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李訥街上偶遇江青秘書，關切道：你心臟病好了嗎？

1984年初春，北京王府井風大，人流卻不少。楊銀祿正準備橫穿步行街，一聲略帶沙啞的招呼拽住了他的腳步，他轉頭，看見李訥微笑著朝他抬手。短暫寒暄后，她低聲問：“心臟還疼嗎？”這一句，讓他胸口像被拍了一下，半晌才擠出一句調侃：“不是你母親給折騰的還能是誰？”

李訥沒再接話，只點頭；人群來去，空氣里有糖炒栗子的甜味。簡短問候卻把楊銀祿的記憶拉回到1967年，那年他二十七歲，剛從中央警衛團調進中南海值班室，滿腦子是“新崗位”“新起點”這些熱乎字眼。誰料三個月后，命運像擰閥門一樣突然拐彎。

10月的最后一天，北京仍悶熱。臨近中午，值班電話鈴驟響，秘書高成堂只說一句：“主任讓你三點到南樓。”對方口氣平靜，楊銀祿放下話筒卻心亂如麻。

三點一刻，汪東興握著一杯剛泡好的茉莉花茶，眉眼帶笑：“組織研究決定，你去江青同志那兒做機要。”他把“機要”兩個字念得極輕，像怕驚到誰。楊銀祿愣住，直呼自己文化不高，寫不了材料。汪東興卻慢條斯理擺事實：“主席點了名，你的照片江青看過，她同意。”那副溫和語氣里夾著不能拒絕的分量。

隔天上午，紅旗車駛進釣魚臺。下車前，汪東興側過頭提醒：“江青神經衰弱，怕動靜。”楊銀祿只得收緊腳步。然后是連軸轉的熟悉流程：收發、登記、守鈴。三個月里，他跟11號樓的鐘點一樣準時，卻一次也沒正面碰到主人。

第一次見江青是在午后兩點多。她半躺沙發，頭發松散，眼睛沒離開文件：“你是警衛團來的？”楊銀祿剛答“是”，她忽然抬頭，冷不丁一句：“站著說話不合規，蹲下。”他蹲了，那條剛熨平的西褲折出皺褶，他卻不敢動。

1968年元旦剛過，老家“父病危速歸”的電報砸在桌上，他把電報塞進抽屜，想著再等等。第二天，加急電報改成“父病故速歸”，眼淚一下涌出。閻長貴替他向汪東興請示，批了假票。當晚火車，他連夜趕回河北老屋，父親遺體橫放在門板上，屋內燃著柴油燈，昏黃一圈。

葬禮第二天結束，他連番嘔吐高燒，躺在炕上動不了。第三天，中央辦公廳干事毛尚元帶著汪東興的親筆信登門：崗位不能久缺。母親不舍，他扶著門框小聲勸，最后還是登車返京。

回釣魚臺第二天，閻長貴被帶走。江青午餐時按鈴叫他，劈頭一句：“你父親去世是假的。”語調陡升，筷子敲得餐具直響。楊銀祿急得額頭冒汗，連說可派人去查。江青聲音更尖：“敢跟我頂嘴，滾出去！”

他退到值班室，胸口發悶，手指冰涼。電話線另一端，汪東興沉聲問：“究竟怎么了？”不到一小時，汪東興親自趕來，先去江青處說明情況，又回頭拍拍楊銀祿肩膀：“再試試，不行再調回團里。”

此后近六年，他在釣魚臺像踩著薄冰行走。江青作息不定，他得二十四小時待命；一旦鈴響，必須五分鐘內出現，腳步還不能發聲。長此以往，胃病、神經衰弱接踵而至，最終心臟忽跳忽停，軍醫診斷為勞累性心臟病。1973年他調回原單位，結束這段驚心動魄的日子。

回到1984年的街口，李訥把大衣往上攏，神情復雜卻克制。她知道楊銀祿的病根何在，也明白那段歲月早被塵封。兩人沒有過多寒暄，各自踏入人流。楊銀祿走出幾步，忽覺胸口那股緊繃松了些。他抬眼，廣告霓虹開始閃爍，城市節奏已不是十七年前的拍子，新的日子，還得繼續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