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
《用武之地》：戰(zhàn)火中的求生敘事與和平寓言
文/楊奇清
“子彈殼制成的風鈴在焦土上發(fā)出清脆聲響，西紅柿的種子在廢墟中頑強生長。”這兩個真實的意象，為一部講述戰(zhàn)亂中人質極限求生的電影注入殘酷與溫情的雙重底色。
電影《用武之地》由申奧執(zhí)導，寧浩監(jiān)制，取材于境外人質幸存者的真實經(jīng)歷。影片中，派駐國外的記者馬笑（肖央飾）和志愿醫(yī)生潘文佳（齊溪飾）夫婦，在陪同工程師苗峰（鄭愷飾）赴戰(zhàn)亂地區(qū)郊區(qū)修理基站時，因當?shù)鼐謩萃蛔儯粯O端組織綁架為人質。在被囚禁的 105 天里，他們和獄中結識的華僑商人周偉杰（任達華飾）一起直面恐怖分子的暴行，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自救與逃生。
真實美學與象征系統(tǒng)
導演申奧延續(xù)其一貫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路徑，對“真實”的追求進入更復雜的維度。《用武之地》不僅題材來自真實故事，而且通過深入采風，捕捉到了戰(zhàn)亂腹地獨特的符號景觀。
電影中嘈雜的“子彈集市”，地雷區(qū)兒童用炮彈殼制作的拐杖，子彈殼風鈴等核心意象，均來源于真實見聞。這些符號并非簡單的場景裝飾，而是構成關于戰(zhàn)爭的物質詩學。用于終結生命的金屬，在平民的日常生活中被轉化為生存工具、交易商品甚至帶有哀悼意味的裝飾。西紅柿種子作為另一獨具貫穿性的意象，在更宏大的層面完成敘事嫁接。它既是個體在絕境中維系生命尊嚴的微觀證明，又寓言式地暗示跨越文化隔閡的善意。當“西紅柿叔叔”成為跨國援助的記憶時，這一意象便從電影文本溢出，進入真實的歷史互動場域。
平凡英雄與生存?zhèn)惱?/strong>
《用武之地》在人物塑造上摒棄傳統(tǒng)動作片的超人化傾向，構建了“凡人英雄”群像。記者馬笑的驅動力被精準地定位為“活下去、保護家人”的樸素責任感，他的恐懼、掙扎與計算，在極端情境下呈現(xiàn)出真實的道德重量。志愿醫(yī)生潘文佳則代表另一種基于專業(yè)理性的生存智慧。面對聞所未聞的暴行，她的冷靜判斷與醫(yī)療技能成為這個小團體維系生理與心理穩(wěn)定的關鍵。華僑商人周偉杰則帶來更為復雜的生存哲學和身份背景，豐富著囚禁空間中的人際關系。
影片對人性的探討并未陷入簡單的善惡二分。它通過濃縮被囚禁的時空，細致展現(xiàn)普通人在持續(xù)高壓下的人性弧光。從本能自保到有限度互助，再到最終孤注一擲的集體逃生，演員對真實影像資料的深入研讀與內化，是塑造這種漸進式轉變的基礎。正如齊溪所言：“現(xiàn)實遠遠比電影還要恐怖。”
技術呈現(xiàn)與集體共鳴
作為申奧導演首部全片采用 IMAX特制拍攝的作品，《用武之地》的技術選擇與主題表達形成深度互文。IMAX畫幅不僅提供更廣闊的視覺信息，其強烈的沉浸感本身就是一種體驗修辭。美術團隊搭建的“子彈集市”實景，陳列上千件道具槍械與戰(zhàn)地物品，在巨幕下纖毫畢現(xiàn)；攝影對沙漠廣袤與地窖壓迫的對比，讓觀眾的身體感知無限接近角色的被困體驗。技術在此不再是中立的媒介，而是主動參與構建令人窒息的生存實感。
沉浸式體驗讓片尾的和平主題在觀眾心中引發(fā)了可感同身受的集體共鳴。當觀眾與角色一同“逃過一劫”，那句“我們不是在和平的世界，而是在和平的國家”，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種基于共同視覺和情感體驗的深刻領悟。前戰(zhàn)地記者的真實經(jīng)歷分享，進一步將電影文本與現(xiàn)實世界縫合，完成從個體故事到普遍人類處境的升華。
《用武之地》完成了一次關于戰(zhàn)爭、生存與和平的沉重敘事。它用極致的真實感讓觀眾體悟到，在世界的某些角落，活著本身依然是一種需要拼盡全力的“用武之地”。當片尾字幕升起，那份劫后余生的慨嘆，或許正是這部電影留給和平年代觀眾最珍貴的禮物。電影讓我們在黑暗的影院中，聆聽那些遙遠風鈴帶來的聲響，重新審視生存之艱難，進而倍加珍視今日和平年代來之不易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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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王藝航（見習）
審 核 | 張建全
終 審 | 張嘉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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