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錫禮評《以文治邊》｜在物證中重構明代治藏的政治邏輯

《以文治邊：文物考古視瞰下明朝對西藏的經略》，李帥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644頁，158.00元

不同于元、清兩代那種明確的主權宣示，明代的對藏政策則顯得模糊許多，這也使得“明代中央與西藏地區關系的性質”成了持續獲得關注的話題。以往大量的論述主要是基于文字記錄，從務虛的制度和觀念角度進行的，而《以文治邊》一書的意義，正在于以經卷碑刻、詔書印章等實物資料為切入點，重新勾勒明代中央政權與西藏邊疆之間的互動圖景。

以物言史為看待明代治藏史打開了新的入口。文物是靜止的物證，它們在被創造、使用的過程中，如實折射出制度運作與政治意圖的即時反應。作者由此提出了一個更貼近明代的對藏政策的概念——“以文治邊”。明代中央對西藏地區的治理形態雖與元、清時期有所不同，但仍呈現出中央與地方之間持續的互動互認與制度性聯系，是一種以文化權威和制度慣性為支撐的主權延伸。

書中利用文物材料所展示的這一復雜動態，為長期停留在制度史或文獻史層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參照，讀者在這本書中看到的，不僅是明代治藏史的新證據，也是一種近年考古、歷史與社會科學領域展現出來的研究方法的有益的嘗試。

明代對西藏的政治建構和治理方式

（一）明代在西藏確有其治

“多封眾建、因俗以治”是既往學界對明代的治藏方式最精煉的概括。明廷以繼承元代治藏成果為起點，逐步形成了一套依托封貢體系、貫通軍政與宗教的綜合治理結構。軍政方面，明朝建立之初沿用了元代舊有的地方行政架構，洪武五年后，又在此基礎上發展出都司、衛所機構。至永樂時，這些行政機構與三大法王及五位地方政教勢力首領共同構成了明代治藏的政治格局。以往研究多認為，明代治藏方式的運作以“朝貢-冊封”為核心：朝廷在名義上保留對地方宗教領袖世襲與轉世的“審查與批準”權力，但在實際操作中，承襲多由藏地宗教或家族體系先行決定，中央的批準往往流于象征性的儀式。

基于文書與實物材料的考察則表明，這種“象征性”并非無力的妥協。明廷以有限介入的方式，仍維系著最終的裁量與調控能力。以明廷與大寶法王噶瑪巴的關系為例，在永樂至成化年間的敕書變化中，發現明廷對歷代轉世噶瑪巴的態度經歷了轉折：從最初尊稱其為“法尊大乘尚師”，到永樂五年正式敕封為“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地位大為提高。然而，五世噶瑪巴圓寂后，明成祖在頒給其繼任者的詔敕中，已不再使用“大寶法王”的稱號，僅稱“尚師”，語氣也由往日的平等通信轉為帶有中央與屬地等級區分的“敕諭”。在宗教傳承上，噶瑪巴的轉世在藏地自然延續，而在世俗權力的冊封中，六世噶瑪巴或許終其一生都未再被明廷正式承認為“大寶法王”，宣德二年和正統七年的兩道敕諭中，均僅稱其為“慧慈禪師”或“尚師”。直至七世噶瑪巴時期，“大寶法王”這一稱謂才重新恢復（105-110頁）。

這些文物細節揭示出，明廷對藏地宗教事務的認知與管理遠非流于表面，而是一種精準認知與制度控制。封號并非單純禮儀象征，而是實質性的審查與區分。由此可見，明廷對西藏宗教格局的實際情況具有充分而細致的了解。所謂“多封眾建”，并不僅是天朝上國籠統的恩賜，更是一種有意識的制度安排——通過在宗教事務與政治事務之間劃定界限，基于此時不同于元、清兩代單一教派一家獨大的局面的確切認識，朝廷得以將西藏不同教派與地方勢力納入統一的等級體系，從而在維持秩序與避免對抗之間取得平衡。

（二）文治的治藏之道

如果說開篇揭示了明代在西藏確有其治，那么本書在后續則更關注其治之道——從文物線索出發，描繪出一個以文化感召與宗教交流為紐帶的“以文治邊”策略。“以文治邊”是指雖然明代在軍事與行政層面的介入相對有限，但其文化與宗教影響力反而更為深遠，成為維系中央地方關系、強化政治認同的重要途徑，從而強化了西藏的向心力。

本書由此也駁回了以往常見的一對文獻誤解——華夷關系和政教關系。華夷關系的誤解認為，在大量漢地文獻的記錄之中，西藏被視非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不受當時之人的重視，這被用于論證明代并無實際掌控對西藏的治權的意愿；政教關系的誤解則常見于藏地文獻書寫，以“供施關系”來描述皇帝與高僧的往來，將政治從屬關系替換為個人化的宗教饋贈，從而淡化了中央政權的存在。

然而實際的交往中，明朝內地物品如瓷器、絲綢等廣泛而普遍地輸入到藏地，而藏傳佛教在內地也產生了影響與融合，永宣時期開始出現的大量帶有藏地藝術風氣的佛造像、青花瓷器紋飾和器型體現了這一點，另外明朝內地寺院，甚至是漢傳佛教的寺院中亦修建有藏式佛塔，或者出現藏僧弘法的記錄，比如《明故大隆善護國寺西天佛子大國師張公墓塔記》碑顯示，作為藏僧的張公曾被請于“天寧寺講習觀法”（88頁），這些反駁了“華夷關系”的隔閡概念。

在文化滲入的機理中，最能夠體現西藏形成對明朝的政治認同的可能非印章莫屬。明廷賜予西藏各地政教首領的印章，并非隨著王朝更替而失去效力。相反，這些印信在清代初期依舊被視為合法權力的憑證，甚至這些印章在被制作復制品的時候，即使改變了材質和尺寸，卻著重遵循了其上的漢字內容（210-213頁），可見明廷所頒印章在西藏社會的權威性。明代所構建的封貢體系，其制度慣性與政治象征，遠比我們通常想象的要深遠，這些反駁了“供施關系”的向度概念。

（三）內引外聯的治藏格局

最后，作者暗示了在永樂時期，明朝對于西藏的治理還具有國際視野，同鄭和下西洋的活動和南亞地區的交往均存在某種關聯。一方面，明廷派往西藏之部分使者的活動不止于西藏，而是進一步南下達尼泊爾等地并與其產生密切的聯系和交往；另一方面，明代與印度等地的關系也反哺在了與西藏的關系之上，出使西藏的使者如中官侯顯、僧官智光均有印度經歷和背景，而尤以明成祖致書大寶法王之文，其聯動的政治意圖最為鮮明：

大明皇帝致書大寶法王，永樂十一年。

在這封書信中，明成祖講述了鄭和前往印度卻發現此地已經不再是佛國而為伊斯蘭教徒所統治的情況，并闡述了自己基于此的獲得佛牙舍利、進行供養的經歷。這封書信的用意是以此來重新引導西藏社會對佛教中心的認知，并表現永樂本人與佛教的關系和支持，從而強化西藏對明朝及漢地的傾向和認同（325-331頁）。

在物質與文字之間重建治理邏輯

文物的直觀性讓我們得以管中窺豹，這一點上，《以文治邊》的價值不言而喻，作者通過豐富而細致的文物梳理，不僅為研究者提供了極佳的工具目錄，也借此論證了明代中央與西藏互動的實際情況。然而，物之所限，但其片段性也決定了研究的邊界，這為未來研究方法的探索留下了空間。

（一）文物與文獻的互補

在對明代政治建構的討論中，如果僅依托文物，其視角必然受到限制，難以完整呈現明代西藏治理的制度框架。若僅從文化傳播的單一維度觀察，文物在西藏內部所產生的深層次影響也將非常有限，這無疑削弱了對明廷經略效果的評估。文獻資料恰恰可以彌補文物無法呈現的政治框架與制度邏輯。由此可見，文物與文獻相結合，方能全面理解明藏關系：文物讓我們看見治理的具體操作和細節，文獻則揭示制度性質、政治定位與政策意圖。唯有兩者互補，才能完整呈現明代中央對西藏的治理邏輯與互動軌跡。

單看敕書、印信或朝貢禮物，很難明確區分西藏與其他藩屬的差別：諸如朝鮮等國王，乃至韃靼順義王的封賞，也是基于類似的封貢流程進行，而明代也同把這些周邊政權納入朝貢秩序的理解之中來看待。因此，基于文獻的考察則提供了更清晰的認識：《大明會典》中，西藏被列為“屬番”，屬于羈縻土司性質，這一點有別于“藩屬”“外國”的條目，體現出明代中央對西藏主權的認定。即便在清修《明史》中，八大教王置于“四夷傳”的范疇，但烏思藏都司仍歸入《兵志》，顯示明代對西藏的直接管轄。這些文獻首先在主權性質上，即表明了明人對統治西藏的法理宣稱。

物證亦難以突出明代互動和治理西藏的重點。明代的互動應當存重點對象，但由于明代任免的文件物質資料時隔久遠、屢遭浩劫，已經難以通過完整的面貌呈現，進而也就難以揭示規律。文獻則能補足這一點，例如明初，《西天佛子源流錄》中關于永樂皇帝發兵烏斯藏，而被大寶法王勸阻的記載，就已體現出皇帝對藏地宗教和地方互動事務的介入以及對大寶法王的高度重視（安海燕：《〈西天佛子源流錄〉所見“烏斯王逆旨”事件考》，《中國藏學》2023年第一期，99-108頁）；相比而言，至明中后期，三世與四世達賴的地位及冊封實踐則顯示，其任命仍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土默特順義王的冊封系統，在當時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若忽略這些文獻資料，則難以理解明廷的態度對西藏地方政局產生的重要影響。

茶馬貿易在物證中亦難以充分體現其政治意義，但這種貿易互動對于明廷的經略政策至關重要：從西藏獲取馬匹以充軍需，是明廷治理西藏的重要動機之一。所獲馬匹的數量，與洪武十二年以后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及政權建設的推進，呈現出明顯的關聯。從洪武八年中官赴藏“市馬”，僅見“馬稍來集”的零散情形，到洪武十二年西蕃用兵告捷后，敕諭李文忠、沐英“當盡力搜羅本地所產馬匹”，其間變化已可見明廷經略之漸趨深入（胡簫白：《明洪武前期河岷洮地區的地緣功能調整與地方秩序變動》，《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三期，71-87頁）。而在明蒙互市中，萬歷五年三月，俺答請求赴西寧青海寺會番僧設醮，并開設馬市茶市，未獲準許。同年九月，俺答再度向甘肅巡撫上請開茶市，陜西巡按御史李時成奏言：“番以茶為命，若虜得，藉以制番，番必轉而從虜，貽患匪細。”明廷據此嚴格限制向順義王政權出口茶葉入藏，意在切斷蒙藏間的經濟聯系，以維護自身的戰略利益與對西藏地區主權的排他性（趙世瑜：《時代交替視野下的明代“北虜”問題》，《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一期，63-74頁）。

（二）文物類型學思路的啟發

除了考古-文獻二重證據法在闡釋歷史上的重要性之外，考古學的方法本身依然對理解明代“以文治邊”有助益。考古類型學是一種利用分類分期對遺跡和遺物形態變化過程的研究，從而找出其演變規律、解釋其變化原因的研究方法。盡管目前已出土和收藏了數量可觀的明代涉藏文物，但若缺乏類型學層面的系統分析與邏輯建構，研究往往流于對文物的羅列與描述，而難以上升至戰略層面的解釋。

近年來，已有不少優秀研究將考古類型學應用于國家戰略的分析。比如，譚凱通過對遼宋邊境墓葬的研究，論證了遼代二元族群政策的實施效果（[瑞士]譚凱：《肇造區夏：宋代中國與東亞國際秩序的建立》，殷守甫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234-269頁）；倪潤安則通過對北魏墓葬采取十六國模式還是晉代模式的分析，揭示了孝文帝改革過程中對南方政權合法性話語的爭奪（倪潤安：《北魏平城時代平城墓葬的文化轉型》，《考古學報》2014年一期，33-66頁）。這些案例顯示，考古類型學不僅能揭示文物形態和演變規律，更能夠提供解讀國家政策和文化策略的重要視角，可以為研究明代西藏文物及“以文治邊”的實踐提供方法論借鑒。

譚凱著《肇造區夏：宋代中國與東亞國際秩序的建立》

試舉在《以文治邊》書中提及了洪武年間在甘青藏區修建的瞿曇寺為例。寺中碑刻銘文中寫道：“窮極土木之妍，崇閎壯麗，務聳觀望而啟敬信焉：蓋亦因性牖民，籠攝異族，而固其志，其崇設誠有為也”，顯示了其明顯的政治意圖（《明增修大云寺碑記》，《以文治邊》，311-316頁）。瞿曇寺整體形制頗似明代紫禁城，只是規模略小，這種相似性為類型學分析提供了可比的勾連點。拓展來看，四川新津觀音寺也與同期有皇家背景的北京法海寺在壁畫題材和制作工藝上相近，營造人員中亦有北京宮廷的身影：新津觀音寺中十二圓覺等壁畫繪制內容，同北京法海寺這一明確有著番僧參與的北京佛寺關系十分密切，寺中明弘治《九蓮山平蓋治觀音禪寺重修碑記》記載，明成化年間主持觀音寺的福賓禪師來自具有皇家寺院背景的北京大能仁寺，后者主導的則是“西天僧團”，而觀音寺的修建也與本廟中圓徹、圓歷“謁去京師寺廟，廣結同袍”有關，亦可見部分器物上的北京御用監匠奉旨監工修造題記。

對西藏本土文物的更仔細的分期研究有助于揭示內地文化的影響軌跡，比如宿白對于藏傳佛教各寺的擴建情況和建筑進行了分期（宿白：《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213-246頁），這些應當可以嘗試與明代在藏政策以及各方勢力的進退嘗試結合討論。另外，甘青地區也保留了延續較長的諸如蘭州市永登縣魯土司家族、湟中李土司家族，這類信仰藏傳佛教的達官、土官的個案文物，實際上也可以對其進行比較研究，比如魯土司家族的崛起是同明朝對于西北地區的經營密切相關，這在家廟石碑上可見。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瞿曇寺全景，圖片載王其亨、劉婉琳《明代宦官中的哲匠——尚義事略》。

此外，在審視西藏文物時，也應考慮“明代西藏”這一文物類型在整個明代文物族群中是否具有特殊性，從而在進行同期比較時得出更為謹慎的結論。比如以宮廷供奉藏傳佛教造像作為論證皇室對宗教信仰的態度時，也需要考慮還有大量證據顯示，除了親近藏傳佛教之外，明代皇帝及宗室還涉獵道教和伊斯蘭教；即便是在崇信道教、相對排斥藏傳佛教的嘉靖帝時期，也能在南薰殿皇后畫像中發現密教元素的飾品；被認為對藏傳佛教持冷淡態度的崇禎皇帝，也仍有命宦官將被搬走的佛像安放回原位的記錄。這些共存例子提示，“宗教作為政策工具”與“宗教文化符號作為日常生活元素”之間的界限并不總是清晰可辨。這令人追問，明代皇帝是否真的有意識地利用文化軟實力來影響西藏？進而，明代對西藏的治理是否能夠被評估為真正的以文“治”邊？

定位“以明代對西藏的管理為一種政治大戰略”

由此，引出了一個值得審慎的現象：在“文治”這一框架中，承擔常理與秩序重構的主體——文官與士大夫——在明代中央與西藏的關系中幾乎是缺位的。這一缺位使得所謂“文治”的內涵變得模糊：明廷對西藏的文化影響，應被理解為一種有意識的治理實踐，抑或只是交流往來自然生成的結果？畢竟縱觀整個明代對外交往，以賞賜與朝貢為紐帶的“文治”邏輯不僅適用于西藏，也貫穿于北方草原。譬如在萬歷時期，俺答汗治下的蒙古與北京之間仍維持著和平往來與文化互通，甚至由明朝人協助修建仰華寺。若此等交流同樣帶來了文化感召與秩序認同，那么，它與西藏之間所謂“文治”的差異，又究竟何在？

作為“文治”缺失的主體，明代的士大夫在思想上并非天然反對佛教，也非因對藏傳佛教的陌生而拒斥與西藏的交往，明中后期史料中已見明廷與俺答汗、三世達賴之間的互動記錄：“北虜順義王俺答請金字番經，及遣剌麻番僧傳習經況，總督尚書王崇古以聞因，言虜欲事佛戒殺，是即悔過好善之萌，我因明通蔽亦用夏變夷之策，宜順夷情以維貢市，禮部亦以為可許，上從之。”明實錄隆慶六年正月十九日條的記載中，藏傳佛教的傳播被視作一種政治機緣納入“夏變夷”的策略邏輯，意味著文化與信仰的交往被政治化，這或許正提示我們：明代的“文治邊疆”，并非單一的考量。

明蒙藏的互動持續時間頗久，到萬歷七年，首輔張居正的《番夷求貢疏》中仍能看到三世達賴和俺答汗對明廷的通信，三世達賴稱：“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到城中，為地方事，先與朝廷進本，馬匹物件到了，我和闡化王執事賞賜，乞照以前好例與我。”

雖說在奏疏中張居正闡述“通貢大事……緣是不敢私受”，但是在私人信件之中還是可以看到張居正本人對這一政策的贊許。他在《答貴州巡撫何萊山》中說：“藏僧求貢事，誠制馭虜酋之一機。承示即入告主上，已荷俞允，其回賜諸物，皆命內庫送不榖閱過乃發，圣德柔遠之仁，可謂并包無外矣。”在《答甘肅巡撫侯掖川》則有：“答藏僧鎖南堅參遍金纻絲二端，云纻絲二端，此外仍加茶百斤，及細布等物。或再欲從厚，則加一數念珠子。去人不便多赍，煩即于撫賞銀內處給，可入查盤也。仍乞代為傳示，謝其遠意。通貢一節，已奏知主上俞允，今且先授禪師之號，后若化虜有功，次第加進，決不吝惜。此后中華番虜合為一家，永享太平，垂名萬世矣。”張居正筆下的藏僧，已不只是異域宗教的代表，而成為明帝國柔性政治的一環。

其后，萬歷七年八月，明廷因為“爾喇嘛使朕所統御之蒙古四十部落、甘州都堂臣僚等，心愿俱得滿足，善哉！朕今特召爾喇嘛漸次來朝廷晤見”，頒給達賴喇嘛“護國弘教禪師”的封誥印信及官帽、官服和詔書，并封達賴喇嘛的管家班覺嘉措為國師，賜給印信。這些禮制行為顯示出明廷對藏傳佛教作用的認可，也是政治秩序的再生產。

在《以文治邊》書中，也能感受出明代和西藏之間的文物交流數量是有時間分期的，在明初較多，而中后期減少，因此明初這一關鍵的政治建構時期的討論也應該加以重視，其中蘊含的把經略西藏作為明朝對蒙古/北元的戰略的一部分討論應當被顧及。

這種邏輯目前在涉及清朝的邊疆地區的互動時已經萌芽，清代對于拉達克的交往、對拉達克國內政治的干涉從屬于治理回疆的目的（孔令偉：《拉達克與清廷情報文書的傳譯過程》，《中國藏學》2019第三期，114-124頁），清代對英國馬嘎爾尼使團的態度，也因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擴張牽動廓爾喀和藏地局勢而受到影響（Matthe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這種大戰略的思路也應當啟發明代的治藏政策：明代從經略西藏之初，就包括了減少蒙藏關系的考慮，尤其是當洪武五年企圖一次性消滅殘元勢力的努力失敗、明代的北疆政策轉向防御后，爭取第三方的支持的重要性就提升了。

近期的明史學界已有對這種“競爭愿景”（competing visions）的探索（Xiaobai Hu, Unruly Mountains: Competing Visions for China’s Inner Asian Highland, 1368–1600,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20）。這從明初措辭的轉變可見一斑，建國之時“驅除韃虜”的合法性為“朕既為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愿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等說法取代。在明朝建立之初，更替競爭的統治合法性需要更多的承認，這從洪武一朝急于獲得西蕃的歸附中有所體現。秦博已經注意到了洪武四年前“由于藏族地區還未歸附，明太祖推遲了封賞功臣的典禮”的情況（《論洪武朝的征西功封》，《青海民族研究》2020年第二期，145-151頁），胡簫白亦對洪武八年殘元梁王勢力在云南和西北通過西藏地區的管道的聯動進行了討論，這些都說明了在明初，西藏的重要性是遠遠超出華夷之辯和天朝上國觀念的認知的。

競爭背景下，明代的以文治邊可以理解成一種當實力不足或不必投射到特定地區以威壓競爭對手時，通過軟實力的吸引和合法性認同的塑造來爭取支持、實現治理的方式，這一評估其實對我們理解明代和西藏關系是有益處的。在民族國家誕生之前，帝國的邊疆實際是治理成本與治理收益之間的動態比較，帝國的邊界是變動不居的。但這種比較并不是固定的，正如這些明朝對西藏的政策揭示的這樣，良好的認同與互動、從屬于對外大戰略的重要性，其實共同促進了治理成本的降低與治理收益的增長，進而使得中央與地區之間的關系被以某種合法與認同的方式積累，成為歷史發展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