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初秋,湖北紅安七里坪的曬谷場正熱鬧著。
石順香彎腰翻著金黃的稻谷,谷糠粘在圍裙上,一拍就往下掉。
忽然村口傳來“突突”聲,一輛軍綠色吉普車卷著塵土停下,兩個扎武裝帶的年輕軍官跳了下來。
“請問哪位是石順香大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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曬谷場瞬間靜了,風刮過稻芒沙沙響。
村干部愣了半天,才湊過去說:“同志,你們是不是找錯了?她兒子徐深吉,17年前就沒了,陣亡通知書還在她枕頭底下壓著呢。”
軍官沒多解釋,從公文包掏出個牛皮紙信封,雙手遞過去。
信封上就八個字,“請娘來北京,兒深吉敬上。”
石順香擦了擦手接住,只掃一眼筆跡就哭出聲橫畫收筆總帶點斜挑,這是兒子8歲寫春聯時就改不了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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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信,一座墳,17年的盼頭
石順香轉身往家跑,從枕頭磚下摸出張泛黃的紙,紅“陣亡”章格外扎眼。
她把紙塞進軍官手里:“你們看,這到底哪張是真的?”軍官立正敬禮:“徐司令派我們接您進京,當面問他最清楚。”
換誰都得懵。
17年了,石順香早把“兒子沒了”刻進了日子里。
每天黃昏,她都拎著竹籃去后山,籃子里要么是新蒸的紅薯,要么是納好的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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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墳里沒尸骨,只埋著兒子離家時穿的藍布衫,可她照樣絮絮叨叨說上半天:“小吉,今兒天涼,新鞋穿上暖腳。”
本來想跟著大部隊找兒子,可村里還有不少軍屬要照應,無奈之下,她只能守著那座空墳。
6200多個日夜,竹籃磨破了三個,布鞋納壞了幾十雙,她的腰也越來越彎。
紅安這地方,革命母親多,可像她這樣守著衣冠冢熬年頭的,怕是最有體會牽掛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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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烈士”到將軍,他沒忘娘
這事兒得倒回17年前說。
1932年10月,鄂豫皖根據地反“圍剿”打得正慘。
古峰嶺上,紅四方面軍副團長徐深吉帶著兩個營守前沿。
拂曉的大霧里,敵軍三倍兵力壓上來,八門山炮轟得山搖地動。
徐深吉左胸中彈,倒在灌木叢里沒了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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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圍的戰友摸不到脈,只能把他列進犧牲名單。
消息傳回村里,鄉干部捧著30塊銀元撫恤金和通知書進門時,石順香正在給部隊趕做干糧。
她手一軟,面盆“咣當”砸在地上,白花花的面粉撒了一地,人直挺挺往后倒。
醒來后,她把通知書、藍布衫,還有當年雪夜塞給兒子的兩只紅薯,用油布包了又包,壓進枕頭下的磚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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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沒跟人哭天搶地,只是從此多了個后山的“約會”。
可徐深吉沒真死。
一位趙姓衛生兵二次打掃戰場時發現了他,把他藏進深山草藥棚。
三個月后,他帶著貫通左肺的傷疤歸隊,可部隊早轉戰千里,和家鄉徹底斷了聯系。
之后的日子,他跟著紅四方面軍三過草地,抗戰時在冀南琢磨出“交通溝+地道”戰術,劉伯承都喊他“徐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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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戰爭打石家莊,他活捉了敵軍長羅歷戎。
1949年國慶,他站在天安門觀禮臺,禮炮一響,眼淚就掉了下來17年了,娘肯定以為他早成了黃土。
重逢的雞,最后的軍禮
北京站月臺上,徐深吉穿著筆挺的將校呢,肩章上的金星閃著光。
列車停穩,他一眼就看見被警衛員扶著的母親,新穿的陰丹士林布衫很精神,可人瘦得不足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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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通”一聲,開國中將跪在了水泥地上,額頭抵著母親的圍裙:“娘,兒子不孝,讓您等了17年。”
石順香伸手摸他的臉,從額頭摸到左肩那道凸起的槍疤,淚水砸在軍裝上:“活著就好,活著就好。”
當晚母子倆抵足而眠,石順香像哄7歲孩子似的,輕輕拍著他的背。
第二天一早,她真燉了只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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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深吉把雞腿夾給母親,又把雞翅分給警衛員:“娘以前說,翅膀給我,好飛得高、打得遠。”
如此看來,這份母子情從沒被歲月沖淡。
后來徐深吉當空軍副司令員,牽頭搞國產航空燃油,打破西方封鎖;主持修西南機場群,為防空布下防線。
1984年病重時,他留了三條遺囑,不辦追悼會,遺體捐給醫院解剖,骨灰撒在戰斗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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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刀醫生在手術臺前敬了個禮,說將軍把最后的軍禮獻給了醫學。
如今紅安七里坪的后山上,那座衣冠冢還在。
政府立了塊青石,背面刻著徐深吉的詩:“大別松濤是我魂,母親針線是我根。”
風過松濤,像極了當年石順香喊兒子回家吃飯的聲音,也像徐深吉那句遲了17年的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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