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臺灣地下黨組織成立的來龍去脈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中共中央迅速將對臺工作列入工作議程，展開周密部署。1946年7月，中共正式成立地下黨組織“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臺灣省工委），積極開展各項秘密工作，為解放臺灣做準備。根據已獲取的史料，本文就中共臺灣地下黨組織的來龍去脈進行梳理，還原其發展歷程。

▲原中共臺灣省工委副書記、革命烈士張志忠

中共中央決定在臺建立地下黨組織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國民黨軍隊由美軍運送到臺灣，開始全面接收工作。面對這一重大歷史轉折，中共中央結合自身的政治追求與現實需要，立即向臺灣派遣了一批干部，決定成立中共臺灣地下黨組織。1945年8月，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在延安向蔡孝乾下達指示，明確由其負責籌建中共臺灣地下黨組織。

據臺灣“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保存的《蔡孝乾檔》記載：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決定派蔡到臺灣建立工作，由周恩來召去談話。因當時缺乏干部，指示到華中局調遣一批干部入臺，具體工作也由華中局指示。對于建立組織原則，還是依照精干隱蔽的政策，深入調查研究，與群眾取得聯系，以取得自己的立足。這清晰反映了中共中央對臺工作的基本思路：即以“精干隱蔽”為核心原則，強調組織的保密性與靈活性，避免暴露目標；同時注重與臺灣社會各階層的聯系，尋找合法掩護，逐步擴大影響力。

1945年9月，蔡孝乾遵照中央指示從延安出發，前往江蘇淮安，與中共中央華中分局負責人張鼎丞、曾山、劉曉等人會面。他向華中分局請求調派臺籍及閩粵籍干部赴臺工作，得到積極回應。在華中分局的支持下，蔡孝乾先后從新四軍中挑選了張志忠、林英杰、林昆、洪幼樵、許敏蘭夫婦、莊五洲、崔志信等8人，作為中共臺灣地下黨組織的骨干。

1946年2月下旬，蔡孝乾等人分批從淮安出發赴上海。上海地下黨組織安排上海臺灣同鄉會會長、中共臺籍黨員李偉光秘密接洽即將返臺的張志忠、蔡孝乾等人。李偉光利用其公開身份，為他們辦理赴臺證件、安排秘密接頭點，成為中共在臺滬之間的關鍵聯絡人。同年4月，張志忠、洪幼樵等先行抵臺，以“商人”“教員”等身份為掩護，在臺北、臺中、基隆等地建立秘密據點，積極聯絡舊臺共、原臺灣義勇隊、東區服務隊昔日革命同志，為建立中共臺灣地下黨組織做準備。蔡孝乾則因需等候參加國民黨“國民大會”（中共當時仍對和平談判抱有希望），暫緩赴臺，于同年6月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后秘密返臺。

▲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主要發起人謝雪紅

舊臺共干部積極開展準備工作

臺灣共產黨（1928-1931）作為日據時期臺灣人民抗日運動的領導核心，雖于1931年因日本殖民當局鎮壓而解體，但謝雪紅、楊克煌等核心成員仍保持革命信念。1945年臺灣光復后，這批“舊臺共”成員迅速重新集結，成為中共在臺開展工作的重要依托力量。由于舊臺共長期與大陸黨組織失聯，他們無法獲取中共中央在新時期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只能在摸索中開展工作。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臺灣民眾普遍對國民黨抱有期待，但謝雪紅始終保持高度警惕，認為國民黨政權未必能帶來真正的民主與自由。1945年8月25日，謝雪紅與謝富、林兌、李喬松等舊臺共干部秘密集會，商討臺灣革命運動方針、方式等問題，并起草《告臺灣青年書》，明確提出：“若臺灣同胞不能獲得政治上的民主，則仍須與國民黨繼續斗爭。9月初，她在臺中召集會議，討論如何組織群眾。”會議認為：“中國共產黨尚未到來，我們不了解黨的群眾方針和建黨方針，但我們必須把群眾組織起來，繼續爭取群眾，以便今后開展斗爭。”

10月5日，謝雪紅等人在臺中正式成立“臺灣人民協會”，宗旨為團結臺灣各階層人民，爭取實現民主政治。該協會發行機關報《人民公報》，開展政治啟蒙教育，救濟日據時期被捕的外省人，調解民間糾紛，深受民眾歡迎，迅速發展為全省性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組織。

然而，國民黨當局對人民協會的政治立場高度警惕。11月，陳儀頒布《人民團體組織臨時辦法》，要求所有戰后成立的民間團體必須重新登記或解散。盡管人民協會申請登記，但因其社會主義傾向明顯，被國民黨視為威脅，于1946年1月10日被迫解散。盡管如此，謝雪紅并未停止活動，仍秘密維持該組織運作，在臺中擴大政治影響力。后來，楊克煌、王天強、林兌、謝富、李喬松等人均成為中共臺灣地下黨的骨干成員，顯示出舊臺共干部在組織傳承中的重要作用。

舊臺共干部籌錢接辦“建國職業中學”，培育革命人才。這所中學原為日本人經營的私立學校，專授漆器加工等技藝，實行三年制學徒式教育。日本投降后學校面臨停辦。謝雪紅聯合林西陸等人籌款買下學校設備，成立經營基金，繼續辦學。她親任校長，任命楊克煌為教務主任。學校不僅教授職業技能，更對學生進行革命思想教育。謝雪紅曾說：“辦學校無利可圖，目的在于培養自己所需人才，即使虧損亦在所不惜。”這所學校后來因參加“二二八”事件的多名“二七部隊”重要干部任職其中，被國民黨認定為共產黨的“大本營”，最終遭封鎖廢校，但其在革命人才培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6年1月，謝雪紅、楊克煌、王天強、廖瑞發、林良才等人在原人民協會地址秘密召開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委員會籌備會”（簡稱“籌備會”），這一舉措為日后中共在臺建立地方黨組織奠定了組織基礎。

1946年4月，張志忠返臺后立即與謝雪紅取得聯系。6月17日，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與“籌備會”在臺北舉行聯席會議。出席會議的代表中，張志忠代表臺灣省工委，其余四人為“籌備會”成員：楊克煌、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謝雪紅因目標大而未出席。會議由臺灣省工委提議并通過以下三項決議：⑴“籌備會”立即解散，其組織與成員均接受臺省工委領導；⑵“籌備會”成員不再發生組織聯系，但移交期內可暫時保持溝通；⑶“籌備會”成員原則上吸收為中共黨員，由臺灣省工委分別審批。會后，張志忠陸續吸收楊克煌、王天強、廖瑞發、林良才等人為中共黨員。自此，謝雪紅領導的舊臺共組織正式納入中共臺灣地下黨組織體系，實現了組織整合與政治統一。

▲右起依次為陳澤民、蔡孝乾、洪幼樵及情報局警衛

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

1946年7月，蔡孝乾返回臺灣，正式成立“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并擔任書記。張志忠任委員兼武裝工作部部長，負責新竹、海山、桃園地區的工作；洪幼樵任委員兼宣傳部部長，負責南投、臺中地區的工作；林英杰任機關報《光明報》主編。1948年香港會議后，上級派陳澤民赴臺，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負責高雄、屏東、臺南地區的工作。

臺灣省工委根據革命需要，設立五大職能部門：

財務部：由黃石巖負責，通過開設“建昌行”商號經營房地產，解決經費問題。黨員徐淵琮利用臺北市參議員身份，為組織活動提供合法掩護。

交通部：構建以上海為樞紐的交通網絡，李偉光任上海聯絡站負責人，劉英昌負責基隆“三榮行”聯絡點，通過商船水手傳遞情報與人員往來。

情報部：由季沄領導，通過嚴秀峰丈夫李友邦（臺灣義勇隊創始人）的社會關系，搜集國民黨軍事情報。重要情報經張志忠審核后報蔡孝乾。

電臺部：羅定天（化名黃堃）負責建立秘密電臺，計劃在臺北市建成發報站，以便與中共中央上海局聯絡。

事務部：張秋山（張明顯）主管后勤保障，通過“華盛行”商號購置辦公用品，安排干部住宿與會議場所。

▲蔡孝乾的問訊筆錄

基本策略和主要任務

雖然臺灣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但臺灣經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與祖國大陸隔絕，使其客觀情況不同于祖國大陸。因此，臺灣省工委強調，為在臺灣開展革命工作，必須認清“臺灣革命與中國革命的一致性與區別性”，要“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考慮臺灣革命問題”。

中共因地制宜確定對臺工作，在策略路線、工作路線與行動口號方面，均與祖國大陸有所不同，即：

革命性質：雖然認為“臺灣革命性質”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其任務為“反蔣、反美、反官僚資本”，但規定“新民主主義革命在臺灣具體的表現”，應以“民主自治運動”的面目出現。

革命對象：規定“革命對象”為“祖國大陸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以及親國民黨政府的臺灣本地少數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而非一般的臺灣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更非臺灣一般的中小地主。

革命動力：規定“革命動力”為工農群眾、“中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及“革命知識分子”。

革命路線：根據臺灣城鄉關系的特點，認為對臺工作不能照搬在大陸所采取的“以農村包圍城市”革命路線，而應采取“城鄉并重”的革命方針。

行動口號：以“反蔣”“反美”“反官僚資本”“反對征兵”“反對運糧出口”“反對國民黨中央政府只取不予”“反對出賣臺灣人民利益”等為主要行動口號，并以此廣泛地團結各階層人民，建立“反蔣反美統一戰線”和“愛國愛鄉民主自治統一戰線”。

1946年7月蔡孝乾回到臺灣，開始全面主持臺灣省工委的工作，地下黨在臺正式運作。工委主要任務包括：

建立戰略據點：在海岸、港口、要塞、交通要道等地建立具有戰略意義的據點，并加強地下黨組織及群眾組織的發展。在解放軍可能登陸的地方，加強對群眾的宣傳工作，以便為解放軍帶路和出售糧食；在重要資源和工廠中建立黨組織，團結工人，組織“護廠隊”，以防止在國民黨敗退時遭到破壞。

搜集軍政情報：因解放軍武力攻臺主要是海空作戰，所以注意搜集國民黨海空軍基地各方面情報，以及海空軍實力與作戰計劃；調查沿海岸的重要地標，港口的水深、水流速度、潮汐情形、交通情形（注意鄉道）、地形及居民情形（尤其注意漁民生活）；調查沿海岸防御工事，并附帶調查各地駐軍團以上番號和重武器配備。

策反軍政人員：利用關系策反思想上動搖的國民黨軍政人員。解放臺灣，實際上就是海空軍聯合作戰，因此，特別重視對國民黨海空軍的瓦解工作，而對陸軍則放在次要地位。積極地廣泛地在海空軍中建立工作點，并以此為核心擴大組織，以達到“集體起義，配合進攻”的目的。

建立地下武裝：以工農為主體建立“武裝小組”及“武工隊”；潛伏農村、山區，待機配合解放軍作戰；越村越鄉，建立梅花形的小根據地，逐漸由點到面；收容國民黨逃兵及中下級軍官和退休軍警等，作為武工隊干部；配合高山族工作，在山地建立革命武裝基地；儲藏槍械彈藥，及策反軍警，伺機武裝暴動。

秘密政治宣傳：對臺灣同胞作秘密的政治宣傳。宣傳工作目的既使國民黨人心渙散、喪失斗志，以致不戰而敗，又使臺胞能起來革命。具體做法：出版地下報刊書籍（如《光明報》），并印發傳單標語；利用合法報刊雜志，刊載適合群眾閱讀的啟發性和革命性的文章；組織各種會社及戲劇團體，伺機進行各種革命宣傳等等

開展高山族工作：省工委強調，高山族的自治自衛運動必須與臺灣人民“反國民黨反美帝”的斗爭密切配合，以完成其“民族解放”。因此，中共臺工委積極爭取高山族的頭目、鄉長和村長；爭取高山族的知識分子，尤其注意鄉公所與合作社的職員、學校的教員、警察所的警員以及鄉民代表等；爭取在山地工作的平地人，并通過他們以爭取山地鄉政機構。

中共臺灣省工委的成立，不僅使處在水深火熱的臺灣同胞有了可以信賴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而且給臺灣人民的解放運動帶來了光明和希望。臺灣省工委為實現臺灣人民的解放，開始了不屈不撓、艱苦卓絕的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斗爭歷程，臺灣革命由此便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至1947年“二二八”起義時，臺灣省工委已有70余名黨員參與斗爭。至1949年，黨員發展至千余人。1950年，蔡孝乾被捕叛變，省工委組織遭嚴重破壞停止工作。

【文章來源：《世紀風采》2025年第11期，有刪改。】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