與消費者所謂的階級覺悟與愛國情懷沒有蠻大的關系，完全屬于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生產與流通銷售的內在規律性。

從理論上講，國際市場本來就是一個開放的市場，大家都可以在其中自由地競爭。然而，讓人驚訝的是：眾多外國大宗農產品為什么能夠充分利用國際“開放”的合法縫隙，堂而皇之、大搖大擺地來到中國，而且在神州大地上居然不管不顧“國貨”的歷史存在感，而任性地橫沖直撞，如入無人之境？這才是我們今天真正需要認真反省和深刻沉思的問題。

中國大宗農產品在平等自由的國際市場競爭之中嚴重缺乏“刺刀見紅”的戰斗力，“打拼”不過人家，只好忍氣吞聲，眼睜睜地看著“洋貨”從城鎮到鄉村，攻城略地如席卷，在多數人看來，其原因大約有以下三點：

一是發達國家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本身就很高，以我國農民當前的綜合素質與勞動生產率水平，肯定比不贏人家；

二是發達國家的政府的錢多任性，對農產品生產與出口實施大量的財政補貼，我國的財政補貼比較少，也拼不過人家；

三是我國缺乏厚實的關稅壁壘，進入門檻相對較低，配額管制形同虛設，給外國農產品大量闖關進口造成了“放水”的便利。

上述三點緣由多少有些道理，也確實存在事實上的一些必然聯系，但說一千道一萬，核心問題和真正癥結還是我們的產業實力與國家實力的綜合反映。不過，我要特別提醒一下，對于發達國家農業產業在國際市場中表現出來的強大競爭力，其緣故應該客觀分析和公正評價，不能思想情緒化，更不可意識形態化。

實事求是地講，諸如美國、澳大利亞、歐盟、加拿大等國家，農業資源稟賦好，耕地遼闊，資本雄厚，科技先進，服務周到，成為全世界農業現代化的“排頭兵”，確實具有強大的競爭力，這是國人眾所周知而且絲毫沒有懷疑的事情。就連亞洲的日本與韓國，雖然耕地資源不如上述國家那樣富裕，但也比中國人均與勞均多。而且，資本雄厚，農業科技發達之水平，特別是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水平更是明顯地高于中國。

資本和科技的貢獻率是衡量一個國家的農業先進與否的重要指標之一。與中國農業的投入長期嚴重不足的狀態相比較，多數發達國家的農業從來就不缺錢。基礎設施建設相當完善，而且還大手筆、豪華型地直接往農業科研、教育、生產，農產品加工、流通、銷售與社會化服務等各個層面上“砸”錢。

例如美國便素有“金融農業、鋼鐵農業、石油農業”之稱謂，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基本實現了農業的機械化、化學化、資本化，同時，美國也是第一個實現農業專家系統即數字化的國家。在全世界前50名的農業科技公司中，美國占了26家。世界十大農業大學排行榜中，美國就占了7所。全球十大種業公司中，美國的杜邦、孟山都集團公司的實力排名前三強。

以色列雖然國土面積狹小，而且沙漠戈壁占了三分之二，人口只有750萬，但其農業的很多領域均處于世界前列。以色列的設施農業更是全世界技術最為先進也是投資最為巨大的典型，每年吸引著大量的外國專家和游客前來參觀學習。正因為資本有機構成水平高，特別是物質與服務費用的占比很高，而且具有越來越高的發展趨勢，反映了他們的農業更多的是倚重于物質投入、農機裝備、科學技術與社會化服務等，這種資本有機構成優勢最終必然會充分體現到農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中來。

所以，這些先進發達國家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擁有強大競爭力，可以說是來自農業本身的各種比較優勢。這些方面我國存在明顯的客觀差距，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但是，我們也不能簡單地認定其農業的競爭力強就完全是由于資本雄厚與科技發達等緣故，其中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出于國家利益綜合平衡的考量，國家往往會對農產品出口給予強勁的財政政策支持。

例如2019年5月，美國農業部部長桑尼·珀杜宣布，由外國農業服務局（FAS）實施“農業貿易促進計劃”，針對特定出口目的地國發放金融撥款和財政補貼，以幫助農民開發新的出口市場。最近又宣布對馬鈴薯出口實施補貼。事實上，當中國因為應對美國發起的貿易戰而不得不對來自美國的大豆進行抵制時，為了支持美國農民增強向中國出口農產品的競爭力，美國政府早于2018、2019年間就已出臺了總計280億美元規模的農戶援助措施，還暗示2020年也將繼續實施。美國農民只有240萬人，僅憑此項補貼，每人每年便可從政府那里得到1萬多美元的收入。

西方發達國家每年給予農業的補貼，大約為本國農業總產值的30%—50%，而日本的農業補貼率更是高達52.48%。新世紀以來，我國也在努力加大對農業的補貼，按照WTO口徑計算，我國對農業支持的各種補貼總量，約占農業總產值的10%—12%，與歐美國家的補貼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反過來講，我國按照WTO規則，財政支農還有很大空間。如果我們的財政寬裕，也像美國政府那樣給每個農戶發放一萬美元補貼，那么我國的大部分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中亦必然會“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而且還會是“無往而不勝”。

對于發達國家的政府大把大把地花錢支持本國農產品向國外傾銷之政策，我們一直義憤填膺、恨之入骨，斥之為“殖民主義政策”和“帝國主義行徑”。其實，政府對本國的農業生產和農產品出口發放財政補貼一直是國際慣例。不只是發達國家，包括我國在內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都在“照葫蘆畫瓢”地推行。至于一些國家因財政貧窮沒錢給農業發放補貼則是另外一回事。發達國家有錢任性，可以巧立名目發補貼。只要不違反WTO規則，怎么“燒錢”都行，不能隨意給人家戴“帽子”、打“棍子”。

至于有人批評我國政府在外貿過程中對外國農產品進口實施讓步“放水”政策一事，我認為首先要搞清楚客觀事實，是不是真有其事。就算真有其事，也需要歷史地、辯證地、全面地作分析研判，透過各種“迷霧”看本質，才有可能找到正確的答案。

在全球化過程中，經貿活動主要還是經濟活動，我覺得不能隨便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例如有人說，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一直“亡我之心不死”，過去由于我們始終堅持毛主席確定的“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方針路線，沒有跌入他們設計的陷阱。后來帝國主義借WTO貿易談判的機會，才終于成功地撬開了中國農產品市場的大門。

我認為這種說法是極“左”思潮的遺毒，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一直受西方發達國家的封鎖，被排斥在世界經濟體系之外，這是導致我國經濟、教育、科技等領域較長時期一直停滯落后的重要原因。因此，中華民族要振興要強大，徹底擺脫“落后就要挨打”的命運，就必須努力擠進由西方國家先行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在參與中追趕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時代大潮。這是國家之所以下決心實施改革開放的重要動機和核心目標之一。

當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之時，為保護國家新興工業和現代金融業的茁壯成長，在十分艱難的多邊談判中確實對農產品進口問題作出了一些必要的讓步。按照“入世議定書”的要求，我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上農產品關稅總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過低的市場準入門檻從客觀上為外國農產品的大量進口創造了條件，但為了維護國家事務上的整體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犧牲局部利益，這既是戰術上的需要，也是戰略上的考量。如果事事都只想占便宜而總不能在某些方面吃點虧，那國際上還有誰愿意同你繼續玩呢！

現在，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每年農產品進口額占全球農產品貿易額的十分之一。進口農產品有些屬于結構性的需求，要么是氣候、土壤等條件的制約而不能生產；要么是產量和品質無法滿足國人的需求。如中國大豆的年需求量超過1億噸，而2017—2018年度國產大豆產量只有1528萬噸，只好從北美和南美進口9553萬噸以填補需求缺口。

我國生產大豆條件最好的是東北地區，畝產為230斤左右。如果不進口而自己生產的話，國家得專門拿出7.5億畝土地來種植才能滿足國人對大豆的消費需求。這對于耕地總量僅為18億—20億畝的中國來說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我們有限的耕地資源必須首先種糧，以確保“飯碗”端在中國人自己手里，這絕對是一個重大的難以兩全其美的矛盾問題。

有些農產品進口則屬于國家間整體利益的一個“棋子”。如當前正在進行的中美兩國間政治與經貿博弈中，中國不得不承諾進口400億美元美國農產品。而在中美貿易戰尚未開始的2017年，我國從美國進口的農產品總額只有241億美元。還有我國與非洲、南美洲一些國家的農產品貿易活動，很大程度上也是從整個經濟政治合作的大格局角度來考慮與安排的，屬于“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個重要部分。

同時，針對市場化、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我們要與時俱進，解放思想，轉換觀念，從發展路徑最佳選擇的角度去重新思考我國農業產業和糧食安全問題，對過去單純依靠國內的農業資源和生產要素來保障供給的戰略思維適當地作出調整，這也是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

作者簡介:宋亞平，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黨組副書記、研究員，政協湖北省第十二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著名“三農”問題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