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認知誤區，真實的外賣騎手需要“被看見”

近日，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發布《理解與彌合：2025年騎手職業工作實態和公眾認知調研報告》（下文簡稱《報告》）。筆者所在的調研團隊歷時近一年，在多地實地走訪，并向騎手與公眾發放兩萬余份問卷得出報告，呈現的一個核心事實是：騎手職業的真實處境，與公眾想象之間存在明顯差異，亟需破除對外賣騎手的認知誤區。

網絡討論中，關于騎手的敘事常被兩種極端牽引：一端是“單王神話”，用“每天工作13小時”“5年攢112萬”等故事制造奇觀；另一端是“賣慘劇本”，把騎手簡化為被算法擠壓、無休無止奔跑的受害者。極端故事更容易被轉發，卻也更容易遮蔽復雜的勞動現實，使公眾在收入水平、勞動強度乃至職業技能上形成誤讀。

從收入看，刻板印象與數據并不一致。《報告》以高頻跑單月份為例，專送騎手月收入均值約7014元，眾包騎手約8328元，且有29%的高頻眾包騎手月收入超過10000元；專送和眾包騎手時薪分別約為30.1元與39.1元，在藍領職業中位居第一梯隊。隨著年限增長、經驗累積，收入上限會抬升，累計有單天數超過1000天的眾包騎手日收入可達300元以上。換言之，跑單收入并非“低且恒定”，而呈現出一定的成長軌跡。把收入放進可比較的比較框架中，有助于避免用個案“神話”或個案“慘象”替代整體判斷。

從工時看，需要著眼于騎手具體的勞動過程。騎手“在線”并不等于連續工作，在線時長中約三成是在等單休息；多數騎手每日實際有單時長不超過9小時。所謂“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的常見說法，往往把等單、吃飯、休息一并打包成“工作”。平臺設置“有單時長超過12小時強制下線”的防疲勞機制，“連軸轉到深夜”并非普遍常態。將“在線”與“有單”區分開來，也為討論勞動強度、休息保障與風險管理提供更清晰的坐標。

與此同時，社會對騎手職業能力的低估也更為常見。公眾樣本中，約28%的人認為騎手“上手就會、對能力要求不高”，而在騎手自我排序中，近44%把路線與時間規劃能力放在首位。影響收入的關鍵并不僅僅是體力投入的多少，還包括對城市路網的熟悉程度、對配送路線與時間的規劃能力，以及對平臺規則的理解和執行能力；同樣的平臺規則之下，不同騎手的表現差異顯著，背后是經驗積累與技能組合的差別。對不少騎手而言，跑單是一項需要持續學習和經驗積累的工作，而非單純的“體力消耗”。看見這一點，對騎手的討論才更可能從“同情”走向“理解”，從標簽化想象回到對勞動過程的還原。

如果說對騎手收入和工作狀態的誤解更多源于信息不充分，那么在對騎手處境的理解上，認知錯位更為隱蔽。《報告》顯示，49.66%的騎手認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廣泛的社會歧視，而在社會公眾樣本中，僅約19.69%的人認同“騎手受到廣泛歧視”這一判斷。這種顯著落差提示，偏見未必以激烈沖突的形式出現，而更多可能滲透在日常互動之中：被忽視的職業尊重、被默認的“低技能標簽”、被簡化為算法附庸的形象等。

這種“看不見的錯位”，在傳播環境中也容易被進一步放大。當自媒體熱衷于用擺拍、極端對比等手法換取流量時，其實是在固化公眾的刻板印象：騎手要么是被奇觀化的“高收入異類”，要么是被作為“苦難符號”的弱者。真正需要被看見的，并不是濾鏡下被反復演繹的特定情節，而是騎手作為普通勞動者的真實選擇、真實能力與真實困境。理解騎手，要讓事實本身成為最有力的表達。

令人欣慰的是，社會并非始終停留在誤解之中。《報告》同時顯示，公眾對騎手權益保障問題保持較高關注度，近年來平臺與政策層面的回應也在逐步展開：職業傷害保障持續擴圍，商業意外險不斷完善，外賣平臺的社保補貼覆蓋全國，保障路徑朝著更加多元、細化的方向發展。由此可以看到，問題并不在于“有沒有關注”，而在于關注是否建立在真實理解之上。制度討論要走向有效，前提之一正是清晰職業畫像，把爭論的共同基礎落在同一套事實與口徑之上。

在零工經濟持續擴張的背景下，騎手并非特例，而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一個縮影。騎手并非簡單的“跑腿者”，而是在復雜的城市環境中不斷進行判斷與取舍、力求效率最優的勞動者。圍繞平臺勞動的討論涉及收入、時間、技能、保障與社會評價等多個層面，任何單一標簽都難以覆蓋其復雜性。唯有以事實代替偏見、以數據校準認知，騎手才能從“被想象”回到“被理解”，也為后續更理性、更有效的制度討論與公共治理提供堅實基礎。

（作者竹曉楠系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作者葉孫渝系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本科生）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