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字塔之下的埃及文物歸鄉路

2025年11月1日，全球最大的單一文明博物館——大埃及博物館（Grand Egyptian Museum，GEM）在吉薩金字塔旁正式向世界敞開大門，包括胡夫太陽船、拉美西斯二世巨像在內的多件珍稀展品在此展出。這座歷經20年建設、耗資超過10億美元的博物館，占地面積約50萬平方米，幾乎等同于一個梵蒂岡。

埃及丹德拉神廟長方形黃道十二宮局部

作為埃及文化的里程碑，大埃及博物館的開館無疑將掀起全球范圍內新一輪的“埃及熱”。預計年流量超過500萬人次的數據背后，是超過10萬件館藏展品魅力的具現。古埃及文明對全球公眾的吸引力并非憑空而來，其所帶來的新一輪“埃及熱”也不僅僅是博物館建成后公眾的“一時興起”，歷史上，“埃及熱”曾多次席卷世界。1798年拿破侖遠征埃及，隨行學者的大規模文物記錄與掠奪首次將古埃及文化與文物的魅力帶向歐洲；19世紀20年代，隨著法國、英國、意大利等國大規模收購、發掘文物，大量的古埃及文物流向埃及境外。

但是世界范圍內埃及文物的收藏熱具有較強的不平衡性，排名前10位的埃及文物收藏機構分散在6個國家，收藏的埃及文物總數超過60萬件。大英博物館是除埃及以外收藏埃及文物最多的博物館，雖有7個常設埃及文物展廳，但只展示了其全部埃及文物的4%；最早在博物館內創立專業埃及部門的盧浮宮，埃及展館至今仍是其最受歡迎的展區之一。

隨著時代的發展，埃及文化的影響力開始不僅僅局限于博物館的展柜之中，透過媒體與互聯網等媒介，這些展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傳播到世界各地。這種極富生命力的文化現象足以詮釋古埃及文明是人類文明中最寶貴的財富之一，具有跨越地域與時空的魅力。

然而在“埃及熱”的背后，卻隱藏著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即埃及文物的流失與追索。

丹德拉天宮圖 現藏巴黎盧浮宮

大埃及博物館建成：“保存條件不足”的說辭已失去說服力

據統計，全球收藏埃及文物最多的兩個機構分別是開羅埃及博物館和剛剛開館的大埃及博物館，其館藏文物數量分別超過12萬件與10萬件。事實上，業已出土的埃及文物總量遠不止于此，世界范圍內排名靠前的埃及文物收藏機構中大英博物館的埃及藏品有近10萬件，柏林新博物館藏有約9萬件，盧浮宮藏有5萬余件，僅這3家機構的收藏就與埃及本土兩大博物館的館藏文物總量大致相當。

早在1798年拿破侖遠征埃及之時，埃及文物大規模流失的序幕就已拉開。到19世紀，法國、英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都在埃及大規模收購、發掘文物，導致埃及文物進一步流失。雖然法國人馬里埃特在1858年創辦了埃及文物局，但并未改善埃及文物的流失狀況，這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分成制度”有關，即外國考古隊可收藏一半文物。直到1922年圖坦卡蒙墓的發掘，埃及文物的流失才逐步得到了控制。1983年埃及頒布《文物保護法》在法律層面禁止文物出境，由此為阻止埃及文物的流失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盡管如此，走私的埃及文物仍流通于世界市場。

2011年，埃及增大了對文物的追索力度。統計數據顯示，2011—2021年間，埃及追回文物數量約3萬件，僅2021年就追回5300件文物，但仍只是文物流失總量的九牛一毛。受多重因素影響，2023年以來，美國、荷蘭、意大利等國也在陸續歸還或承諾歸還埃及文物，但涉及的文物在學術和現實價值上大多較為次要，羅塞達石碑、奈菲爾提提胸像和丹德拉天宮圖三件“國寶級”文物仍流落在外。2022年，超過2500位考古學家聯名請愿要求將羅塞達石碑歸還埃及，卻被大英博物館以“未收到埃及政府正式歸還請求”的理由拒絕；德國柏林新博物館方面則聲稱奈菲爾提提胸像為其合法所得，埃及缺乏合適的保存條件，并以胸像脆弱不易運輸為借口拒絕歸還。

隨著大埃及博物館建成，“保存條件不足”的說辭已失去說服力。正如埃及前文物部長扎希·哈瓦斯所說：“過去他們說我們的博物館不夠格。現在我們已經建成了22座以上的達到國際最高標準的博物館，其中一些甚至比美國或歐洲國家的博物館更現代化。”博物館內恒溫恒濕的環境、先進的修復實驗室和安保系統，完全能夠滿足任何埃及文物的保存需求。為此，埃及政府多次強調對三件“國寶級”文物的追索訴求，但文物持有國的博物館與政府卻以多重理由對埃及方面的訴求加以駁回。這些國家引用各自國家的法律作為拒絕歸還的依據，或證明其持有文物的合法性，或通過法律限制文物處置；保存技術也常被這些國家用來作為拒絕歸還文物的理由，如文物脆弱不宜運輸、原屬國埃及缺乏文物的保存條件等。但是更深層次的阻力源于“普世博物館”這一理念，即博物館應當是世界性的、無國界的，向全球開放使用，其文物應讓全球共享，而不僅僅是某個國家的遺產。

奈菲爾提提胸像 現藏柏林新博物館

“普世博物館”敘事：誰有權力定義“普世”的概念

文物誕生于具體的地理環境、社會結構與文明體系，是特定文化與歷史的物質載體，與其原生文化語境之間存在不容忽視的聯系。脫離文化語境，就無法真正解讀文物所蘊含的文化密碼。“普世主義”敘事掩蓋不了文物應有的歸屬與其背后的殖民掠奪實質，更不能消解文物的精神根系。或許將羅塞達石碑放置在大英博物館的埃及廳，會有更多參觀者慕名而來了解古埃及文化，但若將羅塞達石碑展于埃及本土，這塊石碑卻能結合埃及傳統文化脈絡，講出更有深度、更豐富的埃及故事。

強調文物的文明屬性，并不是否認“文物無國界”的說法，更不是否認大英博物館、盧浮宮等發達國家博物館展出的埃及文物為古埃及文明的傳播作出的貢獻。在大英博物館每年接待的600萬游客中，有多少能親赴埃及一游？珍貴文物及其凸顯的學術和社會價值是人類文明共同的遺產，理應獲得重視。然而，就像古埃及文明的魅力不會因時間的流逝而衰退一樣，殖民主義的掠奪不會因時代變遷而正當化。19世紀殖民主義國家對埃及文物的攫取建立在埃及國家主權不完整的背景之下，埃及文物“分成制度”的出臺是殖民國家與殖民地之間權力不對等的結果。若以當時的“分成制度”為現今的“不歸還”做辯護，無異于再次將埃及與歐美各國之間的關系置于不對等的地位。

然而在埃及文物是否歸還的兩難境地之外，或許仍存在一些妥協之法：在數字媒體技術迅猛發展的當下，借助高清圖像、3D模型和虛擬現實體驗，來自全球各地的埃及文明愛好者們可以身臨其境地“接觸”埃及文物；或是通過聯合展覽、簽訂長期借展協議等方式，暫時擱置爭議。

但是數字復制品永遠無法替代實物所承載的文明基因，長期借展和聯合展覽項目仍舊將文物的原屬國置于弱勢地位，甚至還將成為無限期拖延歸還的借口。妥協既不能明確文物法律層面的所有權歸屬，也沒有在實質上解決埃及文物的流失與追索困境。

并且，任何僅停留在技術緩解或程序妥協的方案，即無論是數字化呈現，還是長期借展都難以觸及問題的核心。不可否認，197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約作為目前已有成效的措施之一，為打擊文物非法販運提供了基礎，但其中仍缺乏對殖民時期文物歸屬的相關條款。由此，文物歸屬爭議已經不再是僅依靠法律就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場歷史認知與國際話語權的交鋒。

全球范圍內文化遺產領域的結構性不平等是一個客觀現實，但它絕非“文明等級論”的辯護理由。以西方博物館體系為代表的“普世博物館”敘事，實質是將殖民時期對文物的掠奪包裝成一種客觀且造福全人類的“文明共享”行為，以此淡化其暴力性與不正當性。然而，誰有權力定義“普世”的概念？為何總是倫敦、巴黎、柏林的博物館在代表全人類發言？西方國家不應是文明的仲裁者，“歐洲中心論”的殖民邏輯更不應于當下再現。

埃及文物追索之路仍很漫長，但大埃及博物館的開館已經向全球昭示了一點：國際社會，特別是前殖民主義國家，理應正視殖民時期所掠取的埃及文物，并付諸符合歷史潮流的行動。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在金字塔的注視下，屬于埃及這片土地的珍寶終將回歸尼羅河畔。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歷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