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戰火紛飛、政治立場涇渭分明的年代,革命者的家人往往難逃牽連,要么被追捕迫害,要么在惶恐中度日。徐向前離家投身革命十二載,南征北戰,從黃埔軍校的學員成長為紅軍高級將領,早已是南京政府懸賞捉拿的“要犯”,他無數次在行軍間隙牽掛家人,卻從不敢奢望能再見到平安的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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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徐向前離開山西五臺永安村,考入黃埔軍校,從此踏上革命道路。這一走,便是十二年。期間,他參與創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率領紅四方面軍轉戰南北,經歷了無數次生死考驗。而遠在老家的親人,卻時刻面臨著來自國民黨當局的威脅——南京政府把他列為重點緝拿對象,懸賞金額高得驚人。徐向前不止一次聽說,不少戰友的家人要么被抓入獄,要么慘遭殺害,他心里清楚,自己的家人恐怕也難逃厄運,這種牽掛像一塊石頭,壓了他十二年。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八路軍開赴山西抗日前線。毛澤東特意叮囑徐向前,“你是山西人,和閻錫山是同鄉,好一同去做閻錫山的工作”。就這樣,徐向前以八路軍129師副師長的身份,隨同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前往太原,與閻錫山談判合作抗日事宜。談判結束后,周恩來看出徐向前對家人的思念,勸他:“回家也是工作嘛”,彭德懷也在一旁勸說:“你和家人離別多年,回去看看,合情合理,不能讓人家說共產黨不講人情”。
帶著忐忑又急切的心情,徐向前踏上了回鄉的路,這段不過半日的行程,他卻走得五味雜陳。推開老家那扇熟悉的木門時,他甚至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可眼前的景象讓他愣住了:年邁的父親徐懋淮正坐在院里看書,精神矍鑠,家里的陳設雖顯陳舊,卻和十二年前他離開時相差無幾。父親看到他,先是愣了半晌,隨后顫抖著聲音問:“你是象謙(徐向前原名)?”徐向前趕緊上前攙扶,哽咽著回應:“大大,我是象謙,我回來了。”
妹妹拉著他的袖子,眼眶通紅地訴說這些年的經歷。原來,國民黨當局曾多次派人到五臺縣,想抓徐家的人邀功,可每次都被縣里的人擋了回去。妹妹說:“大哥,這些年多虧了閻督辦,他特意吩咐縣里,說咱們都是五臺人,不能為難家里人。”村里的老太太也擠過來,拉著徐向前的手打量:“銀存(徐向前乳名)呀,人家都說你長了紅頭發、藍眼睛,當了什么‘匪’,這都是瞎編的呀。”
徐向前這才知道,自己家人能平安度日,全是閻錫山暗中保護的結果。他和閻錫山有著特殊的淵源,兩人不僅是隔河相望的同鄉,徐向前早年還考入過閻錫山創辦的山西國民師范,論起來也算師生關系。閻錫山在山西經營多年,向來看重同鄉情誼,他的核心圈子里大多是五臺籍人士,流傳著“會說五臺話,便把洋刀挎”的說法。對他而言,徐向前雖然走上了和自己截然不同的革命道路,是政治上的“對手”,但終究是“五臺出來的人才”,動他的家人,就是丟五臺的臉。
有一次,蔣介石派來的人找到徐向前的父親,假意詢問徐向前的下落,實則想借機發難。徐懋淮沉著應對,直言:“自從象謙考上黃埔軍校,就不知哪里去了,連點音訊也沒有,我正要找你們蔣校長要人呢!”這番話既保住了家人,也讓閻錫山更加堅定了保護徐家的想法,他私下給五臺縣令捎話:“別去驚擾徐家老人,那是咱五臺的體面。”甚至到了年關,縣衙還會以“優撫軍屬”的名義,給徐家送些白面,明著是公事,實則是給徐家的保命符。
這次回鄉,徐向前只小住了幾天,卻感受到了久違的親情溫暖。姑姑自他進門后,眼睛就沒離開過他,心疼地說:“銀存,天快冷了,看你這衣服怎能過冬,姑姑得給你做條棉褲呀!”徐向前溫和地笑著推辭:“姑姑,怕你做不起呀。”隨后他解釋道:“我們是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領導的八路軍,有好幾萬人,他們和我穿的都一樣。”
鄉親們圍著他問這問那,有不少青年聽了他講的抗日道理,當場就想跟著他參軍打鬼子。徐向前的兩個外甥郭富安、趙希圣也執意要隨軍出征,姐姐們雖然不舍,卻異口同聲地說:“向前,讓他們去吧,跟上舅舅打日本,為國家出力,這是大好事!”徐向前看著這些熱血沸騰的鄉親,也趁機開展抗日宣傳,后來還在附近的蔣坊村,把一百多名返鄉的青年瓦匠組織起來,成立了“瓦匠連”,讓他們成為抗日隊伍里的一股生力軍。
臨走時,徐向前攙扶著父親,心里滿是感激與不舍。他知道,閻錫山保護家人,既有同鄉師生的情分,也有政治上的考量——當時閻錫山正需要八路軍的力量抗擊日軍,不想因為徐家的事破壞合作。但無論如何,在那個亂世里,這份“槍口抬高一寸”的寬容,讓他的家人得以保全。
后來有人問起徐向前,怎么看待閻錫山保護自己家人這件事,他只是平靜地說:“我離家十幾年,閻錫山確實從未害過我的家人。”而閻錫山當年那句“那是咱五臺的體面”,也成了這段特殊歷史的注腳。再后來,解放戰爭爆發,徐向前率領解放軍解放山西,終結了閻錫山在山西幾十年的統治,兩人從同鄉師生、合作盟友變成了戰場上的對手。
歷史就是這樣充滿復雜性,閻錫山是割據一方的軍閥,一生在各種政治勢力間搖擺,但他終究沒在鄉情面前下狠手;徐向前是堅定的革命者,為了國家和人民的解放事業奮斗終身,卻也永遠記得亂世中家人得以平安的那份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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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載的牽掛,一次意外的重逢,一段跨越政治立場的鄉情,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顯得格外珍貴。有人說閻錫山是念及鄉情,有人說他是精明的算計,可不管怎樣,徐家平安無事是事實。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中,這份“五臺的體面”到底是人性的溫暖,還是利益的權衡?或許,這就是歷史的魅力,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有值得后人反復品味的復雜與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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