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有所育”如何不負所“托”：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分組審議托育服務法草案

中青報·中青網 記者 劉言

托育服務法草案（以下簡稱草案）日前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首次審議。“托育服務事關嬰幼兒健康成長，事關千家萬戶，事關人口高質量發展。”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教科文衛委員會”）主任委員雒樹剛在作草案說明時表示，制定托育服務法，促進和規范托育服務發展，為3周歲以下最柔弱的嬰幼兒群體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降低家庭養育成本、提高人口素質的重要舉措。

草案共8章76條，將保障嬰幼兒的健康成長作為主線。針對群眾擔心的托育服務質量不高、托育人員水平參差不齊等難點問題，草案明確相應措施，在分組審議中，多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增加普惠托育服務供給

“這部法既是行業的‘促進法’，也是嬰幼兒的‘保障法’，更是提高人口質量發展的‘基礎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李巍在審議中表示。

2024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聽取審議了國務院關于推進托育服務工作情況的專項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底，全國千人口托位數達到3.38個，共有托位477萬個，然而調查顯示，“超過三成的３歲以下嬰幼兒家庭有送托需求，受行業發展階段及服務價格等多種因素影響，目前全國實際入托率僅為7.86％，現有托位缺口較大。”

“在缺少財政投入和保障的情況下，很難有價格合理的普惠托育服務。”李巍對《報告》中的數字印象深刻。《報告》顯示，2023年，全國民辦托育機構占全部托育機構的89.5%，平均托育服務收費價格（不包括餐費）為1978元/人/月，一線城市在5500元/人/月以上，與群眾的支付能力和期待存在較大差距，許多有送托需求的家庭望而卻步。托育服務質量良莠不齊，不敢托、不放心的現象較為普遍，“家庭送托難”與“機構收托不足”并存，2023年全國托位實際使用率僅為46.7％。

草案明確，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將托育服務發展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建立工作經費保障機制，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和配置城鄉托育服務資源，增加普惠托育服務供給，將普惠托育服務有序納入基本公共服務范圍。

“只有建立了常態的財政保障機制，才能夠降低托育服務的價格，滿足人民群眾對普惠托育服務的需求。”李巍說。

草案同時鼓勵、引導和規范社會力量參與，大力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降低家庭養育成本，構建主體多元、安全優質、價格合理、方便可及的托育公共服務體系。

“經費保障不足是當前普惠托育發展的突出瓶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郝平建議，制定托育服務機構綜合獎補政策，根據規模、類型采取差異化補貼方式，并引導金融機構提供金融支持。

他舉例說，可以要求地方按托位使用率、服務質量發放差異化運營補貼，將托育機構用水用電用氣納入居民價格體系，擴大稅費優惠范圍；此外，可以建立普惠托育收費動態調整機制，結合成本與收入水平劃定指導價區間，同時設立資金監管賬戶防范預付費風險，確保社會力量愿參與、能持續。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湯維建建議，普惠性的托育和普惠性的教育一樣，由中央和各省進行專項支持，設立專門的資金，保障全國和各省的普惠性托育工作的運行。

在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于軍看來，草案體現了“從市場主導向普惠過渡”的立法取向，“彈性和務實性都很好”，他建議更加細化，確立政府指導價作為普惠托育的核心定價機制，明確對包括公辦機構及普惠性民辦機構在內的普惠性托育服務機構實行政府指導價管理，并由省級或地市級政府制定具體定價辦法和成本分擔機制。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楊振武建議，推動建設政府主導的嵌入式托育服務機構，利用社區與街道的空置空間，打造便而優、公而精的15分鐘托育服務圈。通過優化資源配置，實現壓縮公共服務成本、降低托育服務費用、便捷家長接送等多重目標。

嚴格托育機構、托育師準入許可

“托育服務作為向嬰幼兒提供服務的行業，與嬰幼兒健康和安全息息相關。”李巍在調研中發現，自2021年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訂，把設立托育機構規定為備案制以來，“監管力度較弱，不備案從事托育服務的機構游離于政府監管之外，運營存在很多安全風險和隱患。”

為什么現在家長不愿意把孩子送去托育機構？李巍在調研中詢問過不少家長，“很大原因是托育服務人員的質量水平、專業素質、專業能力欠缺，直接影響嬰幼兒家庭送托意愿，還不如在家里找一個老人看著。”

“提升托育服務人員的整體素質和水平十分重要。我個人覺得托育服務人員面對年齡更小語言表達欠缺的嬰幼兒，其專業素養和準入門檻不應該低于幼兒園教師。”李巍認為，目前，托育機構服務人員的門檻比較低，而且名稱各異、五花八門、種類繁多。大多數托兒所都是持教師資格證、幼師資格證、保育師以及護士證、育嬰員等資質。另外還有一批游離于備案機構之外的，以家政、保姆等一些短期培訓證書上任托育人員崗位，與實際需求和崗位要求差距較大。

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徐永軍在審議中分享了清華大學相關團隊開展的問卷調查結果，有88%的嬰幼兒家長認為，托育機構設立前應當經政府部門審批，并表示會增加送托意愿，有95%的嬰幼兒家長認為，應當對托育人員設置一定的門檻，落實持證上崗。

針對這些問題，草案對于托育機構的設置明確實行準入許可，縣級人民政府衛生健康主管部門應當向社會公布并及時更新托育機構名錄及基本信息，要求托育機構建立信息公示制度。

對于托育人員，草案明確國家實行托育師資格考試和注冊制度，同時明確了托育從業禁止情形，要求托育機構對有暴力傷害、拐賣、性侵害、遺棄、虐待、吸毒等違法犯罪記錄的人員不得錄用或者立即停止其工作，依法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勞動合同，并規定了發生侵害嬰幼兒身心健康行為相關情形下托育機構和托育人員的法律責任。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吳晶建議，解決“不敢托”的信任危機，要實行嚴格的托育師資格考試和注冊制度，確立安全底線和從業人員黑名單制度，同時強制要求托育機構在公共區域安裝視頻監控，至少保存90天，并賦予家長依法查詢的權利。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副主任委員古小玉認為，圍繞法律的配套制度體系，如建立托育服務統計調查制度、建立托育服務標準體系、制定托育機構設立的具體辦法、制定托育師資格考試和注冊管理辦法等，將直接影響托育服務法的貫徹施行和托育服務事業的發展。他建議有關方面和部門提前作出謀劃，力爭在法律草案審議通過后盡快出臺，為托育服務法全面有效實施打好基礎。

提升托育服務質量，滿足“入好托”需求

草案對托育服務內容進行明確，如托育機構應當根據嬰幼兒生長發育特點，科學制定相應的作息和活動方案，保障嬰幼兒獲得充足的睡眠、戶外活動時間和營養健康的膳食；支持嬰幼兒主動探索、表達交流，培養良好的生活和行為習慣。

為加強嬰幼兒權益保護，草案規定，禁止托育人員在工作中實施侵害嬰幼兒身心健康的行為。托育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發現嬰幼兒身心受到或者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臨其他危險情形的，應當立即采取保護措施并向相關部門報告；依法保護嬰幼兒的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和個人信息。

“托育機構的孩子基本上在0-3歲，大多不能生活自理，不能表達自己的愿望、想大小便、喝水、不舒服等，所以不光是保育員的素質要提高，保育員的數量與師生比必須配套，一個保育員即使個人素質再高也只能管一定數量的小孩子。”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蔡玲建議，確定師生比最低限，且托育機構的師生比例越高，允許適當提高收費標準，有利于0-3歲嬰兒更好健康成長。

“部分地區對托育定位存在偏差，僅強調‘保’而忽視‘育’，導致服務質量參差不齊，難以滿足家庭‘入好托’的需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王寶山建議，在法律中明確托育服務兼具“托（生活照護、安全保障）”與“育（早期發展、能力啟蒙）”雙重屬性，將其定位為“國家重要基本公共服務與社會公益事業”，而非單純的生活照料服務。在他看來，這將有利于提高社會和公眾對托育服務的認知，引導托育服務從“看護型”向“發展型”轉型。

中國青年報客戶端北京12月28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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