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陳存仁三招抵御廢止中醫風暴

民國十七年（1928），北伐剛結束，南京國民政府剛站穩腳跟，一股針對中醫的冷風就悄悄刮了起來。

汪精衛四處演說，動輒鼓吹"日本明治維新先廢漢醫"，把中醫叫做"舊醫"，揚言要"逐漸淘汰"；彼時相關廢止中醫的議案已在起草籌備，消息傳開，中醫界人心惶惶。

1929年2月，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的褚民誼參與主持中央衛生會議，召集了全國一百二十個西醫和衛生官員，硬生生通過了余巖（云岫）起草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之障礙案》。

消息傳到上海，中醫界一片嘩然。

可大多人也只是發發牢騷、痛罵幾句政府，轉頭該坐診還是坐診。剛在上海立足、診所才見起色的陳存仁，早在1928年就拿到了議案草案，手心里沁出了汗——這哪是"冷風"，分明是砸向所有中醫飯碗的一記悶棍。他自己創辦的《康健報》，因專門普及中醫知識，已被納入"重點檢查"范圍，隨時可能被停刊。

他立刻找到同學張贊臣，又一同尋了恩師謝利恒，在南京路五芳齋的二樓，三人圍坐一桌，悄悄開啟了上海中醫界反抗廢止中醫的第一步。

這一幕，被陳存仁詳細記錄在《銀元時代的生活史》里，成了民國中醫史上"絕地反擊"的序幕。

余巖那份《廢止舊醫案》，陳存仁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越看心越沉——里頭把中醫叫"舊醫"，西醫叫"新醫"，一口咬定"舊醫理論全是憑空瞎編，阻礙科學化"，說白了，就是要把中醫徹底踢出醫療體系。

具體辦法更是針針見血。

一方面限制現有中醫：民國十九年底前完成登記發執照，之后不再新增；現有中醫要參加五年補充教育，民國二十二年后沒證書的不準營業；五十歲以上、營業二十年以上的能領特種執照，卻不準診治傳染病、發死亡診斷書，十五年后自動失效。

另一方面干脆禁止中醫傳播：不準報紙介紹舊醫、不準宣傳非科學舊學、不準開設舊醫學校。

最讓陳存仁憤怒的是，議案里"檢查新聞雜志"的條款，明擺著是沖他的《康健報》來的。這份報紙靠著實用的中醫驗方，在上海百姓中極受歡迎，發行量節節攀升，早就成了西醫界的"眼中釘"。

可當時的上海中醫界，實在是"老輩麻木、年輕焦慮"。

陳存仁的同學張贊臣，父親是常州老名醫張伯熙，可張伯熙年事已高，看不清議案里的彎彎繞繞，還勸兒子："已開業的仍能開業，算了算了。"

其他老中醫也大多安分守己，習慣了"兩耳不聞窗外事"，覺得"政府不會真的廢止中醫"，只想多賺點銀元，安穩度日。

陳存仁卻清楚，這事躲不過去。那時上海西醫不過六七百人，其他通都大邑也就幾十人，縣鄉鎮幾乎見不到西醫的影子，全國百姓的健康全靠中醫撐著，看著沒問題；

可西醫界靠著"科學"的招牌，借著政府革新的東風，招生越來越多，如果政策施行，沒有新人進入這個行業，很快中醫就將徹底擠出醫療體系。他跟張贊臣說："老輩們靠不住，反抗的事，得我們年輕中醫來扛。"

1928年的一個下午，診務收了攤，陳存仁約了張贊臣，在南京路五芳齋的二樓碰頭。

五芳齋的湯團、糕餅在上海是出了名的，兩人隨便點了兩樣，花了十幾枚銅元，話匣子一打開，全是關于怎么應對廢止案的事。

陳存仁先說出了自己的想法："老輩中醫聲望高、社會關系廣，得借重他們的號召力；至于聯絡各地中醫、組織會議、宣傳造勢這些實際活兒，我們年輕人來做。"

張贊臣連連點頭，兩人想到一塊去了——得先找他們的老師謝利恒商議。

謝利恒是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的校長，留著一把漂亮的長髯，素有"美髯公"之稱，學識淵博，在中醫界威望極高，而且思想開明，向來支持年輕中醫發聲。

兩人當即搖了手搖電話，邀請謝利恒來五芳齋吃飯。謝利恒一口答應，很快搭電車趕來，一上樓就笑著打趣："你們兩個小子，請我吃點啥好東西？"

陳存仁也笑了："知道老師喜歡吃鱔糊過橋面，特意請您來這兒。"三人邊吃邊聊，很快就切入正題。

陳存仁和張贊臣對視一眼，心里都清楚，老師這話是定了調，但也把最得罪人、最跑腿的活兒，壓在了他們這些年輕人肩上。事成了，是前輩領導有方；事若不成，他們可能就是出頭椽子。

謝利恒慢慢梳理出思路：第一步得聯合全國中醫，召集各地代表來上海開大會，聚沙成塔才有力氣；第二步要爭取輿論支持，借著報紙、傳單跟百姓說清楚中醫的價值；第三步就得去南京請愿，直接跟國民政府施壓，要求撤銷議案。

這場五芳齋的小聚，沒有驚天動地的誓言，卻把中醫界反抗的核心策略定了下來。謝利恒當場承諾，會出面聯絡上海的知名老中醫，像丁甘仁之子丁仲英、夏應堂這些前輩；

陳存仁負責對接《申報》《新聞報》這些媒體，爭取輿論支持；張贊臣則靠著同學網絡，把消息往南京、北平、廣州這些大城市傳。

臨走時，謝利恒特意叮囑："做事要穩妥，既要敢發聲，又不能魯莽。我們是要'保中醫'，不是'鬧革命'。"

那時陳存仁的診所每月能賺幾百銀元，張贊臣也有穩定的診務收入，兩人都明白，反抗可能會影響生意、得罪政府，可為了自己的生計，也為了不讓這行當斷在自己手里，只能咬牙堅持，哪怕要付出未知的代價。

五芳齋這頓簡單的點心，成了反抗行動的起點。

短短一個月，各地中醫紛紛響應。北平中醫界率先通電支持，廣州中醫協會組織了游行示威，蘇州、杭州的中醫聯合向當地政府請愿，就連偏遠的縣城，中醫們也自發組織起來，收集百姓簽名，一封封請愿信寄往上海。

1929年3月17日，全國中醫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史稱"三一七國醫節"，正是這場大會定下的專屬名稱。

來自全國各地的幾百名中醫代表云集于此，場面聲勢浩大。大會選出了五人請愿團，陳存仁雖沒入選，卻全程參與了請愿材料的準備。

請愿團一到南京，就受到了各方關注，衛生部長褚民誼不得不折柬相邀，認真聽取中醫界的意見；國民政府也意識到，廢止中醫會引發民怨，最終被迫暫緩實施《廢止舊醫案》。

這場反抗，讓陳存仁在中醫界聲名鵲起，也讓他更深刻地讀懂了銀元時代的生存法則："不僅要會治病賺錢，還要有骨氣、有擔當，才能守住自己的行業，守住自己的根。"

多年后，陳存仁回想"三一七"前后那幾個月，覺得像一場賭上職業生涯的豪賭。他們贏了，但贏得很險。

所謂的"傳承"，在那一刻，不是什么宏大命題，就是他們這些靠中醫吃飯的人，不想讓這行當在自己手里斷了。他在《銀元時代的生活史》里寫："那時我們沒有錢、沒有權，只有一顆守護中醫的心。"

我相信這個因素的存在，不過更清楚，他們之所以奮起反抗，更真實的原因其實是不想坐以待斃的求生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