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到“投資于人”：中國經濟結構的基本性失調必須改變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資源的分配側重于生產建設性投資，即“投資于物”，而“投資于人”的公共服務性支出明顯不足。這種投資路徑固然對于促進后發國家工業化有積極意義，但是現階段的負面影響也越來越明顯。與其不節制地投資于物，制造過剩產能，不如增加對人的投資，提高社會福祉，方能讓經濟產生持續發展的動力。

（一）下半年我國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其中消費的下降又是主要原因。以最簡單的十一黃金周出游為例，今年黃金周總消費額為8090億、出行人次為8.88億；對比疫情前的2019年6497億、7.82億人次看似增長了很多，但是考慮到2019年黃金周為7天，而今年為8天，人均日消費反而從118元下降到113元。所以，現在表面上看旅游消費很火爆了，景區到處是人頭攢動，但是人均消費能力下降了。

從具體的消費環境體感上看，筆者辦公場所周圍的數家茶館也紛紛關張，平時座無虛席的江仙雅居餐廳，上座率不足三分之一，某日就餐結賬時，瞄了一下收銀電腦的入座情況，偌大一個餐廳才坐了六桌，現在不得不推出很低價的團購套餐來維持。11月我國消費增長率錄得1.3%的新低。

而消費的下降，又是居民收入能力和對未來收入預期判斷下降的結果。與之冰火兩重天對比的是，今年中國貿易順差達到歷史性的1萬億美元，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將達到18萬億左右，交通運輸業投資將超過3.6萬億，這些增長都顯著高于消費。所以，提振中國經濟的關鍵是以增收拉動消費，而非繼續走以投資和出口拉動增長的老路。

（二）前幾天參加騰訊ConTech大會時，聆聽了高培勇先生的演講《對策：“投資于人”帶動中國經濟結構升級》，結合當下形勢頗有感慨。當然，“投資于人”的概念非高培勇先生所創，它最早出現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進一步明確提出，“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

不過高培勇先生作為一個資深的財政專家，在演講中較為系統地分析了我國經濟目前的癥狀，以及如何在財政領域貫徹“投資于人”的理念。

他指出，中國財政支出，也就是經濟資源的再分配長期偏重于經濟建設投資，也就是“投資于物”，而輕于公共服務性支出。這其實是原來計劃體制下二元財政結構的遺存，其表現在三個方面，即投資側重于國有企業、側重于城市、側重于經濟增長的生產建設，相對應來說就是輕于民營企業、輕于鄉村、輕于人民實際獲得感的增加。

為此，以后“投資于人”的經濟資源分配體系應該是：第一，加快實現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減少經濟建設性支出，增加社會福利性的支出，騰挪更多的資源投資于人；第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實現基本養老全國統籌和社會保險法定人數的全覆蓋，逐步的縮小乃至消除城鄉差異、身份差異，讓社會保障適用全體人民；第三，加大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的力度，要區別城鄉低保人員特殊困難群體，低收入家庭，實現省級行政區域社會救助的均等化目標。

也就是說，總體的核心措施，應該是把增加個人收入和福利作為發展經濟的落腳點。高培勇先生還指出，盡管這兩年中央推出了很多刺激消費政策，可以說名目齊全，人民想到的、想不到的都涵蓋了，但是距離政策目標很遠，這顯然是著眼于短期消費刺激所致，只有致力于增收的財政政策，著眼于提升人們長期消費能力的政策，才能讓經濟增添活力。

（三）高培勇先生對“投資于人”與“投資于物”的兩種發展理念分析，令筆者不禁想到了改革開放初期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來，雖然時間過去了很久，但是目前的問題，以及改變問題的主張，又于當年何其具有相似性。

1979年，面對當時的經濟失衡、人民普遍獲得感不強（城鎮職工的工資幾乎長達20年沒有漲，農民口量持續下降）、積極性不高的困境，以及解決經濟改革怎么走的問題，胡耀邦同志發起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即回歸一個本源性的問題：我們發展經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為了經濟增長率而生產，還是為了人民的需求而生產？目的又直接決定了手段，如果前一種目的，則需要不斷增加積累、增加投資，無限擴大產能，而后一種則是通過增加居民收入，增加消費來推動經濟增長。

胡耀邦對“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是非常重視的，認為其意義不亞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1979年9月，根據他的直接指示，中央黨校教授吳振坤起草了《要真正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一文，該文批評了計劃體制下為生產具有三個特征：為了生產而生產、為實現領導意圖而生產、為完成計劃（即經濟增長率）而生產，認為必須明確生產的目的是為滿足人的需要、改善人民生活而生產。

10月2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署名發表了這篇文章，兩天后又發表了于光遠的《談談“社會主義經濟目標理論”的問題》一文，這兩篇文章被國內數十家媒體轉載，經濟理論界很快便掀起了 “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大討論”。

1981年第14期的《紅旗》雜志，又發表了由胡耀邦提出觀點框架，周叔蓮、吳敬璉和汪海波三位年輕學者執筆完成的《滿足人民的需要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崇高使命》，這篇文章提出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異化”問題，認為人應該是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本身，而不是生產的工具，個體應該理直氣壯追求幸福生活。

這場討論進展卻不像“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那么順暢，原因為對計劃體制的反思和批評，遭遇到巨大的意識形態阻撓，以及相關利益部門的反對，根據親歷者馮蘭瑞、于光遠等人的回憶，諸多經濟計劃部門都在回擊這場討論，認為“追求個人生活是資產階級經濟觀”，會架空中國的經濟。

不過，討論仍然斷斷續續持續了兩年多，其高峰是1980年底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理論討論會”，參會者700多人，收到論文114篇，會議持續了7天，為建國后經濟學界前所未有的盛會，筆者手里有一套這個討論會的論文集，可以看出，于光遠、陳岱孫、龔士奇、王惠德、宋濤、蘇紹智、馮蘭瑞、孫尚清、厲以寧、吳敬璉等知名老中青經濟學家，都參加了這次會議，顯然是改革初期經濟學界的一次重要啟蒙。

此外，胡耀邦還于1983年底在視察西南三省時，提出了“富民為先”的主張，他說：“在奪取全國政權以后，我們黨的全部政策，可以簡單地歸結為一句話，就叫‘富民政策’，國家要富強，首先人民要富裕，能否盡快地使人民富裕起來？這是黨內評論是非的一條重要標準，是檢查各地區、各部門工作對與不對、做得好與不好的最重要的一條標準”。

他尤其強調：“有些同志總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對立起來，這是不對的……黨的富國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眾觀點，不領導群眾勤勞致富，是最沒有群眾觀點的”；“社會主義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物質極大豐富起來，使國家和人民盡快地富起來。如果那個社會主義窮得要命，誰干社會主義？”

1984年3月29日，根據胡耀邦講話精神整理而成的《人民日報》社論根《我們的政策是富民政策》也指出，民富才能國富這個道理是有普遍性的，片面強調“大河沒水小河干”，過分強調積累，忽視人民生活的改善，是經濟發展步子邁不開的重要原因，“我們決不能看到一些地方、一些人致富，就不舒服。我們是執政黨，黨的工作的結果如果不是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不斷的改善，黨的領導就不是成功的，就不會得到人民的擁護。”

基于這些經濟發展之道的指引，我們可以把80年代經濟改革的外在表象是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軌，內在邏輯的根本性變化則可以歸結為：從追求經濟規模的增長到致力于人民收入的增長，從投資驅動到消費驅動。

以以下數據為例，從1978年到1990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從5689億增加到17400億左右，增加了1.96倍，而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從171元增加到904元，增長了4.28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1559億增加到8255億，增長了4.29倍。我國工業生產中，重工業比重從56.9%下降至49.2%，輕工業和服務業則有大幅提升。這段時期是建國后少有的居民收入增速高于經濟發展速度的時期，也是改革開放能夠獲得億萬人民擁護，讓改革理念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

（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在8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此后逐漸下降）

（四）然而，進入九十年代以后，我國的經濟增長重回依賴投資的的路徑。以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例為例，1990年為25.9%，2024年則為38.1%，我國去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達到了51.3萬億（7.21萬億美元），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大致相當于G7國家之和。重商主義邏輯下的出口則是另一個依賴，中國出口的全球占比從1.9%上升到14.7%，貿易順差從87億美元增加到9921億美元，增加了100倍還多。

（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占比明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這種經濟發展策略無疑對后發國家趕超有重要意義，實現了中國經濟奇跡。但是在中國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之后，繼續沿襲這種發展路徑，必然導致嚴重的結構性問題，最突出的就是產能過剩、居民消費乏力、社會經濟信心減弱，同時還會加劇與全球重要經濟體的貿易摩擦。

以新能源汽車行業為例，中國已經建成產能2500萬輛，規劃產能超過5000萬輛，而去年一年全球新能源汽車銷售量不過1830萬輛，那就意味著，即便是僅靠我國現有的產能，供給全世界都綽綽有余，過去唐山鋼鐵可以滿足全球需要的產能過剩故事正在新的產業重演。基礎設施方面，全國最大40城甲級寫字樓存量已經超過1.1億平方米，最大20城中，空置率低于30%的僅有8個，全國甲級寫字樓均價從2019年的147元/月，降至去年的82元/月。正如另一位發言嘉賓在騰訊ConTech大會上指出的那樣，我們制造了太多過剩的、低質量的、社會根本不需求的供給。

（中國產能利用率顯著低于歐盟和美國）

而同時，中國過高的再生產投資率擠占了收入分配在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進而制約了消費。2022年，我國居民工資性收入僅占GDP的24%，而美國達到56.9%，而全球中高收入國家一般在40%左右。我國社福利和保障支出的GDP占比，也是中大型經濟體中最低的，按照OECD測算口徑，2022年我國該方面的支出比重大約為10.1%，而OECD國家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階段的支出水平，約為16%，另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我國福利支出強度目前僅僅相當于中低收入國家約旦之類的水平。

所以，在今天我們盡管經濟發展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改觀，仍然經濟基本結構上仍面臨半世紀前類似的問題，當年“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中提到的“異化問題”，目的和手段倒置問題，仍然是壓抑我國經濟活力的重要因素。

筆者再列舉幾個數據。2024年中國企業大致從政府獲得的直接產業發展補貼超過8000億，出口退稅達到1.93萬億，同時各級政府累計設立2100多項產業引導發展基金，目標注資額總和達12.84萬億，而同年覆蓋1.8億以上農村和城市無業老年人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支出僅為5322億，覆蓋參保9.47億人的城鄉醫療保險支出僅為10661億元。

（農民養老金收入過低，以及城鄉差距過大的問題遲遲不能得到解決）

這顯然是“投資于人”的力度遠遠小于“投資于物”，說的更直白一點，全國幾億農民獲得的社保補貼總數，甚至不如幾千萬輛電動車（高峰期企業每生產一輛電動車可獲得產業補貼6.73萬，而同期農民每月養老金是100元左右，這相當于農民50多年的退休金），是時候改變這種本末倒置的發展路徑了。我們不是不要“投資與物”，不要固定資產投資，而是應該砍掉太多不必要的重復性投資，與其制造過剩的產能，不如把錢用于人民，切切實實讓老百姓獲得改革和發展的獲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