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專題，豆瓣8.9評分著作，絕版復出

前言

自公元907年朱全忠廢唐建梁（史稱后梁），至公元960年趙匡胤陳橋兵變，篡周（史稱后周）建宋，這段時間，史稱“五代”。與此同時，南北各地又曾前后出現一批割據政權，史稱“十國”。這本是宋代史家所用的名詞。

五代十國是我國歷史上割據分裂時期之一。在它之前，曾經出現三國、十六國、南北朝這幾個割據時期。五代十國與前代相比，有什么共同之處和差異之處？為什么五代時期比前代割據歷時要短？又為什么它會是中國歷史上中原地區出現的最后一個分裂割據時期？這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著封建割據的狀態。”這是符合中國歷史真實情況的精辟之論。在封建社會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各地區分割閉塞，這就是割據的客觀條件；即使在統一的封建帝國中，也必然保留著某種程度的割據狀態，而且，割據的潛在因素，是一直存在的。不過，僅有以上條件，或者說，僅僅有潛在的割據因素，并不就必然能出現分裂割據的局面。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證明，國家統一的時間要比分裂割據的時間長得多。顯然，由潛在的因素轉化為分裂割據的局面，還要有別的因素。這些因素很多，各個時期都有不同。而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則是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國家的衰落，不但無力控制地方，反而受制于地方軍閥，乃至為軍閥所廢棄（或者為內遷的少數族貴族所攻滅）；同時，各地割據勢力之間，暫時又沒有形成能夠吞并其他割據勢力的強大力量，于是呈現了鼎峙之局。三國、十六國、南北朝和五代十國的出現，莫不如此。可以說，這就是各個封建割據分裂時期的共同處。

但是，五代十國與前代相比，又有差異。

一、封建經濟結構有所不同。表現在封建土地的經營方式上，前代是以士族地主的大莊園經濟占支配地位，而五代十國則是以庶族地主的莊田經濟占支配地位。魏晉南北朝的封建大莊園是由漢代世家豪族以塢壁形式的封建莊園發展而來，各級士族和地方豪強，憑恃先世所分割的土地和勞動力，一身兼莊園主、軍政統治者和封建大族長，莊園之內，奴役著注家籍的成千上萬的農奴家庭，即部曲、佃客、蔭戶、徒附之類，既為農奴，又為私兵；他們還封占山澤，壟斷一方。隋末農民戰爭以后，本已衰落的封建大莊園普遍土崩瓦解。整個唐代，莊田的經營方式逐步取代了這種封建大莊園。也就是說，封建土地私有程度的增加，勞動者所承受的超經濟強制相對減少。經過了唐末農民戰爭，這種變革算是完成了。與此相關聯，魏晉南北朝的封建大莊園是高度自給自足的經濟結構，因而，商品經濟萎縮，遠不能與秦漢相比。那時雖有商業活動，但主要是為封建統治者提供奢侈品，而以物易物的現象十分普遍，貨幣地位大大下降。五代十國則不然。即使在戰爭頻繁的中原地區，商業仍然活躍，貿易的貨物雖然仍以奢侈品為大宗，卻還有相當數量的生活必需品。無論是中原的五代，或者是南方的九國，商稅都是國家收入的重要部分，而經營商業的人，包括了上自后妃，下至官吏的大小封建貴族、官吏，巨商大賈又多倚靠各地封建政權的統治者才能貿易各地，牟取暴利。

二、社會基礎也有差異。這是與封建經濟結構的差異密切相關的。三國是東漢末年州牧割據的發展，而東漢末年州牧割據的由來很久。由于皇權和世家地主（以外戚為代表）的矛盾而出現了外戚與宦官之爭，因而地方名流在這個空隙中間成長起來，通過征辟、選舉等途徑躋身于仕途，逐漸形成了豪族強宗之類的大莊園。其中，最稱顯赫的如南陽袁氏、弘農楊氏這樣一批“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名門望姓，就成了后世士族地主的先驅。而各地州郡長官和掾曹佐貳，正是膠結漆固的莊園主集團，他們結為君臣，共享禍福，形成盤根錯節之勢。這種半割據狀態，一旦遇到中央勢力衰落的時機，便立即發展為州牧割據。東漢末年割據的“群雄”之中，“四世三公”的袁紹、袁術，出身宗室、名列“八廚”的劉表，依靠宗族部曲武裝起家的曹操和孫堅父子，都是此類人物；就是他們部下的謀士武將，絕大多數也是這類人物，吳國的周瑜、魯肅、陸遜、顧雍、張纮，魏國的曹洪、曹仁、荀彧、荀攸，蜀漢的馬超、法正、許靖之流，皆是其選。

三國、西晉形成了士族地主的支配地位。聲勢顯赫的士族領袖人物，不僅成為封建王朝的支柱，甚至封建皇帝也要賴其提挈。東晉元帝朝“王與（司）馬，共天下”的諺語，元帝“寄人籬下，心常懷慚”的慨嘆，正是典型事例。即使是內遷的少數民族的封建貴族建立政權，也不能不依賴他們的支持，匈奴劉氏建立的前趙，羯族石氏建立的后趙，鮮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氐族苻氏建立的前秦，鮮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哪一個政權不是倚靠了漢族門閥世族的支持？因此，王、謝、袁、蕭和顧、陸、朱、張顯赫于江左，崔、盧、王、李、鄭騁勢于中原。當然，十六國和北朝還有另一個重要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內遷的少數民族封建貴族。經歷了三百年左右的民族融合過程，漢族與內遷各族的民族界限逐漸泯滅，尤其在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后，鮮卑貴族成為“虜姓”士族，與中原門閥世族互通婚姻，北周形成的關隴士族，便是“虜姓”與“郡姓”結合的混合體。隋朝的統一，正是在士族勢力衰落、民族融合告一階段這兩個條件下出現的。

入唐以來，士族和庶族的斗爭激烈。隋末農民戰爭以后，關隴士族依然聲勢顯赫。經過幾番斗爭，關隴士族受到空前未有的沉重打擊，士族與庶族逐漸糅合，同時，又結黨相爭，形同水火。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孤寒無黨”的“蕃將”被擢升為雄踞邊區、成為手握軍政財刑大權的節度使，“安史之亂”由是而生。此后，節度使遍及中原，呈現了半割據狀態。這批節度使不外出身寒微的庶族和“歸化”的“蕃將”，唐代中興名將郭子儀和李光弼，恰恰是這兩類人的代表，而當時的藩鎮不是安史舊部，就是郭李部屬。唐代后期，藩鎮割據、宦官專政和朋黨之爭都是與士族和庶族的斗爭相關聯。就總的趨勢來說，是士族與庶族的合流，形成勢官地主階層，它在宋代稱為“形勢戶”。但在唐朝后期，封建大莊園的經營方式仍有少量存在，士族地主還有相當的政治能量，至于在意識形態方面，則反映更多，譜牒之學一直盛行于有唐一代，就是明證。由于唐朝廷還能確保江淮、巴蜀的財賦收入，又由于藩鎮間勢力不相上下，各鎮內部矛盾更為復雜，各種矛盾交相制約，唐朝的統一局面就靠這些條件得以茍延。

唐末農民戰爭打破了這種沉悶的局面。“朱門甲第無一半”“天街盡踏公卿骨”，士族和庶族顯貴結合而成的勢官地主勢力受到慘重打擊。在鎮壓農民起義軍過程中，新興的藩鎮壓倒了舊藩鎮，藩鎮之間舊日的相對平衡被完全打破。唐朝廷不但失去了江淮、巴蜀的財賦收入，而且內部矛盾重重，仰鼻息于強藩，受他們的操縱控制。這樣，半割據轉為割據之局，徒有其名的大唐帝國終于覆滅，出現了大分裂的局面。然而，也恰恰在這時，出現了新的生機。

五代十國是唐代藩鎮割據的發展，又是由長期僵持之局轉向統一局面的過渡時期。它是封建軍閥稱王稱帝的年代，藩鎮和帝王是一體之人。他們的出身比唐代藩鎮還要“等而下之”：朱溫（全忠）、王建出身流氓，李存勖出身沙陀貴族，而李嗣源、石敬瑭、劉知遠都是出身卑下、連姓氏都沒有的沙陀軍人，郭威是黥面皇帝，高季昌是家奴封王，錢镠家族找祖宗才找到了家奴出身的唐朝功臣錢九隴，楊行密出身走卒，李昪是流浪孤兒，王潮兄弟出身農家，南漢劉氏是波斯商人后裔。所以，到了趙匡胤建宋稱帝，把例行使用的古代祭器俎豆之類廢掉，公然說：“吾祖先豈識此乎！”至于文人，雖也有極少數士族遺孽和相當數量進士出身的人物，但他們并非憑借門第或者科舉而致位卿相，只不過是投靠藩鎮，屈居幕僚，隨著鎮帥升為天子，他們也就攀龍而躋卿相；而且，即使他們位居宰輔，也只能看武夫臉色、聽將帥驅呵，保其祿位而已。所以，五代十國的社會基礎與唐朝是頗有差異的，就是說，它改變了唐代士族與庶族新貴合流為勢官地主的狀態，此后的勢官地主又是另一代新人了：在五代是揮舞長槍大戟的武人和聽其支配的官僚，在宋代則又是以科舉出身的士人為主了。

史學界有些同志每每稱后唐、后晉、后漢三朝為“沙陀三王朝”，我覺得這個說法是可以商榷的。雖然這三個王朝都是沙陀軍人當皇帝，但卻與十六國、北魏不同，與此后的遼、夏、金、元、清更不同。這是因為，首先，他們沒有對漢族采取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的政策，后唐明宗甚至因自己是“蕃人”而有自卑感，覺得不足以為天下共主。其次，后唐冒稱唐室后裔，施行唐制，晉、漢踵行不改，雖然也保存了撲馬、祭天神等習俗，但它畢竟不是政策法令。尤其重要的是，三朝都不曾形成一個以沙陀封建貴族集團作為王朝統治的核心力量，而是不分蕃漢，一體使用，實際上起決策作用的人物如郭崇韜、任圜、桑維翰之類，都是漢人。可見，它們與漢族地主所建的王朝并無區別。

三、就割據政權分布的狀況看，與前代大不相同。東漢末年，州牧割據，群雄角逐，北方終為曹操統一，劉備則據有巴蜀、漢中，兼括南中，而東南則自孫吳盤踞后，其領域南及閩、粵，迄于吳亡，始終不曾分裂。西晉而后，北方先后出現了十六國，東南則全是東晉所占有。南北朝時期，北魏統一北方，后來分裂為東魏、西魏，東魏為北齊所代，西魏為北周所代。南方則是，劉宋代東晉，南齊代劉宋，梁朝代南齊，梁又為陳所代，這樣遞相承襲，而南方始終在一個政權統治之下。至于侯景之亂以后出現的西梁，不過是北朝附庸而已，也可以說是北周勢力向南推進的產物。五代十國則不然。中原五代歷時都不久，后梁十六年，算是最長的，后漢僅僅四年，為歷代王朝中壽命最短的。而在南方，吳越86年，吳46年，南唐39年，楚56年，閩53年，南漢67年，荊南57年，前蜀35年，后蜀41年。歷時最短的前蜀也比五代中任何一朝要長，這是南方諸國“保境息民”政策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割據政權之多，前所未見。兩蜀且不必論，而從來是一個政權統治下的長江中下游和閩、粵地區，卻出現了吳和南唐、吳越、楚、閩、南漢、荊南七個政權，或者說，同時存在六個割據政權。故師史學前輩李劍農先生精辟地指出，這是唐中葉以來我國經濟重心南移，東南各地經濟有了重大發展的反映。這是極有說服力的論斷。否則，怎么可以理解，在唐中葉還相當落后的福建，能夠養得起閩政權下的那批數量龐大的貴族、官僚和軍隊呢？

四、五代是中國封建制時代中原地區出現的時間最短的割據時期，也是中原地區的最后一次割據。三國時期如果從公元189年董卓之亂算起，至公元280年西晉滅吳，歷時91年。“十六國”和南北朝自公元316年西晉滅亡，迄于公元589年隋文帝滅陳，完成統一，歷時270年有余。五代自公元907年后梁建國，至公元960年北宋代后周，共53年，這只是中原王朝的更替，如果下推至公元979年宋滅北漢，完成中原地區的統一，也僅73年。而且，五代十國之后，中國的邊疆仍出現分裂割據的局面。此后又有遼、宋對峙和宋、金對峙，但這種情況與上面所說的幾個時期是不同的。遼、宋對峙，可以說是由遼和宋分別統一了邊疆和中原，雖然同時也存在西夏、大理以及回鶻、吐蕃諸政權，但這類情況在歷史上的統一諸朝中，幾乎都有。至于宋、金對峙，確乎有些像南北朝，但是，無論十六國還是南北朝都是中原地區自行分裂，形成割據。建立割據政權的內遷民族，都是遷入較久，并且是在中原“創業”“建國”的，匈奴、鮮卑、氐、羌、羯，都是如此。金朝則不然，它是女真貴族于原居地完成部族的奴隸制變革、建立政權之后，逐步侵入中原的，它不是中原自身分裂的產物。所以，兩個“南北朝”，貌似而神異。五代歷時最短，而且從此中原地區自身不再分裂，這都不是偶然的。東漢后期出現的士族地主和他們經營的封建大莊園，對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王朝具有很大的離心力，三國時期正是他們發展壯大的階段。所以，依靠門閥世族為支柱的西晉王朝就享年不永。此后近三百年之間，在士族勢力由盛而衰的形勢下，經過了重重災難，統一才能重現。五代就不是這樣了。分散的莊田，出自凡下的庶族地主，只能依靠強有力的封建國家來保障他們的利益，而不足為左右皇權的社會勢力。盡管在一段時間里，握有重兵的封建軍閥可以要挾朝廷，甚至稱王稱帝，但這種趨勢終究不能長久。所以，五代王朝像走馬燈似的更換，藩鎮們的財富更是朝夕易主、瞬息轉手，封建秩序到了無法維持的地步，物極必反，統一代替了割據，而中原地區自行分裂割據之局從此基本上不復見于中國封建制時代的歷史。

我師熊德基先生對五代的歷史做了一個精賅的概括：“表面上亂，實質是變。”確實是一針見血之論。把五代十國看成是混亂、倒退的“黑暗時代”，可以說是受了宋代文人陳腐觀念的影響。就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來考察，五代十國是一個大震蕩、大變革的時期。從此，士族地主的影響蕩然無存，勞動者由農奴身份轉向人身依附關系相對減輕的農民身份。從此，勢官地主換上了以科舉出身為主的人物，汰除了士族殘余和襲其舊風的官僚、藩鎮。這樣，就大大減少了封建割據的因素而增強了統一的基礎。從五代十國本身來看，固然有社會經濟和文化遭受嚴重破壞的一面，但同時又有它們得到發展的另一面。在南方，這后一方面應當還是主要方面。否則，為什么南宋能夠建都臨安？為什么福建成為宋代的重要財賦之地？而福建人又為什么會在宋代的政治舞臺和學術園地中嶄露頭角？為什么“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宋代文學家都是南方人？又那么湊巧，江西、四川各占三名？這些問題都絕非偶然的巧合。我們可以認為，五代十國是中國社會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的重要時期，又是古代中國文化重心南移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