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血液產業鏈曝光：1小時賣血換120美元，窮人的健康被明碼標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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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只需花費一小時捐獻血漿，就能獲得120美元的報酬，這一現象早已不再是地下交易，而是公開運行的產業常態。

這種將人體生物資源直接兌換成現金的操作，已悄然構筑起一個龐大的商業鏈條，無數經濟拮據者因此成為血液工業體系中的“活體供應源”，他們的健康被量化為可計算的成本與收益。

小李深入調查后發現，在這筆看似平等的金錢交換背后，實則隱藏著對底層人群系統性的隱形掠奪。

當基本生存都難以維系時，所謂“自愿”捐獻不過是被生活逼至墻角后的無奈選擇。而支撐全球近七成血漿供給的美國血液市場，究竟是如何以貧困者的身體為基石，搭建起這條利潤驚人的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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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美元背后的生存困境

在美墨交界的得克薩斯州境內，分布著多達84家采血中心，其中絕大多數集中在邊境沿線，宛如一條專為跨境供血設計的生命輸送帶。

對于居住在墨西哥一側城市的居民而言，穿越國境前往美國賣出血漿，已成為一種常見且現實的謀生方式。

單次捐獻可換取120美元，這筆收入對許多墨西哥家庭來說意義重大——它足以支付數日的食物、水電和交通開支。

像岡薩雷斯這樣頻繁跨境賣血的人不在少數，他的親友圈中就有不少人定期赴美捐獻血漿，這種行為在當地甚至形成了一種非正式的“職業路徑”。

小李了解到，美國邊防人員對此類跨境行為早已習以為常，只要入境者聲明目的是捐獻血漿，通常都會被快速放行。

采血機構更是深諳目標人群的心理弱點，除基礎酬勞外，還推出多種激勵機制吸引重復捐獻。“本月完成6次捐獻，即可參與抽獎贏取200美元；成功推薦新人加入，雙方各得50美元獎金?！?/p>

這類宣傳口號頻繁出現在邊境地區的社交媒體群組中。對于經濟困頓者而言，這些額外獎勵進一步削弱了心理防線，使捐血從應急手段演變為長期依賴的“兼職工作”。

在這批跨境捐血者的背后，是一張由資本精心編織的“采集網絡”。那120美元的報酬，并非對健康損耗的真實補償，而是企業用最低代價鎖定脆弱群體的策略性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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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注意到，這些捐血者普遍缺乏其他穩定收入來源，在嚴峻的生活壓力下，他們幾乎沒有議價能力，只能被動接受由市場單方面設定的價格。

當邊境區域的捐血人群逐漸形成穩定的供給池后，美國血液產業的觸角開始向本土更廣泛的社會層面延伸，吸納更多低收入人口進入其運作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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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邊境，窮人皆為目標

美國高昂的大學學費讓大量學生背負沉重經濟負擔，這也為血液產業提供了新的目標客群。

小李發現，眾多商業采血站在選址上極具針對性，尤其偏好設在大型公立高校周邊，特別是那些低收入家庭學生比例較高的院校附近。對這些年輕人而言，捐獻血漿成了緩解經濟壓力的便捷途徑。

費城婦女杰奎琳·沃森的經歷令人唏噓：她的兒子正在服刑，需要資金維持獄中基本生活，走投無路之下，她只能靠定期捐血換取微薄收入。

研究數據顯示，在設有商業采血點的地區，處于半貧困或絕對貧困狀態的居民比例，比未設站點地區高出約五成。

監獄曾是該產業最可靠的原料來源之一。自上世紀60年代起，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一家采血公司便開始從囚犯身上大規模提取血漿，再將其出售給制藥企業并銷往國際市場。

負責監管監獄系統的阿肯色州懲教部門也因此獲得巨額收益，一度被評為全美囚犯“日均管理成本最低”的機構之一。

即便后來曝出此類血漿存在嚴重安全風險，該項目仍持續運營至1993年。當時主管醫療事務的官員甚至公開宣稱：“必須堅持到最后一天，售出最后一滴可用之血。”

從越境的墨西哥勞動者，到本地大學生、服刑人員以及城市貧困人口，美國血液產業的目標對象不斷擴展。小李意識到，這些被精準鎖定的群體有一個共同特征——在經濟結構中毫無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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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正是利用他們迫切的生存需求，將其生理資源轉化為商品，逐步建立起覆蓋全國的血液供應鏈條。而這一切得以實現，離不開美國特有的政策環境為其提供制度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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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利益閉環

早在1975年，世界衛生組織就明確倡議，各國應通過無償志愿捐獻實現血液自給。目前全球多數國家均采納此原則制定相關法規。

但美國卻是極少數仍允許商業化采血的發達國家之一，這一制度例外為血液的商品化打開了合法通道。

表面上看，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曾在1978年出臺規定，要求醫院使用的輸血用血液必須標明是否來自有償捐獻者，此后醫療機構基本停用有償血液。

然而這項政策留下了關鍵漏洞：社會層面的有償捐血并未被禁止，制藥企業仍可通過商業機構獲取血漿用于藥品研發與生產。

由于美國法律對血漿采集頻率和規模缺乏實質性限制，全球多家生物制藥公司紛紛將美國作為主要原料來源地。

統計顯示，2018年每升血漿的采集加工成本僅為150美元，但轉售價可達500美元，利潤率遠超傳統行業平均水平。

由血漿提煉而成的高端制劑價格更為驚人。例如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單次治療費用動輒數千美元。僅2022年，該類藥品的全球交易額便高達121億美元。

在高額回報驅動下，制藥商與采血機構結成了穩固的利益聯盟，進一步強化了整個產業鏈的穩定性與擴張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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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擔憂的是，美國對該行業的監管長期處于松散甚至缺位狀態。

根據現行規定，捐血者每周最多可捐獻兩次血漿，一年累計可達104次，這一上限顯著高于國際通行標準，嚴重忽視捐獻者的身體健康風險。

2018年，加利福尼亞州甚至廢除了對明知攜帶艾滋病病毒仍故意捐血行為的刑事處罰，此前該行為屬于重罪。這一調整無疑加劇了血液安全的潛在威脅。

監管滯后背后，是血液產業強大的政治游說力量在發揮作用。

新冠疫情初期，美國海關曾嘗試限制墨西哥公民跨境進行有償捐血，卻立即遭遇血漿行業協會的強烈抵制，后者迅速展開高層游說行動。

澳大利亞的杰特貝林公司與西班牙基立福公司這兩大跨國血制品巨頭，更是聯合發起訴訟，要求撤銷禁令。

最終聯邦法院裁定企業勝訴，理由是海關未能充分評估血漿公司對墨西哥捐血者的依賴程度，也未證明政策調整具備充分合理性。

資本的逐利本性最終釀成了無法挽回的生命悲劇，英國“污染血事件”便是最沉痛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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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初，英國約三萬名患者因使用從美國進口的受污染血液制品，感染了HIV或丙型肝炎病毒，截至目前已有約三千人因此死亡。

調查報告指出，這些被污染的血漿多來源于高危捐獻群體，包括監獄囚犯等。而藥企采用批量混合上千份血漿進行加工的方式，導致少量“問題樣本”污染整批成品。

小李認為，這場災難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血液產業將商業利益凌駕于公共健康之上的運作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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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美國血液產業鏈的本質，是資本對弱勢群體身體資源的系統性榨取，也是社會治理失效的集中體現。那120美元買走的不只是窮人一個小時的時間與生理損耗，更是一個文明社會應有的公平底線與道德良知。

這條產業鏈上的每一筆收益，都浸染著底層民眾的辛酸與犧牲，也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體制下資本優先于生命的基本矛盾。

當維系生命的血液資源被標上價格標簽，當窮人的健康淪為資本增值的工具，整個社會的價值坐標已然扭曲。

美國血液產業的亂象并非孤立案例，而是貧富分化加劇、資本權力膨脹、監管機制失靈等多種結構性問題交織的結果。

要終結這一痼疾，必須重建以生命尊嚴為核心的社會價值導向，打破資本對公共資源的壟斷與掠奪。

但從當前局勢來看，美國社會尚未展現出根本改革的決心。那些被明碼標價的身體仍在持續為資本輸血，這場以生命為籌碼的交易，仍在無聲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