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湖平被帶走調查，“南博盜畫案”繼續升級

本案已超越單一文物歸屬問題，成為檢驗文博系統透明度和公正性的試金石

對于82歲的徐湖平而言，今年平安夜里不平安。

這位原南京博物院院長正在以非自由之身，接受來自江蘇省委省政府、國家文物局的雙重調查。

2025年12月23日午間，幾輛汽車停在南京富貴山一棟將軍樓的獨棟別墅門口。徐湖平與妻子在自家居住被帶走，他們的保姆試圖跟隨，但很快被攆下來。

鄰居回憶，此前一晚徐家燈火通明，“以前他家從來不開夜燈，那天亮得跟鬼燈似的，特別反常?！?/p>

在超過40小時之后，徐湖平依然沒有返回居所的跡象。如公眾所期，等待他的或許還有嚴厲法律的制裁。

徐湖平被帶離自家別墅

幾乎在徐湖平夫婦被帶走的同時，新華日報對外通報，“江蘇省委、省政府決定，在前期初步核查基礎上，成立由紀委監委、宣傳、政法、公安、文旅、文物等部門組成的調查組，對南京博物院受贈文物保管處置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其他藏品安全問題，進一步全面深入調查，并依據調查結果對違法違規問題進行嚴肅處理，絕不姑息。調查處理情況將及時向社會公布?！?/p>

除了之前由文旅專班進行的調查，這次提級，直接增加了紀委監委、公安等可以采取強制措施的辦案單位。

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亦宣布，已成立工作組，從北京出發，赴南京開展調查工作。這意味著，由仇英《江南春》畫卷引發的輿情，出現了罕見的提級調查和罕見的雙重調查。

這場風波的源頭要追溯到1959年。當年，龐萊臣后人龐增和被迫向南京博物院捐贈了137件古代書畫，其中包括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

然而，2025年5月，這幅《江南春》圖卷突然出現在北京一家拍賣行的預展上，估價高達8800萬元。在龐萊臣曾孫女龐叔令舉報后，拍賣公司才作撤拍處理。

龐叔令于2025年6月28日前往南京博物院核驗捐贈藏品，發現包括《江南春》在內的五件畫作已不知去向。南京博物院對此解釋，這五幅作品在1961年和1964年兩次被專家鑒定為“偽作”，1990年代已依規定進行“處置”。

因為龐萊臣后人鍥而不舍的追問，仇英《江南春》圖卷緊急撤拍。在網友們的努力下，另外四幅的流向都已找到——

第二件：趙光輔《雙馬圖》，2014年上海嘉泰，230萬元；

第三件：王紱《松風蕭寺圖》，西泠印社2012年春拍，2300萬元；

第四件：王時敏《仿北苑山水》，2005年中國嘉德秋拍，55萬元。

第五件：湯貽汾《設色山水》，2007年北京大唐秋拍，估價8000—15000元。

這些畫作無論真偽，其巨大的市場價值與研究價值都是無法否定的，南博以低廉的價格處置，涉嫌國有財物的流失及不法的利益輸送。

徐湖平作為時任南博副院長，在1997年5月8日的文物撥交單上簽字批準，將《江南春》等作品調撥給自己擔任法人代表的江蘇省文物總店。

第一組數字引發關注：6800元與8800萬元的對比。2001年4月16日，這幅“偽作”被一位名為“顧客”的買家以6800元購得。而24年后，同一幅畫估價8800萬元，價格飆升超過1.3萬倍。

第二組數字是16萬與6800元的差距。據上海收藏家顏明透露，南京收藏家陸挺實際是以16萬元從文物總店購得《江南春》，但官方銷售發票上只寫了6800元。

第三組數字是時間矛盾。顏明表示1999年就在陸挺家見過此畫，但官方記錄顯示2001年才售出。這種時間差異引發了對交易真實性的質疑。

徐湖平與陸挺

徐湖平的身份重疊，為事件增添了復雜性。他不僅擔任南京博物院院長，還同時兼任江蘇省文物總店法定代表人。這種“官商一體”的身份安排，讓他既能以博物院領導身份批準文物“劃撥”，又能以商店法人身份“接收”并“銷售”。

更引人注目的是，徐湖平與陸挺關系密切。兩人同屬江蘇省收藏家協會核心成員，徐湖平任會長，陸挺為顧問。

徐湖平的兒子徐湘江也在2004年在上海成立藝術品拍賣公司，被質疑存在利益輸送。

南京博物院在法庭上出示的鑒定記錄大部分被打上了馬賽克，只露出“仇英《江南春》圖卷假”幾個字。這種不透明的呈現方式引發質疑。

謝稚柳之子謝定偉已公開辟謠，稱父親1961年無南京之行，《謝稚柳年譜》中也無任何相關記錄。這試圖推翻南博的鑒定說辭。

收藏家馬未都公開表示懷疑，他認為即使《江南春》是假畫，價值也不止6800元。購買發票顯示買家名字為“顧客”，這不符合規定，除非買家真的叫這個名字。

此次事件并非突發。上世紀九十年代，作為南京博物院副院長的徐湖平正帶著大家，拆封了另一個“超級資產包”：故宮南遷文物。2211箱，十萬多件。封條一撕，塵封半個多世紀的“固定資產”瞬間變成“流動資產”。

為什么要拆封這些文物？“徐湖平說要到海外辦展，得選些精品文物。”自2008年起，南博40余名職工多次聯名舉報徐湖平。材料曾刊于新華社內參，但17年來石沉大海。

南博退休員工郭禮典實名舉報，指控徐湖平在1980年代撕毀朝天宮庫房2211箱故宮南遷文物的抗戰封條，涉及約10萬件文物。按郭禮典的說法，拆封并沒有征得國家文物局和故宮博物院的同意。

根據郭禮典指控，打開這些“資產包”后，徐湖平采用了如下手法予以“盤活”：

第一步，核銷計提。拆封后，徐湖平便讓專家鑒定為“贗品”，或以“損毀”的名義計提。

第二步，關聯交易。這些“贗品”“損毀文物”轉身就低價進了江蘇省文物商店，然后再一拐彎，跑到了兒子或密友的拍賣公司。

徐湖平與兒子徐湘江

第三步，利潤套現。通過拍賣公司的流程，將這些文物換成真金白銀，完成“評估-轉讓-拍賣”的閉環，實現了從國有館藏到私人賬戶的周轉。

文物一旦離開博物館，就進入了一個復雜而隱秘的地下網絡。國際刑警組織數據顯示，全球藝術品非法交易年規模高達60億至80億美元，僅次于毒品和武器走私。而博物館流失的文物，是這個市場的高端貨源。

郭禮典的舉報信提及，徐湖平向2004年已落馬的江蘇省反貪局局長韓建林贈送書畫。顯然，并非一個韓建林收受了這種禮品。這層關系讓整個事件蒙上了濃濃的腐敗陰影。

隨著調查深入，文博系統長期存在的制度漏洞成為關注焦點。這場圍繞《江南春》的爭議，已超越單一文物歸屬問題，成為檢驗文博系統透明度和公正性的試金石。

溫馨提醒各大博物館：天干物燥，小心火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