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全民族抗戰時期是如何應對謠言的？

文/劉鶴亭

有讀者看完《青年毛澤東是怎樣應對謠言的？》（載《黨史博采》2025年第6期）后，向筆者建議說：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青年毛澤東是怎樣應對謠言的？》只寫到毛澤東1936年在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對一些流行謠言的糾正；是否可以簡要介紹毛澤東在全民族抗戰時期是如何應對謠言的？這個建議很好，茲參考《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毛澤東年譜》等權威文獻，按編年的方式梳理分析相關資料，以饗讀者。

1937年10月，毛澤東在《目前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提綱》中，分析抗日戰爭當時面臨的軍事上、政治上、財政上、經濟上的許多困難。這些困難為民族失敗主義者、漢奸、親日派所利用，以證明中國之不能抗日，以便利于他們的投降妥協。此外，這些困難“使抗日派內部一部分人發生動搖與失望，覺得抗戰的無辦法與無出路，同時他們又為親日派分子的‘不亡于日即亡于共’的謠言所威嚇”。換言之，親日派分子造作的“不亡于日即亡于共”謠言，用心惡毒，影響抗日派內部的團結，值得警惕。

1937年10月25日，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毛澤東對抗日戰爭中的投降主義進行了分析。他揭露日本帝國主義放出和平煙幕彈的真實目的，敏銳地注意到：“危險是在中國居然有些動搖分子正在準備去上敵人的釣鉤，漢奸賣國賊從而穿插其間，散布種種謠言，企圖使中國投降日寇。”簡言之，毛澤東提醒人們要警惕漢奸賣國賊散布的和平、投降的謠言，避免上當受騙。

◆《毛澤東與英國記者貝特蘭之談話》，刊登于1937年10月25日出版的《解放》周刊。

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中，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左翼集團、中間集團和右翼集團進行了分析。在分析右翼集團的表現時，毛澤東有預見性地指出：“目前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中的許多最壞的分子，正在策動分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是謠言的制造廠，‘共產黨暴動’、‘八路軍退卻’一類的謠言，今后將要與日俱增。”對這些不利于抗戰大局的謠言，毛澤東強調，“我們的任務是堅決地反對民族投降主義，并且在這個斗爭中，擴大和鞏固左翼集團，爭取中間集團的進步和轉變。”

1939年12月27日，《新中華報》刊載毛澤東向該報記者談話，駁斥國民黨軍某戰區司令長官部通報所散布的謠言。該通報稱：“據報，毛澤東已由新疆返延安，在本月五日向其所屬各負責人報告，李立三率領七百三十人，內有俄人及蘇聯飛機多架，將乘反攻敵人之際奪取中央政權，以蘭州為中國之莫斯科。”對這一惡毒的謠言，毛澤東針鋒相對地駁斥說：“這種消息是日本人造的，怎樣由中國的戰區司令部發出來，未免奇怪。”“一切想挑動國共分裂準備投降日寇的人，造作了千百件情報，但這一件是最拙劣的。”“‘奪取中央政權’，好大題目！明明是奪取邊區，還在今年七月就把邊區的旬邑奪取了，近日又奪取了邊區的鎮原、寧縣兩城，飛機大炮全使用上來了。據聞還要奪取邊區的慶陽、合水、淳耀、富縣，打下奪取延安的基礎。前面是日本人大塊地奪取中國國土，后面是中國人小塊地奪取陜甘寧邊區。”

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向國民黨提的十點要求》中，明確提出“取締特務機關”的要求。他寫道：“特務機關之橫行，時人比諸唐之周興、來俊臣，明之魏忠賢、劉瑾。彼輩不注意敵人而以對內為能事，殺人如麻，貪賄無藝，實謠言之大本營，奸邪之制造所。使通國之人重足而立，側目而視者，無過于此輩窮兇極惡之特務人員。”周興、來俊臣是唐武則天時的酷吏，他們實行廣泛的秘密偵察，任意用偽造的罪名逮捕他們所不喜歡的人，并且使用各種酷刑，加以殘殺。劉瑾是明武宗時的宦官，魏忠賢是明熹宗時的宦官。他們掌握大權，運用名為“廠衛”的龐大的特務組織，控制人民的言論和行動，并且用各種酷刑迫害和虐殺反對他們的人。毛澤東將國民黨的特務與歷史上背負惡名的周興、來俊臣、魏忠賢、劉瑾等聯系起來，同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民黨的特務機關是“謠言之大本營”。

1940年5月31日，新華社奉命辟謠，駁斥日本同盟社捏造的“毛澤東在甘泉逝世”的謠言。

1940年10月19日，蔣介石以何應欽、白崇禧的名義給朱德、彭德懷、葉挺發出電報（即“皓電”）。電報對堅持敵后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大肆誣蔑，并根據7月16日國民黨“中央提示案”的精神，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撤到黃河以北。同年11月9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復電何應欽、白崇禧，拒絕要八路軍、新四軍撤到黃河以北的命令，但表示為顧全大局，江南新四軍部隊可以移到長江以北。這個電報即“佳電”，由毛澤東起草。在“佳電”中，毛澤東寫道：“古人有言，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而事理之正，貴得其平。”“目前正屬奸偽思逞謠言紛起之時，亟宜調協各方，統一對敵，庶免為敵所乘，自召分崩離析之禍。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蕩，演成兩敗俱傷之局”。“佳電”提醒何應欽、白崇禧等要兼聽則明，不為漢奸等造作的惡毒謠言所誤導，造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消耗、讓日本帝國主義得利（即“我為鷸蚌，敵作漁人”）的惡果。

1941年5月25日，毛澤東在《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中指出：“日美妥協，犧牲中國，造成反共、反蘇局面的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正在日美蔣之間醞釀著。我們必須揭穿它，反對它。”他強調：“日本和軍事進攻同時發動了謠言攻勢，例如所謂‘八路軍不愿和國民黨中央軍配合作戰’，‘八路軍乘機擴大地盤’，‘打通國際路線’，‘另立中央政府’等等。這是日本挑撥國共關系以利誘降的詭計。國民黨中央社和國民黨報紙照抄散布，不惜和日本的反共宣傳互相呼應，其用意所在，甚為可疑。我們也應揭穿它，反對它。”針對這些謠言和污蔑，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提出：“一切對于共產黨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戰失敗，以利投降。我們應發揚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反對一切失敗主義者和投降主義者。”

1941年7月21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如何對付國民黨最近制造的第十八集團軍“近復擅自行動”的反共謠言。會議決定采取以下應付辦法：用事實揭穿這一謠言，并指出國民黨準備在蘇聯西線戰爭吃緊的時候壓迫我軍撤到黃河以北，美國企圖拉攏日本退出軸心國，醞釀東方慕尼黑陰謀；解放社發新聞或社論進行駁斥。

國民黨不僅制造關于八路軍的謠言，還制造關于中國共產黨的謠言。對此，毛澤東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進行反駁。1944年7月14日，他在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中指出：“國民黨斷言在我們黨內有持各種不同觀點的小集團，這是毫無根據的。國民黨自身被派別搞得四分五裂，因而不能設想會有一個真正團結一致的政黨，也許這就是這樣的謠言在重慶能有人相信的原因吧。”

194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最終勝利的一年。毛澤東對勝利前夕流行的一些虛假謠言，作了有理有據的分析和駁斥。

1945年2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的報告中指出：“關于時局問題，有些報紙特別是敵人方面經常散布謠言，說英國、美國、蘇聯這三個大國是不能夠團結的，說他們的團結是要破裂的，說他們中間有糾紛，有矛盾，有斗爭。”他一方面指出這類謠言得以散布的現實根基，即英國、美國、蘇聯“從前就有過糾紛，現在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正在開會討論，將來也還會有”。“法西斯主義者就希望三個大國不團結。還有一部分人（我們中國也有這樣的人）是反蘇反共的，他們早就希望英、美兩國有一天去打蘇聯。”但另一方面，毛澤東提出：從大的發展趨勢來看，在英國、美國、蘇聯所有的問題中間，“有很多問題是能夠取得相互一致的，能夠和氣解決的”。毛澤東的基本判斷和主要理由是：在英國、美國、蘇聯之間，“磨擦是有的，但是團結占主要地位，占統治地位”。“大家都擁護英、美、蘇三個國家團結，三個國家也會團結。為什么會團結？因為全世界人民覺悟了，因為這一團結現在能夠保證打敗法西斯，將來能夠保證世界的進步。”

◆1945年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開幕。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提出總結抗戰經驗、回擊反動派制造的謠言的任務。他指出：“中國是全世界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的五個最大的國家之一，是在亞洲大陸上反對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國家。中國人民不但在抗日戰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戰后世界和平上將起極大的作用，在保障東方和平上則將起決定的作用。”“但是多年以來，中國反動分子造作謠言，蒙蔽輿論，不使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所起作用的真相為世人所知。同時，對于中國八年抗日戰爭的各項經驗，也還沒有人作出全面的總結來。”由于反動分子造作謠言蒙蔽輿論以及我們自身沒有對抗戰的經驗作出全面系統的總結，毛澤東號召：黨的七大“應當對這些經驗作出適當的總結，借以教育人民，并為我黨決定政策的根據”。

◆《論聯合政府》

總結起來說，抗日戰爭不僅包括軍事實力的比拼，也涵蓋輿論領域的斗爭。從本文梳理可以看出，在全民族抗戰時期，謠言的主要來源是日本法西斯主義、中國國內的親日派分子（漢奸、投降派），以及國民黨的特務機關。他們制造的反共謠言，用心惡毒，不利于全民族抗戰的大局。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形形色色的謠言進行了有理有據的駁斥，這種駁斥和戰場上的軍事斗爭相互配合，有力保障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最終勝利。重溫一代偉人毛澤東在全民族抗戰時期應對謠言的歷史經驗，對我們今天解決“挨罵”問題、努力爭取國際話語權，也有啟迪意義。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侵權必究
維權支持：河北冀能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