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喂，你好，這里是上海……”
電話那頭女人的聲音，像一根細針，穿過滋啦作響的電流，扎進我的耳朵里。我攥著那冰涼的話筒，手心全是黏糊糊的汗，喉嚨里像堵了一團干棉花。
“你好，我……我找一下蘇琳。”
幾秒鐘的沉默，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長。然后，那個聲音再次響起，帶著一種我聽不懂的警惕，“我就是，請問你是哪位？”
我叫陳勁。這個名字，連同我這個人，當時正被埋在陜西關中平原一個磚窯廠的煤灰里，一錢不值。
但在此刻，我必須把它從灰里刨出來，對著這根連接著我爹性命的電話線，用力地喊出去...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綠皮火車吐出一股濃重的白煙，把我扔在了寶雞車站。
我從車廂里擠出來，身上那套洗得發白的舊軍裝已經不成樣子。
腳踩在站臺上，一股熱浪夾雜著煤煙、汗酸和泡面味兒，猛地灌進鼻腔。
五年了，我在北邊冰天雪地的軍營里待了五年，幾乎忘了老家夏天是這么個熏人的味道。
車站里的人像煮沸了的粥，到處都在冒泡，到處都在翻滾。
扛著麻袋的，抱著孩子的，操著南腔北調的，每個人臉上都掛著焦急和疲憊。
我把那個沉甸甸的軍用帆布行李包往肩上顛了顛，里面裝著我的全部家當：一套換洗的衣服，一本退伍證，還有部隊發的二百多塊錢退伍費。
我站在人群里，像一根木樁。兵當完了，可接下來往哪兒走，我心里一點譜都沒有。
回家？
家里那幾間土坯房，我閉著眼都能想起來。我爹的咳嗽聲，我媽額頭上的褶子，還有我哥為了娶媳婦欠下的一屁股債。
回家的慢車票在口袋里揣著，還有幾個小時。
我找了個墻角，把行李包放在腳下，蹲了下來，點了根煙。煙是劣質的，嗆人。
我看著人來人往，感覺自己跟這個地方格格不入。
在部隊，一切都是直線，命令就是命令。在這里，所有東西都是亂的，人是亂的，聲音是亂的，連空氣都是亂的。
正當我抽第二根煙的時候，一陣吵嚷聲傳了過來。
不遠處，兩個穿花襯衫、喇叭褲的本地青年，正圍著一個姑娘。
那姑娘的穿著打扮，在這片灰撲撲的人群里，顯得格外扎眼。
一件淺色的呢子短外套，底下是條深色裙子，腳上一雙干凈的小皮鞋。她旁邊放著一個精致的皮箱子，手里緊緊抓著一個皮挎包。
一看就不是本地人，更不是農村出來的。
那兩個青年嬉皮笑臉，一個堵在她前面，一個繞到她身后，嘴里不干不凈。
“妹子，去哪兒啊？咋一個人哩？”
“看你急的，是不是遇上難事了？跟哥說，哥幫你辦！”
其中一個手已經伸出去，要去碰她的皮箱子。
姑娘急得臉都白了，一個勁兒地往后躲，嘴里說著“你們走開，你們別碰我東西”，聲音又細又弱，帶著哭腔，在那兩個青年的哄笑聲里，跟蚊子叫一樣。
周圍的人來來往往，有的人看一眼，就趕緊扭過頭走開，生怕惹上麻煩。八十年代末的火車站，這種事不少見。
我把煙頭在地上摁滅，站了起來。
我沒說話，只是拎著我那個死沉的帆布包，一步一步走了過去。
我個子高，在部隊練了五年，身板結實，剃著板寸，臉上沒什么表情。我走到那兩個青年旁邊，把行李包往水泥地上一放。
“嘭”的一聲悶響。
那兩個青年嚇了一跳，扭頭看我。
我還是沒說話，就那么看著他們。在部隊練隊列練出來的眼神，沒什么溫度。
穿花襯衫的那個，梗著脖子想放兩句狠話，嘴張了張，瞅了瞅我比他粗一圈的胳膊，又把話咽了回去。
另一個碰了碰他，兩人交換了一下眼神，悻悻地罵了一句什么，灰溜溜地鉆進人群里不見了。
世界一下子安靜了。
那姑娘還愣在原地，看著我，眼睛紅紅的，像受驚的小兔子。
“沒事了。”我開口，聲音有點干。
她這才反應過來，對著我連著鞠了好幾個躬，“謝謝你，謝謝你同志。”
她的普通話帶著點南方的軟糯，跟我們這邊的生硬調子完全不一樣。
“舉手之勞。”我準備拎包走人。
“等一下！”她叫住我，聲音里還帶著哭腔，“同志，我……我錢包被偷了。”
我停住腳，回頭看她。
她眼淚一下子就下來了，一邊哭一邊說。
她叫蘇琳，從蘭州那邊過來，準備在寶雞轉車去西安，再去上海。剛才人多，她去買票的時候，一轉眼，掛在身上的錢包和剛買好的車票就不見了。
“我錢都在錢包里，現在一分錢都沒有了，也回不了家……”她說著說著，蹲在地上，抱著膝蓋哭了起來。
一個姑娘家，人生地不熟，錢和票都沒了。在這亂糟糟的車站，下一步會遇上什么，誰也說不準。
我蹲下，看著她。她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很無助。
我摸了摸自己上衣的口袋，里面是那二百多塊錢退伍費。這是我回家后唯一的本錢，我爹的藥，家里的開銷，都指著它。
我沉默了一會兒，站起來，對她說：“你別哭了，去西安是吧？我帶你去買票。”
她抬起頭，滿是淚水的眼睛里全是驚訝。
我沒多解釋，拎起自己的包，示意她跟上。售票口的人依舊多得像沙丁魚罐頭。我讓她跟在我身后，用身體給她擠開一條路。在部隊里搶飯練出的本事，這時候派上了用場。
“一張到西安的，最近的一班。”我把錢從窗口遞進去。
售票員不耐煩地把一張印著油墨的卡片式車票和幾張零錢拍了出來。
我把車票遞給蘇琳。
她拿著那張薄薄的票，愣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眼淚又開始往下掉。這次不是害怕，是別的什么。
“行了，快上車吧，車馬上開了。”我看了看站臺上的大鐘。
我把她送到去西安的站臺。火車已經進站，人群開始騷動。
臨上車前，她從挎包里掏出一個小本子和一支鋼筆，非要我留下地址。
“我叫蘇琳，蘇州的蘇，琳瑯滿目的琳。你叫什么名字？我以后一定會報答你的。”她很堅持。
“陳勁。用不著報答。”我隨口說了句，但還是接過本子，潦草地寫下了我老家的地址。
她小心翼翼地把本子收好，又從上面撕下一頁紙，在上面寫了串地址和電話號碼，塞到我手里。
“這是我在上海的地址和電話，你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難，一定要來找我，或者給我打電話。”她看著我，眼神很認真。
我捏著那張小紙條，點了點頭，隨手塞進了上衣口袋。一個萍水相逢的姑娘，上海，離我太遠了。我沒當回事。
汽笛長鳴，她被人群推著上了車。隔著車窗，她還在對我用力地揮手。
火車開動，很快就消失在視野里。
我轉身，走向另一個候車室，那里停著回縣城的綠皮慢車。車廂里一股子牲口味兒，混著旱煙的味道。
我找到一個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的景物慢慢倒退，越來越荒涼，越來越熟悉。黃土塬，干枯的河道，零星的楊樹。
這就是我的家。
車晃了三個多小時，才到縣城。我又轉了輛更破的班車，一路顛簸，塵土飛揚，終于在天黑前趕到了村口。
我爹和我媽早就等在村頭那棵老槐樹下。
看見我，我媽的眼淚當場就下來了，抓著我的胳膊翻來覆去地看。
我爹還是老樣子，背著手，板著臉，但嘴角那點壓不住的笑意出賣了他。他猛地咳嗽了幾聲，胸口像個破風箱。
家還是那個家，三間土坯房，院墻是用泥和石頭壘的，風一吹就掉土。
屋里黑黢黢的，只有一盞十五瓦的燈泡，發出昏黃的光。我哥和我嫂子也在，嫂子挺著個大肚子。一家人圍著一張破舊的八仙桌吃飯，飯是玉米糊糊和黑面饃。
飯桌上，我把我那筆被花掉了一大半的退伍費拿了出來。我媽接過錢，數了數，沒說什么，只是眼圈又紅了。
我爹抽著旱煙，煙霧繚繞。他問我：“部隊回來了，有啥打算？”
我說：“還沒想好。”
“想啥哩！”他把煙鍋在桌腿上磕了磕，“你哥托人給你在鎮上的磚窯廠找了個活兒，明兒就去上班。一個月能掙三十多塊錢，踏踏實實干活，比啥都強。”
我沒吭聲，心里像被什么東西堵住了。
在部隊，我是神槍手，是訓練標兵。我以為我退伍回來，至少能干點有頭有臉的事。結果，等著我的是磚窯廠。
第二天，我還是去了。
磚窯廠就在鎮子邊上，終年冒著黑煙。我干的活是脫坯，把和好的泥裝進模子里，做成磚坯，再拉到窯里去燒。
這是最累的活。夏天，太陽毒得能把人烤化，磚窯邊上更是像個大火爐。一天干下來，汗水把衣服濕透了，再被塵土一糊，身上就結了一層泥殼。
晚上回到家，我脫下衣服，渾身的骨頭都像散了架。躺在炕上，一動也不想動。
我哥過來，遞給我一根煙。“勁子，剛開始是累，干習慣了就好了。咱農村人，沒文化，除了下力氣，還能干啥。”
我看著房頂上被煙熏黑的椽子，沒說話。
日子就這么一天天過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頂著星星去磚窯廠，天黑透了才拖著一身疲憊回來。
我身上的兵味兒，很快就被煤灰和泥土的味道蓋住了。手掌上磨出了厚厚的繭子，皮膚變得粗糙黝黑。我越來越沉默，話越來越少。
有時候，我也會想起寶雞車站那個叫蘇琳的姑娘。
那張寫著上海地址的紙條，在我第一次洗那件軍裝的時候，就被搓成了紙漿，再也找不到了。
那個名字，那張臉，也隨著磚窯廠的粉塵，一點點變得模糊起來。
上海，對我來說，比月亮還遙遠。
秋天的時候，我爹的咳嗽越來越厲害，有時候咳得上不來氣，臉憋得發紫。去鎮上的衛生院看了看，醫生說是老毛病，開了些便宜的草藥，吃了也不見好。
家里為了給我哥娶媳婦，本來就欠著債。現在嫂子快生了，用錢的地方更多。我每個月從磚窯廠拿回來的那點錢，剛夠給我爹買藥。
我試過去縣城找別的工作。武裝部推薦我去一個國營廠子當保安，我去了，人家一看我是農村戶口，連門都沒讓我進。
那年冬天特別冷，雪下得很大。我感覺自己就像這冬天里的一棵枯樹，光禿禿的，看不到一點綠意。
過完年，開春了。地里的麥子剛返青，磚窯廠出事了。
那天下午，天陰沉沉的，像要下雨。
我和工友們正在窯邊上干活，突然聽到一聲巨響，緊接著就是喊叫聲。一個舊的窯洞塌了，塌方的時候，有幾個工友正好在下面取土。
我爹就在里面。
我們瘋了一樣沖過去刨土。等我們把我爹刨出來的時候，他腿被一根掉下來的房梁砸斷了，人已經昏了過去，嘴里全是血和泥。
我們用門板把他抬到縣醫院。
醫生檢查完，把我叫到一邊，搖了搖頭。
“腿是粉碎性骨折，問題不大。麻煩的是他的肺。”
醫生指著一張黑乎乎的片子，“你看，全是陰影。老肺病了，在磚窯廠那種地方干活，是火上澆油。現在肺部感染很嚴重，必須馬上轉到省城大醫院做手術，不然……人就危險了。”
我腦子“嗡”的一聲。
“醫生，做手術……大概要多少錢？”我顫著聲問。
醫生伸出五個手指頭。
五千塊。
我眼前一黑，差點沒站穩。
五千塊，在1990年的春天，對于我們這種家庭，就是個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數字。
我們把家里唯一一頭老黃牛賣了，把我哥結婚時買的自行車賣了，把我媽陪嫁的銀鐲子也賣了。能賣的全都賣了。
我揣著這點錢，跑遍了所有沾親帶故的親戚家。頭磕在地上，好話說盡。有的人家嘆口氣，拿出十塊二十塊。有的人家直接關上門，說自己也困難。
一個星期跑下來，借到的錢加上賣東西的錢，離五千塊還差著一大半。
我哥蹲在院子里，一晚上能抽掉一包煙。我媽的眼睛都快哭瞎了。我每天去醫院給我爹送飯，看著他躺在病床上，一天比一天虛弱，疼得直哼哼，我的心就像被刀子割一樣。
我感覺自己被逼到了墻角，一個走投無路的死角。我恨自己沒本事，恨自己掙不來錢。一個在部隊拿過三等功的兵，回到家，連自己爹的命都救不了。
那天晚上，下著雨，我回到家，渾身濕透。我媽在燈下給我和我哥納鞋底，一邊納一邊掉眼淚。
我回到自己那間小屋，像頭困獸一樣在屋里轉圈。我把當兵時帶回來的那個舊木箱子翻了個底朝天，想看看里面還有沒有哪怕一丁點能換錢的東西。幾枚軍功章，幾封家信，幾件舊衣服。
一無所有。
我頹然地坐在地上，手在箱子底無意識地亂摸。忽然，我的指尖碰到了一個硬硬的方塊。
我把它摸了出來，拿到燈下一看。
是一個小巧的，深藍色的硬殼筆記本。
我愣住了。
我記起來了。
那天在寶雞車站，蘇琳把寫了地址的紙條塞給我之后，這個本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跟著一起被我帶了回來。我當時把它和退伍證一起塞進了木箱的夾層，后來就徹底忘了。
我的手開始發抖。
我顫抖著翻開筆記本。
里面的紙頁很光滑，是我從沒見過的質量。前面幾頁寫著一些我看不懂的英文單詞和公式。我一頁一頁往后翻。
在筆記本的扉頁上，用娟秀的字跡，清清楚楚地寫著兩行字。
一行是地址。
另一行是電話號碼。
這個被我遺忘在箱底快一年的電話號碼，在昏黃的燈光下，像一點微弱的火星，突然跳進了我的眼睛里。
我不知道這個電話還能不能打通。我不知道她一個年輕姑娘，能幫上什么忙。我甚至不知道，她還記不記得我這個只見過一面的、滿身土氣的北方兵。
但是，這是我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我從家里湊出來給我爹看病的錢里，小心翼翼地抽出幾張皺巴巴的零錢，揣進口袋。雨還在下，我沒打傘，一頭沖進了夜色里。
鎮上的郵電局早就關門了。我跑到后院，敲響了值班室的窗戶。
一個睡眼惺忪的大爺打開窗，不耐煩地問：“干啥哩！大半夜的！”
“大爺，行個方便，我要打個長途，救命的！”我把手里的錢遞過去，“這是電話費。”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錢，猶豫了一下，還是打開了門。
郵電局里空蕩蕩的，只有墻上掛鐘的滴答聲。我坐在那臺黑色的轉盤電話機前，按照筆記本上的號碼，一個一個地撥著數字。每撥一個，轉盤發出的“咯咯”聲，都像是敲在我的心上。
長途電話接通的過程很漫長。聽筒里傳來一陣陣“滋啦滋啦”的電流聲，像是從一個遙遠的世界傳來的。我的心臟跳得厲害，整個后背都濕了。
終于，電流聲停了。
一個清脆的女聲，穿過幾千里的距離，清晰地傳了過來：“喂，你好，這里是上海……”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手心里全是汗。我用顫抖的聲音報出那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你好，我……我找一下蘇琳。”
聽筒那邊沉默了幾秒，然后那個女聲用一種帶著警惕和疑惑的語氣回答：“我就是，請問你是哪位？”
我深吸一口氣，幾乎用盡了全身的力氣，對著話筒說：“我叫陳勁。去年夏天，在寶雞火車站……你當時丟了錢包和車票……”
我說完，聽筒里陷入了一陣漫長而死寂的沉默。
在這片寂靜里，時間仿佛被無限拉長，我能清晰地聽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聲。
每一秒的等待都像是一種煎熬，希望的火苗在這一點點被抽走的空氣中，似乎隨時都會熄滅。
她不記得了？她覺得我是騙子？還是……她已經掛斷了電話？
就在我幾乎要放棄，準備放下聽筒的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