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江南春》去向之謎，回看魯迅百年之問：公共之物，誰來守住？

仇英《江南春》畫卷的去向之謎，之所以能掀起輿論熱議，不只是因為它是價值連城的名畫，更因為它戳中了一個老生常談卻始終揪心的問題：公共之物，究竟該由誰守護，又該靠什么機制筑牢防線？

官方鑒定調查仍在進行，最終結論尚未出爐，公眾理應保持耐心。但耐心，絕不等于選擇性失憶。

類似的質疑之所以一次次沖上風口，不是偶然，而是因為它反復叩擊著一個歷史早已點明，卻始終沒能徹底修補的制度漏洞。
魯迅在《談所謂的“大內檔案”》雜文里，留下過一句振聾發聵的話：

“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而其實也并不單是對于書籍或古董。”
這絕非憤世嫉俗的牢騷，而是一位親歷者，對公共財產命運最冷靜、最犀利的判斷。
魯迅從不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批判者。恰恰相反，他曾任職北洋政府教育部，親手參與國立歷史博物館的籌建，也親身整理過那批風波不斷的“大內檔案”。

他比誰都清楚，問題的根源從不是個人品德的偶然失守，而是：一旦公共之物，缺乏清晰的權屬界定、透明的管理流程和剛性的追責制度，那么無論把它交到誰手里，結局都可能殊途同歸。

外行來管，憑著拍腦袋的決策和對專業的輕視，最終只會把寶貝“糟”得面目全非；
內行掌權，則可能借著信息差和權力便利，把公共資源“合法化”地據為己有，最終實現完美“偷”襲。
更值得警惕的，是魯迅那句補刀式的提醒：“而其實也并不單是對于書籍或古董。”

你看，他說的從來不止是檔案、字畫、古董這些物件。

他說的，是所有公共資源的脆弱處境——

當制度只糾結“交給誰管”，卻刻意回避“如何監督”；

當責任只停留在口頭承諾，卻沒有完整的留痕與公開；

當專業變成少數人的壟斷，而非服務公眾的底氣。

那么問題就不再是“會不會出事”，而只是“何時被發現”。
再把目光拉回仇英《江南春》畫卷。

它和1959年的捐贈之物是否為同一幅，終究會有專業鑒定給出答案。但社會真正關心的，從來不止是“這一次是不是同一個”，而是更深層的追問：

如果真的是，它為何能沖破層層監管，一路流轉到拍賣場？

如果不是，又該如何堵住制度的縫隙，避免類似的疑云反復上演？
文物是沉默的，它不會說話，不會辯解，更不會自證清白。

真正需要被審視、被拷問的，是圍繞著它們運轉的人，和制度。
魯迅近百年前的雜文，至今仍被反復引用。不是因為我們迷戀他的尖刻，而是因為我們至今仍在他指出的困境里徘徊：

公共之物，究竟是屬于國家和人民，還是暫時寄存在某個人的良心之中？
這個問題，若不能在制度層面給出擲地有聲的答案。

那么，無論《江南春》最終是否“歸位”，下一幅畫、下一批檔案、下一項公共資源，仍可能在某個無人注意的角落，悄然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