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朝明 | 孔子“觀周”問題究實及意義

摘要

ABSTRACT

孔子適周問禮于老子是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的重要事件，但人們對其史實與價值的認識仍不夠清晰準確。綜合各類文獻尤其是《孔子家語》的相關記載可推斷，孔、老曾相會多次，“觀周”于洛邑最有可能在魯定公三年的上半年，孔子時年四十五歲?？鬃铀鶈栔Y的主要內容，是蘊含了周代文明“禮樂之原”“道德之歸”的《周禮》。此次歷程中對于先王遺則與周代禮樂的考察、與老子關于道德仁義問題的討論，深化了孔子對于禮樂問題的思考，進一步堅定了孔子“志于道”的決心。

關鍵詞

KEYWORDS

孔子；《孔子家語·觀周》；老子；《周禮》

《孔子家語》中有《觀周》篇，記載了孔子到東周洛邑參觀訪問的相關事實。春秋末期，周王室衰微，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但還保存著周朝積淀的禮制文化典章。因此，孔子不遠千里，考察東周文化，并問禮于老子?！坝^周”是孔子“好學”的體現，是其生平中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在中國文化史上，孔子與老子二位偉大哲人的洛邑會見，不僅對孔子本人影響很大，而且涉及到人們對孔子思想學說、禮樂觀念的認識。不過，對于孔子“觀周”，人們還存有一些撲朔迷離的朦朧感。比如，孔子適周所問何“禮”？他的目的究竟為何？為什么這次洛邑之行具有那么大的影響力？這些問題似乎還有進一步追問的必要。

Part.1

一、孔子問禮的事實與“觀周”的時間

由于孔子與老子被認為是儒、道兩個學派的創始人，孔子“觀周”問禮于老子，就不僅是孔子與老子二位哲人的關系問題，還被牽引到儒道兩家的關系，強化了這一事實的影響力。但是，孔子見老子并向老子請教，可能并不一定是一個固定的事件，即使《孔子家語》有《觀周》篇，相關記載也不完整。

孔子問禮的事件有一個史料辨析的問題，即需要確定孔子“觀周”的時間，因為這涉及到對孔子思想的認識和理解。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有一些久議難決的問題，若要論其意義重大卻又撲朔迷離，“老子疑案”應該首當其沖。近幾十年來，隨著學術研究的進展，尤其郭店楚簡《老子》的發現，推進了有關老子的研究。而上博竹書《民之父母》等早期文獻則激活了包括《孔子家語》在內的傳世文獻。以前，《孔子家語》一直被視為典型的“偽書”被棄而不用，但經過長期的細致研究，尤其是結合新出文獻的旁證，學界已認定《孔子家語》極具史料價值?！犊鬃蛹艺Z》不僅有《觀周》篇專門記載孔子“適周問禮”的史實，還有孔子“聞諸老聃”之類的一些材料，這促使人們在孔老關系認識問題上取得了很大進步。

孔子像（曲阜尼山圣境）

從文獻透露的信息以及既往的研究成果看，孔子與老子的相見可能不止一次，二人很可能在魯國有過交流，還可能曾在宋國相見，這大約正是歷代對孔、老相見確切時間聚訟紛紜的原因之一。在孔子與老子多次相見中，最重要的是孔子主動“適周問禮”，這在《孔子家語·觀周》和《史記·孔子世家》都有明確記載，言之鑿鑿，具體細膩，真實性應無問題。

《史記》中多處提及孔子問禮于老子：

“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鬃舆m周，將問禮于老子……老萊子……與孔子同時云。”（《老子韓非列傳》）[1]

“孔子之所嚴事：于周則老子?！保ā吨倌岬茏恿袀鳌罚2]

“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十二諸侯年表序》）[3]

孔子到洛邑問禮于老聃，在孔子的人生經歷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F有研究多依據《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笨鬃幼灾芊从隰敚茏由砸孢M焉。[4]

這里的記載比較簡略?？鬃印斑m周問禮”在什么時候？此處的敘述在孔子“年十七”及少時“貧且賤”之后，接著說到“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似乎將孔子“適周問禮”的事跡置于魯昭公二十年、孔子三十歲之前。由此，有學者以《史記》敘說的連貫，認為是在孔子十七歲時。據《左傳》的記述，魯昭公七年還發生了日食[5]。這種認識可能是受到《禮記·曾子問》的影響，因為其中記有孔子說自己“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有食之”[6]。其實，這應該是另一次與老子相見，而孔子“適周問禮”時未必發生過日食。

孔子年十七“適周問禮”之說是很難立得住的，它缺乏基本的旁證?！肚f子·天運》說：“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史記索隱》認為可能是《世家》依《莊子》之說而沒有細究。因為依據《說苑·敬慎》的記載，孔子見老聃時曾說：“甚矣！道之于今難行也！”[7]這應當是“既仕之后”之言，而非年齡十七之人所能言。實際上，孔子很早立志向學，他自己也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論語·為政》），孔子之“學”乃是學道，“志于學”即“志于道”。從孔子返魯以后“道彌尊矣”“弟子稍益進焉”等記載看，孔子“適周問禮”雖然不必像《索隱》認為的晚在“既仕之后”，但也不應早至年十七之時。

由于一般依據《史記·孔子世家》，不少學者研究孔子“適周問禮”時，就以魯昭公二十年、孔子三十歲作為時間坐標。例如，有學者認為，昭公二十二年（孔子三十二歲）周室發生內亂，孔子不能在周室兩派貴族斗爭時出訪問禮。而昭公二十五年（孔子三十五歲），魯國也發生內亂，昭公奔齊，國內無君，孔子因亂適齊，流亡在外也有數年，同樣應無出訪洛邑的可能，因為《史記》說有“魯君與之一車兩馬”之事。昭公二十六年，周室王子朝已“奉周之典籍以奔楚”[8]，老子也因之免官歸居于陳，孔老自無在周相見之理。[9]

人們對于孔子“適周問禮”時間的探求囿于《史記·孔子世家》，故而難以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實際上，在對先秦時期歷史事實的敘述中，司馬遷雖具“良史”之才，但每個人見聞都有限，難免在記載中出現時間上的錯亂。我們認為，對于孔子事跡的研究而言，應當特別重視《孔子家語》。如果結合《孔子家語》的記載綜合考索《孔子世家》，許多的疑難會迎刃而解?？鬃优c南宮敬叔適周問禮，《孔子家語·觀周》記載更為明確：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睂υ唬骸爸斒苊??！彼煅杂隰斁c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10]

孔子此次“適周”，有人將時間確定在魯定公三年，當時孔子四十五歲。清人孔廣森在《經學卮言》說：“子在周時，《家語》有劉文公論圣人之語。定公四年，文公即卒，元、二兩年未沒，昭公之喪，訪樂萇宏，又非攸宜，前后推挍，則適周其在定之三年歟？”[11]不過，由于疑古思潮的影響，《孔子家語》《孔叢子》等受到漠視，孔廣森依據《孔子家語》的看法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例如，錢穆說：“《家語》為王肅偽書，其言非可征信。則定公三年之說，亦復非也。林春溥《孔子世家補訂》亦疑劉文公以定四年卒，則適周當在定二三年。然又以與《莊子》沖突，疑《孔叢》偽讬非實。良以《孔叢》《家語》，其可信之價值，尤在《莊子》下也。”[12]

近三十多年來，大量地下文獻的問世與相關研究，使我們得以了解《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所謂“偽書”成書的實際情況，認識到這些材料絕非無中生有，有必要重新考慮孔廣森和林春溥等人的觀點。

孔子適周，與南宮敬叔一同前往，“適周問禮”大致應在南宮敬叔師事孔子之后?！妒酚洝た鬃邮兰摇氛f“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13]，好像孟僖子（即孟釐子）卒后，孟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立即師事孔子。其實，《史記》下文“是歲，季武子卒”[14]，而孟僖子卒于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三十五歲），季武子卒于昭公七年（孔子十七歲），兩者時間相差十七年?！蹲髠鳌氛压吣暧浽唬骸懊腺易硬〔荒芟喽Y，乃講學之，茍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盵15]很清楚，二人師事孔子在孟僖子去世之后，卻未必就在孟僖子去世之年。兩人師事孔子的經過，《孔子家語·正論解》記曰：

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曰：‘夫禮，人之干也，非禮則無以立?！瘒诩依希姑急厥驴鬃佣鴮W禮，以定其位?！惫S之。二子學于孔子。[16]

作為孟僖子之子，父卒之后，兩人應不會在服喪期間即拜孔子為師，因為這樣做不合乎禮制要求。孟僖子卒于昭公二十四年，次年昭公因內亂而出奔國外，直至死去也沒能再回魯國，孟懿子與南宮敬叔的大夫職位一直都沒得到詔命。直到魯定公即位以后，二人才被詔命。但二人以父命師從孔子學禮才能確定地位為推辭，得到了定公允許后，才得以師從孔子。

在《家語》《史記》中，記載了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的過程，孔子首先與南宮敬叔談到自己問禮于老聃的愿望，接著南宮敬叔言于魯君，定公與之一乘車、兩馬，敬叔與孔子一同至周。此時，南宮敬叔應當已經師事孔子。據《孔子家語·正論解》，南宮敬叔在定公元年師事孔子。那么，南宮敬叔與孔子一起適周問禮應在定公元年之后?！犊讌沧印ぜ窝浴菲涊d了孔子見萇弘之后，萇弘與劉文公討論孔子的言論。而劉文公在定公四年去世，則孔子適周問禮必在定公四年以前。

定公元年，孔子剛收孟懿子與南宮敬叔為徒，揆諸情理，當不會馬上就提出適周問禮的想法。據《春秋》，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17]。如此，定公詔命孟懿子與南宮敬叔的大夫職位應當在這年秋天之后，隨后才有二人推辭而師從孔子之事。如果考慮到孔廣森所說的“元、二兩年未沒，昭公之喪，訪樂萇宏，又非攸宜”[18]，那么孔子適周只能是在定公三年。

定公三年的下半年，孔子肯定也在魯國。這一年，邾莊公卒，邾隱公即位。不久，邾隱公要舉行冠禮，遂通過孟懿子來向孔子請教，孔子向他講述了冠禮的內容。有人認為國君新喪，新君不宜行冠禮，如清人狄子奇《孔子編年》就有這樣的看法。其實，周初成王冠事，就在武王既葬后不久，無論是孔子的敘述還是《今本竹書紀年》的記載都是如此。據《春秋》，邾莊公葬于定公三年秋天，而且冬天的時候，孟懿子還與新即位的邾隱公“盟于拔”[19]。邾隱公舉行冠禮，可能就在這年的秋冬時節。

孔子時代，列國之間交通不便?？鬃舆m周雖然乘坐馬車，但他至洛邑、問禮訪樂、考察制度，也會需要很多時日。綜合分析推斷，孔子“適周”最有可能在定公三年上半年。這一年為公元前508年，孔子四十五歲。

實際上，孔子與老子相見不止一次。從歷史記載看，孔子適周向老子問禮以前、之后，孔子還都曾見到過老子?？鬃印斑m周問禮”以前，二人很可能在魯國有過交流。根據《禮記·曾子問》記載，孔子曾說：“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有食之?！盵20]從新出土材料與傳世文獻的比較看，《禮記》所記孔子遺說都有一定的材料來源，這里的記載應當可信。其中的“巷黨”或許就在魯國。清人閻若璩在《四書釋地續》中分析認為，《春秋》記載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那么孔子與老子的此次相見應在昭公二十四年，這一年孔子三十四歲。之后，二人還可能曾經在宋國相見。《莊子·天運》篇記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鼻宕鷮W者梁玉繩在《史記志疑》中分析說：“蓋適周問禮，不知何時……此皆當闕疑之事，必欲求其年，則《莊子》五十一之說，庶幾近之?！盵21]《莊子》所說的“沛”，一般認為在當時的宋國（今江蘇沛縣）。孔子年五十一歲始“初仕”，在魯國任中都宰，在此時去拜訪當時在沛地的老子極有可能。

Part.2

二、孔子問禮與《周禮》：“禮樂之原，道德之歸”

孔子“適周”問禮，那么他所問何“禮”？問禮何須“適周”？在那樣的年代里，去洛邑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行程，以至于孔子最終還得到國君資助?？鬃铀鶈柸绻皇枪凇⒒?、喪、祭之類的“儀禮”，他何須如此周折？四十五歲正是一個人人生的黃金時期，也是學習最為關鍵的時期。魯國是周代諸侯國保存周禮較好的國度，孔子自幼受禮的熏陶，在濃厚的禮樂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不過，魯國畢竟只是一個諸侯國，他看到的主要是在政治生活和社會實踐中的禮樂，而作為周朝整個國家管理的制度建構、設官分職、董正治官層面的“禮”還必須去往周朝王都考察學習。

（一）孔子“問禮”的動機：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

孔子適周的直接動機或出發點正是向老子請教?？鬃又览献硬W，“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是自己要請教學習的人?！队^周》篇說：“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崩像趼暶h播，對于禮樂道德的把握冠絕一時。既然老聃博古通今，孔子也要像他那樣“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那么，“禮樂之原”“道德之歸”究為何意？為什么它能夠吸引孔子遠行洛邑，拜訪老聃？

不言而喻，“禮樂之原”“道德之歸”關涉周文化的根本，是“禮樂”與“道德”的根本依托，因為它涉及到“周公之圣，與周之所以王”?！犊鬃蛹艺Z·觀周》記載：“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與周之所以王也。’” [22]按照這里順序，孔子在洛邑最重要的活動是“問禮于老聃”，與“訪”“歷”“考”“察”相比，不僅對老聃“問禮”排在前，而且后面的活動似乎也只是印證了他“問禮”的感受，最后他才喟然而嘆?？鬃铀鶈栔岸Y”，意義非同尋常，它當然應該直接關涉周公其人，不然孔子不會發出“知周公之圣與周之所以王”的感慨。

既涉“禮樂”“道德”，又關“周公之圣”與周朝“之所以王”，我們的思路不能不被帶回到西周初年，想到周公的歷史功績！《尚書大傳》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盵23]這里詳細闡述了周公在攝政期間的主要成就，可見，周公攝政第六年制禮作樂具有特殊意義?！抖Y記?明堂位》的說法與之可以相互印證：“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這也明確指出周公在攝政六年時制禮作樂。周公封國的魯國舊地后來興建了周公廟，這里大致就是當年魯太廟舊址。周公廟第一道牌坊分別題額“經天緯地”“制禮作樂”，也顯示了周公制禮作樂的意義。一般認為，制禮作樂乃是制定了一系列禮儀規范和樂舞制度，從祭祀、朝聘、喪葬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面規范了社會秩序和人們的行為準則，形成一套完整的社會制度體系。實際上，這時最重要的就是制作了《周禮》。

關于《周禮》（即《周官》）的成書年代，可以說是一個聚訟紛紜的學術公案，長期以來聚訟不已。我們認為《周禮》成書時代應該不晚。清代孫詒讓作《周禮正義》，是《周禮》研究的集大成者。在他以前，眾口一詞認為“周公作《周禮》”，這也是大量古籍的一致記載，即《周禮》（或《周官》）成書在西周初年。[24]例如，《史記?魯周公世家》說：“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薄稘h書?景十三王傳》也提到河間獻王劉德所得書之中有《周官》：“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盵25]東漢史學家荀悅在《漢紀》中記載：“劉歆以《周官經》六篇為《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為禮經，置博士。”[26]還與《尚書序》談到《周官》成書也一致：“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盵27]這與《今本竹書紀年》的記載完全相應、正相暗合。據《今本竹書紀年》記載，成王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28]

《周禮》成書年代存有爭議，與該書名稱在典籍中出現較晚有關。實際上，這是由于它作為官制記錄的性質決定的。在周代，禮的意義非常廣泛，禮有“禮制”，也有“禮儀”，“禮制”和“禮儀”又體現了“禮義”。古之為教，年輕人很早就學習禮，禮既有小學之“小藝”（禮、樂、射、御、書、數）中的禮，也有大學之“大藝”（詩、書、禮、樂、易、春秋）中的禮。此次“適周問禮”之前，孔子應該就熟悉了一般的人生禮儀，應該學習了周代冠婚喪祭之類的禮儀，甚至包括一些典章制度。但孔子的洛邑之行有所不同，他要了解、追尋的是“禮樂之原”和“道德之歸”，這是經國濟世的大問題。而這些必須前往洛邑王都，求教于作為周代守藏史的老聃，因為老聃的特殊就在于掌握官方檔案，了解“周禮制作”的根本精神。

或問：《周禮》何以被認為是“禮樂之原”和“道德之歸”？關于這一點，只要真看孔子對《周禮》（或《周官》）的理解就清楚了。《孔子家語·執轡》篇記載了孔子與弟子閔子騫關于治國問題的討論。我們曾說，該篇最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有關古代“以六官總治”的論述，這節論述與《周禮》相應，是《周禮》成書問題極其重要的材料。在這段論述中，孔子將治國與駕車作比，稱古代御天下的天子與三公一起，“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29]，從而注重德法，考課官吏，治理國家?？鬃铀f“六官”就是指《周禮》中的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將《周禮》六官以及太宰一職的職掌與孔子的相關論述一一對照，就會看到孔子所說六官的職分正是以《周禮》六官系統為依據的?？鬃铀撌龅摹耙粤倏傊巍?，稱之是“古之御天下”的情形，言其“古”。那么，《周禮》成書于什么時候？

重要的是，孔子認為《周禮》六官之職關乎“禮樂”與“道德”?！岸Y樂之原”是禮樂之根本，“道德之歸”是道德的歸屬，應指周朝國家的頂層制度設計，即關于設官分職的政治架構，這是政治運行與社會管理的內在機制?！犊鬃蛹艺Z·執轡》記載孔子的理解是：

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圣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安，以之義則國義，此御政之術。[30]

這里所說的“御政”，就是使天下歸于道德、禮樂之治，而道德、禮樂不是空洞的說教所能致，而要通過為官執政者的管理來實現。孔子向往禮治，認為治國要“以德以法”，周代治國之禮正是德與法的高度統一。廣義的禮包括狹義的“禮”與“樂”，這都是《周禮》（即《周官》）中所具體涉及到的。如典樂之官，關于樂的官職眾多，其中的“大司樂”為樂官之長，總管音樂行政、樂制、各種典禮音樂的制定和實施、貴族的音樂教育、樂工的訓練和管理等。再有，司空之官以成禮，天下安寧，需要遵守既定的秩序規則，司空司建設，負責具體落地?！吨芏Y》作為設官分職的典籍，也許就是孔子所說“禮樂之歸”所在。

關于道德，這是天下社會的價值體系、行為方式。冢宰“總百官”，是天下正道的引領者，他們負責塑造社會的價值體系；司徒“司教化”，是立德樹人的負責者，他們管理引導社會的行為方式。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是國家管理與社會發展的關鍵，要管理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冢宰之官失職，則天下無道；司徒職官失職，則社會無德。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效法天地以成道、成德。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國家長治久安關鍵在道德，道德之成端賴冢宰、司徒，而他們則是六官之重，這應該是《周禮》被視為“道德之原”的原因。

以上可見，《孔子家語·觀周》所記孔子認為老子“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是說老子了解周文化或周禮的精神，而周禮的精神就以作為職官制度架構的《周禮》（或周官）作為承載。孔子問禮于老子，希望像老子一樣通曉禮樂之原、明白道德之歸。

（二）孔子“問禮”的結果：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

孔子“適周”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可以說收獲滿滿。其中最大的收獲，可能就是第一次見到了《周禮》（即《周官》）。當初，南宮敬叔請求魯國國君資助支持孔子“適周”之行時，明確說明了此行的目的?！队^周》記曰：“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边@里的“先王之遺制”當然包括郊社之所、明堂之則、廟朝之度，但這些只是一些具象的呈現，而根本的應該是“禮樂之極”，即禮樂的根本，這應是“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的深層意義。也就是說，“先王之遺制”應指文、武、周公之制度，這應該就像《逸周書·度訓》所言“天生民而制其度”[31]，這個制度很有可能就是周公在“損益”夏商兩代所制作的《周禮》?？鬃诱f過：“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保ā墩撜Z?為政》）細細品味孔子的話，或許他的感慨也在這里。周公所做的應該就是《度訓》所言“立中以補損，補損以知足”[32]，這樣制作的《周禮》當然是“禮樂之所極”，是周代禮樂的根本或最高標準。南宮敬叔所謂“先王遺制”“禮樂之極”，與孔子所說的“禮樂之原”“道德之歸”應該大致同義。

楊朝明、宋立林主編：《孔子家語通解》，齊魯書社，2013年

孔子對自己的訪問非常滿意，洛邑之行結束時，他感慨“吾乃今知周公之圣與周之所以王也”，他有如此感慨，很有可能與了解到《周禮》的制度設計有關。他向老子請教，老子有特殊的身份，他是周王室的“守藏史”，而《周禮》（或《周官》）在性質上是周朝職官制度的記載，是極特殊的典籍，它不像《儀禮》那樣的儀節很多人需要關注與踐行，也不像《禮記》那樣的思想典籍需要去研讀?！吨芏Y》是國家的制度設計，它只為天子以及王公大臣所明所知即可，因此流傳一定不會廣泛。老聃為“周守藏室之史”，職責特殊。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藏室史，周藏書室之史也?！盵33]老聃也掌管具有王室檔案性質的《周禮》（即《周官》）這類典籍。

周公在孔子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孔子“適周問禮”，感慨“吾乃今知周公之圣與周知所以王”，這句話很值得注意。我們知道孔子崇拜周公，向往周公之治，甚至常?！皦粢娭芄保ā墩撜Z·述而》）?？鬃哟藭r四十五歲，思想活躍，正是走向成熟的關鍵時期。周公所以“圣”，在于他的巨大功績；周公之“圣”的具體表現正是制禮作樂，奠定了周代禮樂文明的基礎。周代禮樂“郁郁乎文哉”（《論語·八佾》），正是拜周公所賜?？鬃映缟兄芪幕?，自稱“從周”，可以說此次“適周問禮”對孔子的巨大影響與觸動，這應該是孔子對周公格外尊敬的關鍵原因或起始。

孔子適周，還與老子交談了許多問題。老子了解周朝禮樂的本質，了解社會與人心，他們的交談也有關于古禮、天道、仁義等許多方面。作為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老子屬于史官，掌握禮學，也管理文書、檔案乃至有關禮儀。那時周王室已經衰微，東周已經不如一個大的諸侯國，但天子在名義上仍然是“天下共主”，政權架構小而全，并保存了古禮典章。在禮壞樂崩之時，這些典籍檔案反而顯得尤為重要。從這一點看，孔子向老子問禮也合情合理?！肚f子·天道》的記載透露了這種消息：“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鬃釉唬骸??！娎像?，而老聃不許，于是翻《十二經》以說。”這里下文是一段關于“仁義”的對話，老聃批評孔子說仁義，這一記載時間和地點還需要考證，但也反映了一些事實?！翱鬃游鞑貢谥苁摇?，很符合孔子的言行；老聃曾為周之守藏史，是史官；孔子“要在仁義”的說法受到老聃的批評。這些或都有真實歷史的影子。

Part.3

三、孔子“觀周”對他本人的影響

任何人的成長都有一個過程，孔子也不例外。在偉大思想家孔子由“四十而不惑”到“五十而知天命”的十年人生中，最重要、對孔子影響最大的事件，無疑就是他的洛邑之行。孔子所在的魯國有“周禮盡在”[34]的美譽，春秋時期就有人說“諸侯宋、魯，于是觀禮”[35]，這里禮樂文化氛圍濃厚?？鬃印盀閮烘覒?，常陳俎豆，設禮容”[36]，自幼受到禮儀文化熏陶，后來他鐘情于周代禮樂，《論語》兩次記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八佾》《鄉黨》），魯國太廟奉祀周公，這是孔子經常的去處。魯人常常談及“周公制禮”之類的話題，孔子心中對周公充滿了向慕。孔子自稱“好學”，希望“聞道”，這也是他不憚仆仆前往洛邑的原因。周公在周初動蕩的年代制禮作樂，穩定鞏固周朝統治，奠基了禮樂文明的基礎，孔子有機會了解到周公“制禮作樂”的事實，自然心中喜悅。

（一）洛邑之行堅定了孔子行道的決心

孔子關注現實，了解社會，看到“天下無道”的種種表現，因而他有自己的苦悶。在行道的路上，孔子感到困惑，《觀周》篇透露了他這樣的心跡?？鬃哟诵?，與老子交流，更加堅定了其行道的決心：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于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于辯，聽者亂于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p>

孔子執守大道，希望說服邦國之君，期待他們以道治國，然而沒有被接受，所以他感嘆“道于今難行也”。他對自己所執守的“道”難以實行而困惑，于是請教老子。老子認為問題的癥結在于“說者流于辯，聽者亂于辭”，在這樣的混亂之世，尤其需要理解道，堅定地明道、弘道。人道效法天道，在《周官》的設計中，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最為重要，“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人效法天地，從而立于天地之間。優秀的思想學說得不到真正的貫徹實行，往往是由于“學者”的理論過于宏闊、浮華、巧辯，使“聽眾”一頭霧水，不便接受。所以孔子后來說“道不遠人”，“道”就在每個人的日常坐臥之間，行道者首先應該著眼于“人”。

孔子見老子時，老子告之以“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37]的道理；離開洛邑時，老子為孔子送行，告誡孔子要聰明深察不可“好譏議人”，博辯閎達卻不可“好發人之惡”[38]。老子“深遠”的“虛無”之道，特點是“因應變化于無為”?？鬃痈锌献泳拖瘛俺孙L云而上天”的蛟龍，認為老子難“知”。但老聃指出，在離亂之世，反而需要有大道在身的人。老聃給了孔子很大激勵，使孔子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擔當與抱負。《孔子家語·觀周》說：

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為人臣者?！笨鬃釉唬骸熬捶罱??！?/p>

孔老相會臨別之時，老子以“言”相贈，要孔子行忠孝之禮。老子說“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為人臣者”，是說為人之子不可固執己見，為人之臣則不可不堅持己見。對父母不可計較，與孔子所說“事父母幾諫”（《論語·里仁》）相似；對君主不可諂媚，與“恭近于禮，遠恥辱也”（《論語·學而》）道理一致?？鬃诱f“敬奉教”，表明他要聰明深察、博辯閎達，要致力于孝悌忠信之道。

需要分辨的是，孔子問禮，尊敬老子，并非完全服膺老子的思想。孔子與老子思想上有相通性乃至一致性[39]，但二人也有一定的分歧。例如，孔子說老子“猶龍”：“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孔子的這個評價其實很耐人尋味。這首先是孔子對老子思想境界的高度贊譽，認為老子思想高深莫測、境界超凡脫俗?？鬃右浴褒垺眮硇稳堇献樱脖磉_了對老子哲學思想的獨特認識，看到他思想的靈活性與變化性，暗示了他對老子那種超越性思維方式的驚嘆和自己在這方面的相對局限，理解到老子對 “道” 的體悟與呈現，甚至自己要借鑒老子思想。但毋庸諱言，這也包含了對自身與老子思想差異的感慨，二人文化側重點的不同，思維方式也有差異?？鬃哟淼娜寮宜枷胱⒅厝伺c人之間的關系、社會秩序的建立和道德規范的踐行，強調積極入世，通過個人的努力和修養來實現社會的和諧與進步。而老子的道家思想更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主張順應自然、無為而治。孔子看到了老子思想與自己所倡導的儒家思想的不同，這種不同不是對立，而是一種互補和拓展。于是，他以老子“猶龍”來表達對道家思想的獨特視角和價值的認可，同時也意識到自己和老子在文化追求和思想路徑上的差異。儒家思維方式較為現實和具體，注重從具體的社會現象和人際關系中總結規律、建立規范。而道家的思維方式更具超越性和抽象性，從對宇宙、自然的宏觀思考中得出對人生和社會的啟示。

《孔子家語·執轡》還有記載可以顯示孔子與老子的不同。該篇記孔子弟子子夏談論易理之中人類和萬物鳥獸昆蟲產生時所受元氣的分限，他認為“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40]。在子夏滔滔講論之后，孔子說：“吾昔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盵41]接著，子夏又談了自己所見《山書》中的內容?？鬃铀枷胧艿嚼献拥囊欢ㄓ绊懀鬃铀伎嫉氖乾F實社會問題，主張積極入世。因此，子夏的高論沒有引起孔子太多的興致，所以孔子似乎更贊同子貢對子夏所言的評論，即“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42]，孔子也認為子夏所談雖然細微，卻不是治理國家所需要的，這正是孔子儒學的思想特征?？鬃訒r期，儒道之分殊已露端倪。由此，可想而知的是孔子自己行道的決心也得到激發。

（二）洛邑之行擴大了孔子自身的影響

孔子也明確表示過洛邑之行對自己的影響，這就是“道加行”?！犊鬃蛹艺Z·致思》記：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鐘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后重，有勢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43]

王肅注“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曰：

孔子欲見老聃而西觀周，敬叔言于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于老子?？鬃託v觀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習也。[44]

孔子適周問禮是他人生中非同尋常的經歷。他學習《周禮》，眼界大開，見識大長?？鬃庸世锴分芄珡R元圣殿有門聯曰：“官禮功成宗國馨香傳永世，圖書象演尼山統緒本先型?！盵45]這揭示了孔子思想與周公的關系，顯示了周公對孔子的巨大影響。春秋以降至于孔子之時，“先君周公制周禮”[46]是魯人的驕傲，他們常常回憶“昔周公”之事，尊奉周禮的人們都心儀周公。孔子時代，周代典籍尚存，孔子能看到周代遺制，尤其問禮老子，學習周代禮制，還參觀洛邑，游歷了周朝王都的重要政治文化設施，他一定會更堅定地“法則周公”[47]?？鬃悠缴洺Ｒ弥芄裕澝乐芄Ｋ煜ぶ芄论E和“周公之制”，以“周公之典”為行事的法度。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孔子“適周問禮”對孔子的巨大影響。在孔子的生平中，這是具有標志性意義的重要事件?？鬃釉皣朗隆倍嗳?，從而積淀形成了很高的智慧，周公、老子卻對孔子影響最大。《孔子家語·觀周》說：“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史記·孔子世家》也有同樣的說法：“孔子自周返于魯，弟子稍益進焉?！盵48]可見，“適周問禮”讓孔子的智慧和影響力都大大提升。

[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全四冊，中華書局，2011年

（三）洛邑之行深化了孔子的禮樂觀念

孔子尊重他以前的中國歷史文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遠宗堯舜之道，近守文武之法。周公輔佐成王，制禮作樂，集中體現了“文武之政”，在孔子心目中成為魂牽夢繞的重要人物?？鬃诱f：“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保ā墩撜Z·八佾》）周公制禮作樂，“損益”夏、商之禮，實現了由“尊命”“尊神”向“尊禮”[49]的人文升騰與躍進?？鬃訒r代，禮壞樂崩，孔子反思現實、總結歷史，他“接著周公說”，其禮樂觀念在認真研究周公禮樂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進步、深化與升華。

孔子繼承周公，創立了儒學。《淮南子·要略》說：“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盵50]孔子培養了大批人才，創立了仁學思想體系。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在周公、老子的基礎上，孔子完善了自己的仁愛學說?？鬃铀伎肌岸Y樂之原”，其實在于人本身。正如“哀公問政”時孔子所回答的：“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保ā抖Y記·中庸》）處理好國家政務，關鍵在于獲得人才為我所用；要獲得人才在于人之修身；修身要循中庸之道，循中庸之道則需要用仁。所謂仁，無非在于人之本身。

孔子在研究反思《周禮》精神時，談到周禮六官乃六典以及六官的管理系統與內在聯系。綜合《周禮》與《家語》的記載，可以看出其間的緊密聯系或系統性?！吨芏Y·天官冢宰第一·大宰》記“太宰六典”曰：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51]

對照《孔子家語·執轡》中孔子的分析，可以看出它與六官之間的對應。根據孔子的理解，冢宰之官以成道，治官府，以道綱紀百姓；司徒之官以成德，教官府，以德引領百姓；宗伯之官以成仁，統百官，以仁和諧邦國；司馬之官以成圣，正百官，以均平邦國；司寇之官以成義，刑百官，以糾治邦國；司空之官以成禮，任百官，發展邦國。

孔子的仁愛學說正是基于對禮樂制度的思考，在周公所制定的禮樂出現崩壞之際，“接著周公說”，思考禮樂之不行的原因，所以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孔子家語·禮運》也記孔子之言曰：“為禮而不本于義，猶耕之而弗種?！盵52]關于孔子整理古代典籍文化，形成了他的思想體系。辜鴻銘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孔子終生努力嘗試把社會和文明引入正途，給它一個真正的基礎，以此防止文明的毀滅。當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國文明的毀滅時，他好像一個看到自己房屋著火、燃燒著吊在頭頂上的建筑師，確信他不可能挽救房屋，知道他所能做的事情是挽救這建筑的圖紙和設計，這樣以后就可以有機會重建；于是他挽救了中國文明的圖紙和設計，保存在中國圣經的舊約里面——這五本圣經即《五經》，五本正典，這就是孔子為中華民族所做出的偉大功績。[53]在辜鴻銘看來，孔子為中華民族所做的偉大貢獻，就是挽救了中華文明的圖紙和設計，保存了五經，而這張圖紙最精彩的設計者正是周公。周公制禮作樂，是關于天下治理的設計?？鬃訐尵攘藞D紙與設計，繼續研究這個圖紙與設計，接續周公，進一步追問與思考?？鬃佑纱松罨蜕A了自己禮樂觀念，建立起自己的仁學思想體系。正如辜鴻銘所說，這是中國文明的真正而理性、永恒而絕對的基礎。

注釋（上下滑動查看更多）

*本文系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課題“‘兩個結合’的重大意義和豐富內涵研究”（24&WZD02）的階段性成果。

[1] [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897-1899頁。

[2]同上，第1938頁。

[3][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第1冊，第433頁。

[4] [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第3冊，第1711頁。

[5] 高亨：《關于老子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1期。

[6][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032頁。

[7][漢]劉向撰、向宗魯校釋：《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529頁。

[8][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4冊，第4590頁。

[9] 詹劍峰：《老子其人其書及其道論》，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0-21頁。

[10] 楊朝明、宋立林主編：《孔子家語通解》，濟南：齊魯書社，2013年，第124-125頁。本文所引《觀周》皆用楊朝明、宋立林本，以下不再注釋。

[11][清]孔廣森撰、張詒三點校：《經學卮言》，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04頁。

[12]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6頁。

[13][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第3冊，第1710頁。

[14] 同上，第1710頁。

[15][清]阮元?？蹋骸妒涀⑹瑁ㄇ寮螒c刊本）》第4冊，第4453-4454頁。

[16] 楊朝明、宋立林主編：《孔子家語通解》，第472頁。

[17][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4冊，第4628頁。

[18][清]孔廣森撰、張詒三點校：《經學卮言》，第104頁。

[19][清]阮元?？蹋骸妒涀⑹瑁ㄇ寮螒c刊本）》第4冊，第4631頁。

[20] 同上，第3032頁。

[21][清]梁玉繩撰、賀次君校：《史記志疑》，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116頁。

[22] 同上，第125頁。

[23] [清]孫星衍撰，陳抗、盛冬鈴點校：《尚書今古文注疏》，南京：鳳凰出版社，2021年，第485頁。

[24] 參見楊朝明、崔海鷹：《〈孔子家語·執轡〉篇與〈周禮〉可靠性問題》，《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楊朝明、褚燕：《〈周禮〉成書問題再思考》，《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楊朝明：《〈周禮〉成書年代問題新證——以〈大戴禮記·朝事〉為中心的考察》，《湖南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

[25] [漢]班固：《漢書》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100頁。

[26] [清]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頁。

[27] [清]阮元?？蹋骸妒涀⑹瑁ㄇ寮螒c刊本）》第1冊，第420頁。

[28] [清]郝懿行撰、安作璋主編：《郝懿行集》第7冊，濟南：齊魯書社，2010年，第3881頁。

[29] 楊朝明、宋立林主編：《孔子家語通解》，第297頁。

[30] 同上，第297頁。

[31] 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柬撰：《逸周書匯校集注》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頁。

[32] 同上，第2頁。

[33][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第3冊，第1898頁。

[34][清]阮元?？蹋骸妒涀⑹瑁ㄇ寮螒c刊本）》第4冊，第4406頁。

[35] 同上，第4227頁。

[36] [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第3冊，第1709頁。

[37] 同上，第1898頁。

[38] 楊朝明、宋立林主編：《孔子家語通解》，第125頁。

[39] 參見楊朝明、李文文：《相反相成，和諧人生——孔子、老子人生哲學的啟迪》，《青島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

[40] 楊朝明、宋立林主編：《孔子家語通解》，第301頁。

[41] 同上，第301頁。

[42] 同上，第304頁。

[43] 同上，第79-80頁。

[44] 同上，第80頁。

[45] [清]潘相修：《曲阜縣志》卷4，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第146頁。

[46]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4冊，第4041頁。

[47] 同上，第4707頁。

[48] [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第3冊，第1711頁。

[49] [清]阮元?？蹋骸妒涀⑹瑁ㄇ寮螒c刊本）》第2冊，第3563頁。

[50]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709頁。

[51] [清]阮元?？蹋骸妒涀⑹瑁ㄇ寮螒c刊本）》第2冊，第1389頁。

[52] 楊朝明、宋立林主編：《孔子家語通解》，第381頁。

[53] 參見辜鴻銘：《辜鴻銘講論語》，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30頁。

原載：《現代哲學》2025年第5期

作者：楊朝明，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