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經濟學家黃益平：看懂中國經濟打破內卷的關鍵邏輯

2025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年份。

“十四五”收官，“十五五”開局，這一年面臨諸多重大政策變化和外部挑戰：宏觀數據來看，國內生產總值（GDP）有望實現5%的穩健增長，但其增長率下行的壓力，消費價格指數、民間投資和市場預期的微妙變化，也釋放著中國經濟仍需沖風破浪的信號——

從國際來看，特朗普關稅政策仍在重塑全球貿易格局，帶來新的不確定性；從國內來看，目前存在“供強需弱”的結構性問題凸顯，不少企業走向利潤被壓縮的內卷式競爭中。

一個新的十字路口已然顯現。一面，是過去出口、投資拉動經濟的傳統路徑，另一面，則是通往以新消費、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新路。如何破局？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究竟何在？

在此背景下，12月19日舉行的“風正千帆起·2025新網商峰會”席間，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以下簡稱“北大國發院”）院長、著名經濟學家黃益平與天下網商進行了一場對話，對當下的中國經濟的現狀和破局之道做了剖析和前瞻。

黃益平深耕中國宏觀經濟與金融改革數十年，是政策與企業實踐的敏銳觀察者和建言者，其學術脈絡始終緊扣中國經濟轉型的核心命題——從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奇跡“，到近年來對數字金融、平臺經濟與未來轉型方向，他的研究向人們揭示了中國經濟波瀾壯闊變遷背后的深層肌理，也展現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國經濟”的應對方式與發展前景。

就在日前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將“堅持內需為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列為2026年經濟工作首要任務。那么在當前，中國消費還有多少潛力可以挖掘？黃益平給出了樂觀的預期：“如果想象在將來10年、20年，我們的消費占GDP的比例會達到世界平均水平，那起碼還要上漲10個百分點，意味著在將來消費增長仍比GDP增長要快，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會。”

黃益平在訪談中清晰地指出，當前中國依然處于“消費不足”的階段，消費的GDP占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其中就蘊含著巨大潛力，而要釋放這一潛力的終極鑰匙則在于“收入”與“信心”，一個健康、透明、激勵優質品牌的成長環境，正是培育這兩者的沃土。

電商平臺作為消費的基礎設施，無疑是與億萬消費者與企業家息息相關的關鍵戰場。今年在黃益平的牽頭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中山大學商學院合作，在淘天集團的技術支持下推出了一套覆蓋千萬品牌、10億用戶的“中國線上消費品指數（CBI）”和“全球品牌中國線上500強（CBI500）”榜單，首次全面整合了線上消費的主動搜索UV、會員、客單價、復購、新品、年輕用戶增速等指標維度，旨在聚焦中國線上市場，為品質競爭創造科學的度量衡，強化產品品質信號，讓品牌從內卷式的“全網最低價”競爭中跳脫出來，從而引導市場從價格內卷轉向品質為王。

“從微觀層面來看，低價對個人是有好處的。但在整個經濟系統里，生產廠家為此壓低成本，進而降低產品質量、無力創新，更重要的是廠家不可能增加投資、不會再雇傭更多員工、不會給員工加工資，進而導致消費者的收入減少，最終會導致經濟萎縮。”黃益平說。

這是中國市場“供強需弱”格局在消費端的微觀投射，也是宏觀經濟陷入“通縮螺旋”的風險信號。在這一背景下，CBI系列消費指數和榜單的推出不僅僅是一份報告，更是未來破解品質信號弱于價格信號的信息困局，讓品牌這一凝聚了品質、創新、信譽與獨特價值的綜合體，建立起一套可識別、可衡量、可傳播的“信號系統”。

這份指數的意義，遠不止于讓一批“隱形冠軍”從細分賽道中脫穎而出，獲得應有的市場能見度。更深層地看，它是對高質量發展和擴大內需戰略的一次創新響應，也是平臺經濟治理的“反內卷”轉向——主動構建鼓勵品質、褒獎創新、識別價值的評價生態，為生產企業吹響了向“價值競爭”突圍的號角，為消費者提供了穿透價格迷霧、追尋品質生活的指南。

黃益平在訪談中清晰地指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的階段，要追求質量的發展，“比成本”的時代一去不復返，每一個企業要找到最擅長的、能做的事，核心就是比品質、比品牌、比“獨一無二”。

創新驅動型經濟的形成，有賴于從政府、平臺、企業和生產者等各方的倡導和努力。在中國經濟爬坡過坎的關鍵時刻，真正的增長力量，正蘊藏于從“價格戰”的泥潭中抽身，向“品質與品牌”的星辰大海堅定邁出的每一步之中。

以下為天下網商與北大國發院院長黃益平的對話，經編輯整理：

銳評2025年宏觀經濟：如何破解供強需弱？

天下網商：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您覺得宏觀經濟發展情況怎么樣？有哪些意料之外的一些驚喜和困難？

黃益平：今年總體來說開局不錯，主要得益于去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以來的宏觀政策力度，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但進入今年第二季度，形勢開始有所變化，GDP增長為5.2%看起來還不錯，到了第三季度，增速又往下走了一個臺階。

與此同時，一些前瞻性指標在第二季度出現了令人擔憂的變化，例如失業率、民間投資和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等，其中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就是特朗普的關稅，這給世界經濟包括中國經濟都帶來了很多不確定性。

在我看來，今年實現5%的GDP增長目標是沒問題的，令人擔憂的是，從第一到第四季度，GDP的增長一直在下臺階。從目前來看，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還需要穩增長的政策措施。

事實上，2023年和2024年都出現了年初不錯、年終疲軟的經濟狀況，今年預料之外的是特朗普全方位的關稅戰，給國際市場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雖然今年中國出口增長速度依然很快，但對企業來說，未來的不確定性，會影響投資和信心，這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很大。

天下網商：我們知道民營經濟和整體經濟存在一個“差值”，反映在產品價格上的變化。我們發現產品價格這幾年來在下行，但GDP在增長，我們的“錢”沒有跟上，利潤被壓縮了，這是為什么？

黃益平：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在年初的時候，政府一般會定兩個目標，一個是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目標，一個是CPI（消費者價格指數）的增長目標。但你會發現，政府對GDP的增長非常重視，對CPI的目標并沒有同等的關注度。價格低迷甚至下降，對經濟增長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很明顯的，相當于同樣的產品，能賣的價格低了，收入就減少了，對很多企業來說甚至要賠本了，這對經濟傷害是非常大的。那么從大的格局來看，為什么現在會出現這種情況？

過去，我們的經濟特征是“易熱難冷”，時常面臨通脹壓力。現在情況則反過來，經濟呈現疲軟態勢，即便政府刺激后暫時企穩，一段時間后下行壓力又會重現。總體來看，我們現在面臨的較大問題是“供強需弱”。

中國經濟當下在供給方面做得比需求方面要好，這個問題過去長期存在，但沒有出現過這種價格低迷或者是產能過剩的問題。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是，因為過去我們都能靠出口來消化國內很多供給，最大的變化在于現在國際市場變了，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從另一方面來看，中國也從過去的“小國經濟”變成了“大國經濟”。過去“小國經濟”的時候，出口多少產品到國際市場大家都感受不到，現在你出口多一點，就能把國際市場的價格打下來，進口多一點，國際市場的價格就起來了。這時你還像過去那樣大量地出口，通過出口來消化國內多種產品，就會影響到國際市場的均衡。

最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提出，擴大內需是經濟工作的第一項任務，我覺得很有必要，最重要的問題還是要讓供求平衡。

吹響“反內卷”號角：品牌指數VS價格指數

天下網商：當前國際局勢有不確定性，國內供強需弱，那就容易形成“內卷”。過去兩年平臺上價格競爭很激烈，今年我們看到了大多數平臺都開始轉向，比如取消僅退款，也取消僅以單量、低價為導向的算法機制來“反內卷”，您覺得這是為什么？消費者覺得價格低是好事，為什么經濟學家會擔心這會導致“通縮螺旋”？

黃益平：如果我們過度追求低價消費，從微觀層面來看，消費者感受到買東西便宜了，這對個人固然有好處。但放在整個經濟系統里考量，想象一下，如果我有100塊錢，現在東西變便宜了，我的第一反應是什么？我在上課時問了很多北大學生，他們的第一反應是說，我會延遲購買。

持續的降價，會導致需求延遲，這對經濟影響是很大的，更要命的是對于生產廠家、投資者而言，過去的投資成本他們都已經承受了，現在每賣一件產品都要減少利潤、甚至于賠錢，這時他們就會壓縮投資，甚至他們會裁人、減少工資支出，所以通縮對于經濟的影響是不能低估的，經濟不景氣的背后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價格持續下行。

如果平臺過度推崇低價，高價商品便失去市場，生產者將被迫不斷壓縮成本。然而，效率提升和銷量增長的空間終究有限，最終很可能導致產品質量的下降，這是我們所擔憂的。

天下網商：當時我們在調研時，發現亞馬遜有一個“飛輪模型”，就是講永遠有更低的價格，更多的供應商，更好的體驗，但我們發現美國這個供應鏈傳導的速度其實沒有那么快，它效率優化的空間非常大，但在中國這個效率太極致了，最后大家都變成了“白刃戰”。

黃益平：總體來說，中國市場現在一個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成本低、效率高，供強需弱這件事情會進一步加劇，成為一個基本格局。在這種情況下，大家要搶這塊有效的市場，最后就是無盡地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最近，我們做的“中國線上消費品牌指數”，初衷就是因為看到在平臺上購物，你會發現商品的價格信號是很清晰的，但品質信號并不是那么容易識別。在海量的品牌選擇中，消費者對其真實品質是不明確的。我們在金融學里有一個“檸檬市場理論”，這是一個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論，原本講的是二手汽車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雖然每輛車的價格很明確，但其中背后的質量差距卻并不清晰，這會導致大家都去買最便宜的車，市場車的品質越來越差，消費者買到的都是泡水車。這與電商市場中追求低價的情況類似，所以我們通過推出“中國線上消費品牌指數”，正是希望在平臺上也能為消費者提供更多品牌的信息，大家在看到價格的同時，也能看到品牌的信號。

中央提出“高質量經濟發展”，或者說我們要讓高質量的消費將來往前走，就要不斷地擺脫簡單的比成本這個階段。實際上，將來更多的是比品質、比品牌、比你的獨一無二。品質競爭才會給整個供應鏈留足更多的利潤空間，去投入創新和研發，讓市場能夠向上的螺旋去運轉，最終來說，也是為了實現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的這一重要目標。

天下網商：在“中國線上消費品牌指數”榜單里，大家看到了很多原來沒見過的品牌，但這些品牌其實有很大規模了，是細分領域的隱形冠軍，有不少是“專精特新”“小巨人”。亞當·斯密有個理論叫“別針工廠”，社會分工的精細化決定了生產效率的提升，你怎么看待消費行業的這樣的一種走向細分的創新？

黃益平：當前中國經濟無論是從生產端還是看消費端，一個基本的規律是——比成本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僅靠價格可能有機會，但這個機會是不可持續的，現在要比的是獨一無二。這個“獨一無二”可以是品質特別好、服務特別好，我們的消費增長將來會有很多機會，怎么能找到這個機會，這是各個企業都需要考慮的一件事情。

提振消費的兩個關鍵點：收入+信心

天下網商：國家今年一直在講要擴大消費，我們看到數據，2024年消費的貢獻率增長達到44.5%，2025年前三季度53.5%，您覺得消費是否是目前經濟增長的主引擎？怎樣促進大家消費？

黃益平：從客觀來講，我們的消費確實存在不足的問題。目前我國的消費GDP占比不到60%，與其他國家平均水平約75%的占比來比，還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們稱之為“消費不足”。我們過去一直也有這個問題，但沒有變成一個影響宏觀經濟增長和穩定的因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依靠出口到國際市場，經濟本身是平衡的。

長期來說，從政策導向上，我們過去一直是比較重視供給方面，需求方面相對比較弱。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勞動力過剩，勞動力價格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口增長很快，經濟發展很快，但工資在很長時期內上不去，所以居民收入增長跟不上整體經濟的增長。這個現象，在很多像我們這樣的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型經濟當中是普遍存在的，不僅是在中國，在日本，在亞洲“四小龍”中都出現過，所以現在慢慢地要開始要往上提升（居民收入）。因為國際市場的環境發生了改變，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通過出口來消化產能。這個問題是我們當下比較緊迫的挑戰。

這里有兩點具體問題。第一，雖然目前有消費不足的問題，但是我們消費占GDP比重的低點早已過去。最低的點在2010年，總消費占GDP比例只有47%，現在有約57%，所以已經上升了10個百分點，在過去十幾年，消費的增長是比GDP的增長要快的，將來還可能會更快。所以，從樂觀的角度來看，這其實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潛力空間。如果想象在將來10年、20年，我們的消費占GDP的比例會達到世界平均水平，那起碼還要上漲10個百分點，意味著將來消費增長仍比GDP增長要快，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會。

第二，真正的挑戰在于怎樣把消費提振起來。我覺得關鍵最終落到兩個要素，一個是收入，一個是信心。怎么樣讓老百姓的收入隨著經濟發展不斷增長，甚至比GDP增長更快一些，這是第一件事情。這可能就涉及到比如中央已經提出來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而不是讓政府、地方政府在配置很多資源。這也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來的，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要同樣的重要。也就是說，將來我們有了錢，不只是去投一些實物，我們要去投資于人，比如說投資人力資本、社會保障等。

從根本上就是兩個點，第一，怎么增加老百姓的收入，第二，怎么提高他們的信心，讓他們有錢可花，有錢敢花。

居民存款增加60萬億，為何不敢消費？

天下網商：我們知道中國居民現在的銀行存款總量非常大，占家庭資產的比例也非常高。但中國人的錢總要有個去處，大家都希望自己的錢能跑贏通脹，但現在存款利率非常低，房地產市場又迎來了一段不確定性時刻。你覺得對于我們老百姓而言，大家除了消費以外，錢到底應該去哪里，才是真正對家庭資產意義上的保值？

黃益平：從宏觀格局看，任何國家的居民儲蓄，主要投向無非三個方面，您剛才已經提到了其中兩個。第一，把錢放在銀行，銀行的特點就是很安全，但是回報比較低。第二，房地產，它需要的資金量比較大，但流動性差，你錢放進去了之后，想拿出來往往不太容易，而且房地產市場也不太穩定。

在大多數國家，比較成熟的投資的方式其實是在金融市場，包括像保險、股票、債券，它是一個投資的組合。我們中國如果說老百姓存了很多錢，現在沒有地方去，我覺得金融市場就是一個主要考慮的方向。但我們這個市場還需要進一步的發展。我們市場的質量，包括產品的數量和豐富程度，仍需要大力發展。

我最近跟國際專家交流，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如果把中國的不同家庭的財富分布跟英國、美國不同的財富水平的家庭分布做一個對比，他們發現最貧困的家庭群體，他們的占比在中國和在美國其實沒太大差別。最富有的那一波家庭占比差別也不是特別大。真正差別最大的就是所謂的“中產階級”，他們的占比在中國相對來說是明顯低于美國、英國相應家庭財富的占比的。

為何會出現這種差異？一個直觀的解釋是，窮人也沒什么財富，所以比例都差不太多，有錢人他確實存了很多錢，他們的財富管理做得也不錯。中間階層到目前為止，是沒有有效的財富管理方式的，很多人要不就買了房子，要不就是存在銀行。

客觀來說，我們現在缺乏一個有效的財富管理業務，它不一定是追求給你最高的回報，它是在跟風險匹配的情況下，一個比較穩健的、兼顧現金流、安全性與回報率的綜合性服務體系。當然這個體系的缺乏原因是多方面的，與我們金融市場、資本市場本身不夠豐富，不夠發達有關，這可能是將來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

天下網商：這兩年身邊號召大家去理解保險復利、做投資的人越來越多了，但確實存在一定的風險，也有一個市場健全的過程，但現在缺乏特別合適的、穩健的項目，要刺激內需就是讓老百姓沒有負擔地去消費，讓他們有更好的錢生錢的途徑。

黃益平：其實從2020年開始到2023年，老百姓在銀行的存款增加了大概60多萬億，我們折算約合8萬多億美元，這個錢存起來了之后，沒有花出來。原因很多，一方面，我們剛才提到他感到沒有很好的社會保障，不敢隨便花。但客觀地說，這段時間的存款增加，也跟我們過去傳統的投資機會減少有關。

比如說原來大家存了錢去買房地產，現在感覺也不那么確定，還要不要再買。過去有一些理財產品，現在買得少，也可能一部分錢他其實將來是準備投資，但沒考慮好如何投資。美國在疫情結束的時候，有專家說老百姓在銀行的存款多增加了2萬億美元，這2萬億美元會造成美國很高的通脹，一開始很多人不相信，包括美聯儲的官員也不相信，但到2022年的時候，CPI達到了將近10%，下一年美聯儲不得不猛加息，把通脹降下來。

美國居民將2萬億美元儲蓄釋放出來以后，拉動了消費與經濟，也推高了通脹。反觀我們，新增了約8萬億美元儲蓄，CPI卻仍在低位徘徊。這背后反映出一個關鍵問題，大家還是不敢消費，與整個中間結構的家庭占比不夠強大相關。

天下網商：很多人說，現在中國人均GDP達到了14000美元左右，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門檻了，但是大家也會懷疑，中國會不會就因此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您覺得這應該怎么去突破？

黃益平：我覺得“中等收入陷阱”我們大概率是可以跨過去了，因為14000美元大概已接近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經濟”的門檻，我們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可以達到“高收入經濟”水平階段。當我們提及中等收入陷阱，核心問題是經濟水平能不能繼續往上，可能是在低收入水平陷入這個陷阱，也可能是在高收入水平遇到這個陷阱。對于我們來講，重要的是在于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能不能持續提高，創新能不能推動中國經濟的增長。

我自己對這一點還是有一定的信心。從現在看創新，從杭州到全國，創新活動還是很活躍。而擴大內需和擴大消費這件事情，在我看來幾乎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同等重要。因為如果新的生產力有突破性進展，需求上不來，最后的結果就兩種情況，一種就是供大于求，賣不出去，變成過剩產能，在國內很難持續發展，另外一種可能就是賣到世界各國去，賣完了之后我們將來就沒朋友了，要被反補貼、反傾銷，因為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大國經濟”。

最近可能你們注意到中國有一個數字，在世界國際輿論當中一直被討論，就是今年我們頭11個月已經有“1萬億美元”的貿易順差，雖然我們面對關稅戰，國內需求不振，國際貿易也在不斷尋找新的平衡，但“1萬億美元”這個數字對國際市場來說，大家都很擔心，就是不知道它會扔到哪里去，不管往哪扔，對人家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

平臺經濟的“價值導向”

天下網商：在提振消費、激發需求的大目標下，您覺得平臺是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平臺作為商家與消費者之間的紐帶，在產業走向細分創新過程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黃益平：平臺能夠發揮多方面的功能。作為連接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樞紐，平臺匯聚了別處難以獲取的集中信息，能敏銳發現大量尚未被滿足的消費需求。所以作為平臺，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除了把供需雙方連接在一個平臺上提高效率以外，他可以通過分析這些數據，降低信息不對稱的程度，更好地契合供需雙方的這種供求關系。

天下網商：很多人會擔心，當企業比較大的時候，需要對它進行監管，防止它不斷享受過大的資源，讓更多競爭者加入進來。您覺得政府對平臺的監管，這個度應該如何把握？

黃益平：我們過去曾經做過一個研究，平臺大了之后，好處就是規模經濟范圍經濟效率可以提升，但是大家天然地擔心你一家獨大，有壟斷的行為。所以怎么樣來減少這種壟斷行為？有多種做法。

傳統的反壟斷思維是限制市場份額以維持競爭。例如，在石油、鋼鐵等行業，判斷壟斷的主要依據是市場份額。若一家企業占據90%的市場，傳統做法往往就是將其分拆。但同樣的思路可能不太適用于在平臺經濟。因為平臺本來就是規模經濟，把一家平臺拆成十家，它的效率也就沒有了。但如何保證既有效率，又盡量能限制它的壟斷行為？

在經濟學中，還有一個重要概念叫“可競爭市場”。“可競爭性”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就是進入的門檻足夠低，如果是這個平臺開始采取對消費者、對商家不利的壟斷行為，不公平競爭的行為。如果進入的門檻足夠低，其他的平臺會進來，競爭壓力一直是在的，這就實際上對所有的平臺都是一種很重要的紀律約束。

“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機制如何走？

天下網商：有經濟學家認為政府是經濟衰退中“最后的借款人”，有經濟學家認為政府應是投資人和保險人，您覺得我們國家的政府在目前經濟階段，主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黃益平：從總的格局來說，我們的政策定位就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結合，這一點我是非常贊同的。

過去我們一直受歐美國家的影響，尤其是一些國際組織到發展中國家去做指導，有一個理論叫“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最基本的理念就是“大市場、小政府”，政府做得越少越好，盡量由市場來做。

從理論上來說，它確實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機制。但后來發現，它在指導發展中國家的實踐效果不太好。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市場機制本身并不是成熟有效的，大市場小政府，最后并不能給我們預期的效果，完全讓市場放任自流是不行的。第二，即便是有效成熟的市場，也會存在市場失靈的問題。你看，在美國小鎮藍領青年失業問題，它實際是美國經濟在全球化過程中，一些結構性的矛盾沒解決，現在變成一個大問題，說明政府還是應該發揮一些作用。

我們過去總結中國的發展經驗，核心正是“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結合。但這種結合是動態的，其具體方式因國家、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過去我們早期改革開放、漸進改革、雙軌制改革，政府的作用比較大。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當中發揮很大的作用，比如“GDP選美”，各個市長、省長都是“CEO”的概念，推動地方經濟增長、招商引資。但目前來看，我覺得可能要再繼續往后退一步。

前一段時間我們提到的“內卷”出現在新能源領域，我覺得與地方政府的補貼和支持，造成產業產能的大幅擴張有關，現在中央政府也在整治這些問題。

相比之前的做法，政府的作用可能要慢慢的繼續往后退，往后退的原因正如三中全會所指出的，改革的目標是要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當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從杭州的經驗也能看出來，跟其他地方相比，杭州為市場企業創造的空間更大，它的支持更加具有服務性，使得創新更活躍，這是我們目前要走的一個方向。

政府更多地退回到提供公共服務、建設基礎設施、維持公共秩序這樣的基本的功能。產業政策當然仍然可以做，但是它會有一些界限。如果就是為了追求GDP，扭曲市場，這個是要不得的。

天下網商：正如剛才您所說，產業政策上要有所為有所不為，今天大家最關注的產業——AI，據您觀察，AI的發展是否能推動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的變高？

黃益平：我們最近正好做了一個初步研究。這讓我想到經濟學中的一個歷史概念——“索洛悖論”。它指的是在計算機普及初期，盡管信息技術隨處可見，但全要素生產率并未如預期般提升，這背后有多方面原因。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AI的應用，對全要素生產率到底有沒有提升，從整個經濟來看，還看不出來。原因是多方面的，因為有一些產業獲益了，有一些產業沒獲益，有一些產業還受到影響，綜合起來，這個效果還沒有充分體現出來。但如果我們只看那些有AI的知識產權，直接在應用的領域來看，對于生產率的提高已經看到一些初步效果，所以它對經濟增長應該是有積極作用的。

當然了，AI創新還處于早期，未完全成熟，將來會怎么樣現在也還未知。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風口，就是有點類似于像電力、蒸汽機的發明，它將來是會改變整個經濟的底層構造，所以我們不能不重視AI這件事情，但是也不是簡單地說一窩蜂都搞AI，得看每個人自己的能力和條件。

2026年經濟前瞻：告別比成本，迎接品質消費時代

天下網商：2026年即將到來，2026年如果讓您做一些對宏觀經濟的前瞻，您會覺得是哪幾個點？跟我們普通人最相關的，最應該知道的是什么？

黃益平：2026年是我們“十五五”規劃的元年，我相信政府在新質生產力發展方面會有一些新的布局，實際上列出來了一系列重點發展的產業。所以從產業政策的角度來說，這首先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從政策的這個重點來說，其實我們下一步經濟驅動力量主要是兩個，一個就是新質生產力，一個是擴大內需。但從最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角度來看，對于擴大內需的重視程度有明顯的提升，提及的次數變多了，排序放在第一位了。說明在短期內這個問題變得很突出，預期宏觀經濟政策還會提升發揮一些力量，預計會對消費提供非常大的支持。

此外，我們可以關注的是，明年世界各國，都可能會出臺一系列支持經濟增長的財政或貨幣政策，國際經濟環境會改善，所以中國經濟也可能會有一些向好的傾向。

總的來說，我對未來幾年的經濟判斷，就是“供強需弱”的大格局，在短期內很難明顯的改變，這也就意味著一些個別行業產能過剩、價格疲軟的問題，我們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從微觀層面來說，我們看到新興產業的興起，新賽道、新產品、新業務擴張，帶來很多很多的機會，關鍵在于抓住機會。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的階段，要追求質量的發展，“比成本”的時代一去不復返。我們每一個企業要找到最擅長的、能做的事，核心就是“獨一無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