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戰爭，打窮了三個國家，也打富了三個國家，它們分別都是誰

有些買賣，是用錢做的；而有些買賣，是用命換的。

當一個國家的命運擺上賭桌，籌碼就是幾十萬年輕人的青春和鮮血。

1965年的漢城，就是這么個光景。

朝鮮戰爭的炮火味兒還沒散干凈，整個國家窮得叮當響，人均收入連菲律賓都不如。

街上跑的汽車沒幾輛，大部分人還住在窩棚里，下一頓飯在哪兒都不知道。

就在大伙兒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的時候，一個天大的機會，或者說一個天大的難題，砸到了總統樸正熙的頭上。

美國人在越南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急需小弟幫忙。

美國總統約翰遜的電報發到了青瓦臺，意思很明白：兄弟，派點人過來搭把手，好處少不了你的。

這事兒在韓國國內炸了鍋。

讓自家孩子去幾千里外的熱帶雨林里打仗，給美國人當炮灰？

誰家的父母樂意？

反對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

可樸正熙這人，看問題的角度跟一般人不一樣。

他當過日本關東軍軍官，搞過地下黨，最后靠軍事政變上的臺，一輩子都在刀口上舔血，骨子里就是個賭徒。

他眼睛里看到的不是危險，而是鈔票、技術和訂單。

他心里有本賬：韓國太窮了，靠自己這點底子，猴年馬月才能翻身？

現在美國人送上門來，這是用別人的戰爭，給自己國家換一條活路。

他對著身邊的人撂下一句硬話：“批評我們的聲音，十年后就會消失。”

他決定賭了，就用韓國青年的血，去澆灌漢江邊上那些嗷嗷待哺的工廠。

這筆交易談得那叫一個精明。

樸正熙跟美國人不是簡單地要錢，他的算盤打得噼啪響。

從1965年開始，第一批韓國士兵開拔去越南。

你以為他們是去沖鋒陷陣的？

不完全是。

按照樸正熙和美國佬簽的《布朗備忘錄》，韓軍的主要任務是搞后勤、修基地、保安全。

說白了，就是一支穿著軍裝的超級工程隊和保安公司。

接下來的幾年里，前前后后三十二萬韓國青年，戴著鋼盔，扛著槍，踏上了越南那片濕熱的土地。

他們在金蘭灣修港口，在峴港鋪公路，在美軍基地外圍站崗放哨，還得修理那些在叢林里顛壞的吉普車和卡車。

活兒是真苦，仗也是真打，傷亡數字每天都在往上漲。

可另一邊，白花花的美元也開始嘩嘩地流進韓國。

美國人支付的“參戰津貼”，直接打到韓國政府的賬上，成了國家的第一筆巨額外匯。

更關鍵的是，美軍的后勤采購訂單像雪片一樣飛向了韓國。

軍服、罐頭、帳篷、軍靴、卡車輪胎…

只要是戰場上用得著的東西，韓國能生產的，訂單就給誰。

就在這個時候，漢城郊區的工廠里，縫紉機踩得飛快，工人們三班倒，機器二十四小時不停。

鄭周永的現代公司，本來只是個小修車廠，靠著給美軍修車和拿下的建筑合同，迅速壯大。

金宇中的大宇實業，也是靠著紡織品出口訂單發家。

這些后來撐起韓國經濟的財閥巨頭們，第一桶金上，都帶著越南戰場的硝煙味。

樸正熙不光要錢，他還要技術。

他跟美國人講：“我們的士兵在給你們賣命，你們得把壓箱底的技術教給我們。”

于是，美軍的工程師手把手地教韓國工人怎么維修復雜的通訊設備，怎么生產軍用級別的電子元件。

韓國就這樣，用一種近乎殘酷的方式，快速完成了別人可能需要幾十年的技術積累。

錢和技術都到手了，樸正熙馬上開始了他憋了很久的大計劃——“五年經濟開發計劃”。

他不像有些國家的領導人，拿到錢就先蓋豪華官邸，或者揣進自己腰包。

他像個嚴厲的大家長，把這筆染著血的錢，一分一毫都掰開了，花在刀刃上。

他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路。

他要修一條貫通南北的大動脈——京釜高速公路，把漢城和第一大港釜山連起來。

當時韓國一共才幾輛私家車？

反對派在國會里指著他的鼻子罵，說這是給有錢人修的“奢侈品路”。

樸正熙根本不理會這些，他親自跑到工地上督工，頂著壓力硬是把路修通了。

他心里清楚，這條路不是給現在的小轎車跑的，是給未來韓國工廠里生產出來的商品跑的，是國家經濟的生命線。

第二件事，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扶植“財閥”。

他把從銀行搞到的低息貸款，像撒種子一樣，重點投給他看好的那幾家企業，比如現代、三星、LG。

政府給政策、給資金、給技術，條件只有一個：你們必須給我去搞鋼鐵、搞造船、搞化工這些重工業。

這套玩法，后來被人批評說造成了壟斷，但不得不承認，在當時那個一窮二白的節骨眼上，這是把資源擰成一股繩，最快速度實現工業化的法子。

第三件事，抓教育。

樸正熙知道，工廠里光有機器不行，還得有會操作機器的人。

他玩了命地投錢辦學校，搞職業培訓，全國上下掀起一股學習熱潮。

那時候的韓國年輕人，白天在工廠擰螺絲，晚上就去夜校學知識，就是憋著一股勁兒要出人頭地，要讓國家變強。

時間一晃到了1973年，最后一批韓國士兵拖著疲憊的身軀從越南撤回來。

這時候的韓國，已經完全變了個樣。

外匯儲備從幾乎是零，漲到了超過十億美元。

漢江邊上，高大的廠房取代了昔日的窩棚，冒著滾滾濃煙。

曾經連個拖拉機都造不出來的國家，現在已經能造出萬噸巨輪了。

樸正熙用三十二萬人的血汗，給韓國換來了發展的黃金二十年，硬是把一個農業國，拉進了工業國的門檻。

幾千個年輕的生命永遠留在了越南的紅土地上，幾萬個幸存者帶著一身傷病和化學毒劑的后遺癥回國，他們的故事，淹沒在國家經濟騰飛的喧囂里，很少有人再提起。

1979年10月26日，在一場私人晚宴上，幾聲槍響，樸正熙倒在了血泊中。

開槍的，正是他最信任的情報部長金載圭。

這位締造了“漢江奇跡”的鐵腕強人，最終死在了自己建立的權力體系之下。

他留下的，是一個經濟上讓人驚嘆，政治上卻讓人窒息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