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國資被拖欠成為“執行難”的注腳

2019年，中國重汽豪沃客車（地方國資企業）與山西長治潞城區利達公交公司的一紙供貨合同，成了長達四年的維權夢魘。2000多萬元貨款拖欠三年，法院生效判決近兩年來形同虛設——被執行人有能力拒不履行，當地財政局對法院劃扣要求置之不理，甚至協助轉移資產，而法院對此“束手無策”。這起事件，像一面鏡子，照見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部署下，基層執行環節的“腸梗阻”，更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在地方保護主義與權力任性面前，顯得格外諷刺。

中央自2014年提出“全面依法治國”以來，反復強調“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尤其針對“執行難”問題，2016年啟動“基本解決執行難”攻堅戰，2021年又部署“切實解決執行難”長效機制建設。然而，潞城這起案例卻暴露了基層執行的“三大病灶”：其一，被執行人的“老賴”心態——明明有履行能力，卻通過各種手段逃避債務，視生效判決為“廢紙”；其二，協助執行單位的“抗法”行為——財政局作為政府職能部門，本應是法律執行的“助力者”，卻淪為“幫兇”，拒不配合劃扣義務，甚至協助轉移資產，這不僅是對司法權威的挑戰，更是對政府公信力的透支；其三，執行機關的“乏力”——面對被執行人的囂張與協助單位的不配合，法院沒有采取有效的強制措施（如拘留、罰款、納入失信名單等），反而以“束手無策”回應，讓勝訴方的合法權益成了“空中樓閣”。

更值得深思的是，中國重汽作為地方國資企業，背后有政府信用背書，尚且遭遇如此“執行難”，普通公民若遇到類似情況，又能指望什么？當國資企業都淪為“弱勢群體”，當法律的剛性在地方權力面前折腰，普通民眾的維權之路，只會更加艱難。比如，農民工討薪、小商戶追債、消費者維權等常見糾紛，若執行環節也出現“潞城式困境”，那么“打官司”只會變成“打白條”，“依法維權”只會變成“依法絕望”。

這起事件并非個例。近年來，多地都出現過類似的“執行難”案例：有的地方政府為了“保護”本地企業，干預法院執行；有的協助單位以“內部規定”為由，拒絕配合；有的執行人員消極執行，導致勝訴方權益受損。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基層法治意識的淡薄，在于地方保護主義的作祟，在于執行機制的不完善。“全面依法治國，必須堅持公正司法。公正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若執行環節出了問題，那么公正司法就成了“半截子工程”，社會公平正義就成了“鏡花水月”。

解決“執行難”，需要多管齊下：一是強化法治意識，尤其是領導干部的法治意識，讓“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成為自覺；二是完善執行機制，比如建立跨部門協同執行平臺，強化對協助執行單位的監督，對拒不配合的單位和個人，依法嚴懲；三是加強執行隊伍建設，提高執行人員的業務能力和責任意識，讓“執行到位”成為常態。

潞城這起“國資被拖欠”事件，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全面依法治國，不能停留在口號上，必須落實到每一個執行環節；維護司法權威，不能停留在文件里，必須體現在每一個勝訴判決的執行中。只有讓法律真正“長出牙齒”，讓執行真正“有力有效”，才能讓普通民眾相信法律，才能讓“依法維權”成為每個人的底氣。筆者在此真誠希望山西長治的有關領導可以看到這起案件，依法維護法律尊嚴，積極作為，有效改善地方營商環境，將全面貫徹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決策部署落到實處。

文章轉自《神州法治時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