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七年(1928),北伐剛結束,南京國民政府剛站穩腳跟,一股針對中醫的冷風就悄悄刮了起來。
汪精衛四處演說,動輒鼓吹"日本明治維新先廢漢醫",把中醫叫做"舊醫",揚言要"逐漸淘汰";彼時相關廢止中醫的議案已在起草籌備,消息傳開,中醫界人心惶惶。
1929年2月,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的褚民誼參與主持中央衛生會議,召集了全國一百二十個西醫和衛生官員,硬生生通過了余巖(云岫)起草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之障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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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傳到上海,中醫界一片嘩然。
可大多人也只是發發牢騷、痛罵幾句政府,轉頭該坐診還是坐診。剛在上海立足、診所才見起色的陳存仁,早在1928年就拿到了議案草案,手心里沁出了汗——這哪是"冷風",分明是砸向所有中醫飯碗的一記悶棍。他自己創辦的《康健報》,因專門普及中醫知識,已被納入"重點檢查"范圍,隨時可能被停刊。
他立刻找到同學張贊臣,又一同尋了恩師謝利恒,在南京路五芳齋的二樓,三人圍坐一桌,悄悄開啟了上海中醫界反抗廢止中醫的第一步。
這一幕,被陳存仁詳細記錄在《銀元時代的生活史》里,成了民國中醫史上"絕地反擊"的序幕。
余巖那份《廢止舊醫案》,陳存仁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越看心越沉——里頭把中醫叫"舊醫",西醫叫"新醫",一口咬定"舊醫理論全是憑空瞎編,阻礙科學化",說白了,就是要把中醫徹底踢出醫療體系。
具體辦法更是針針見血。
一方面限制現有中醫:民國十九年底前完成登記發執照,之后不再新增;現有中醫要參加五年補充教育,民國二十二年后沒證書的不準營業;五十歲以上、營業二十年以上的能領特種執照,卻不準診治傳染病、發死亡診斷書,十五年后自動失效。
另一方面干脆禁止中醫傳播:不準報紙介紹舊醫、不準宣傳非科學舊學、不準開設舊醫學校。
最讓陳存仁憤怒的是,議案里"檢查新聞雜志"的條款,明擺著是沖他的《康健報》來的。這份報紙靠著實用的中醫驗方,在上海百姓中極受歡迎,發行量節節攀升,早就成了西醫界的"眼中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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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當時的上海中醫界,實在是"老輩麻木、年輕焦慮"。
陳存仁的同學張贊臣,父親是常州老名醫張伯熙,可張伯熙年事已高,看不清議案里的彎彎繞繞,還勸兒子:"已開業的仍能開業,算了算了。"
其他老中醫也大多安分守己,習慣了"兩耳不聞窗外事",覺得"政府不會真的廢止中醫",只想多賺點銀元,安穩度日。
陳存仁卻清楚,這事躲不過去。那時上海西醫不過六七百人,其他通都大邑也就幾十人,縣鄉鎮幾乎見不到西醫的影子,全國百姓的健康全靠中醫撐著,看著沒問題;
可西醫界靠著"科學"的招牌,借著政府革新的東風,招生越來越多,如果政策施行,沒有新人進入這個行業,很快中醫就將徹底擠出醫療體系。他跟張贊臣說:"老輩們靠不住,反抗的事,得我們年輕中醫來扛。"
1928年的一個下午,診務收了攤,陳存仁約了張贊臣,在南京路五芳齋的二樓碰頭。
五芳齋的湯團、糕餅在上海是出了名的,兩人隨便點了兩樣,花了十幾枚銅元,話匣子一打開,全是關于怎么應對廢止案的事。
陳存仁先說出了自己的想法:"老輩中醫聲望高、社會關系廣,得借重他們的號召力;至于聯絡各地中醫、組織會議、宣傳造勢這些實際活兒,我們年輕人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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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贊臣連連點頭,兩人想到一塊去了——得先找他們的老師謝利恒商議。
謝利恒是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的校長,留著一把漂亮的長髯,素有"美髯公"之稱,學識淵博,在中醫界威望極高,而且思想開明,向來支持年輕中醫發聲。
兩人當即搖了手搖電話,邀請謝利恒來五芳齋吃飯。謝利恒一口答應,很快搭電車趕來,一上樓就笑著打趣:"你們兩個小子,請我吃點啥好東西?"
陳存仁也笑了:"知道老師喜歡吃鱔糊過橋面,特意請您來這兒。"三人邊吃邊聊,很快就切入正題。
陳存仁和張贊臣對視一眼,心里都清楚,老師這話是定了調,但也把最得罪人、最跑腿的活兒,壓在了他們這些年輕人肩上。事成了,是前輩領導有方;事若不成,他們可能就是出頭椽子。
謝利恒慢慢梳理出思路:第一步得聯合全國中醫,召集各地代表來上海開大會,聚沙成塔才有力氣;第二步要爭取輿論支持,借著報紙、傳單跟百姓說清楚中醫的價值;第三步就得去南京請愿,直接跟國民政府施壓,要求撤銷議案。
這場五芳齋的小聚,沒有驚天動地的誓言,卻把中醫界反抗的核心策略定了下來。謝利恒當場承諾,會出面聯絡上海的知名老中醫,像丁甘仁之子丁仲英、夏應堂這些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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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存仁負責對接《申報》《新聞報》這些媒體,爭取輿論支持;張贊臣則靠著同學網絡,把消息往南京、北平、廣州這些大城市傳。
臨走時,謝利恒特意叮囑:"做事要穩妥,既要敢發聲,又不能魯莽。我們是要'保中醫',不是'鬧革命'。"
那時陳存仁的診所每月能賺幾百銀元,張贊臣也有穩定的診務收入,兩人都明白,反抗可能會影響生意、得罪政府,可為了自己的生計,也為了不讓這行當斷在自己手里,只能咬牙堅持,哪怕要付出未知的代價。
五芳齋這頓簡單的點心,成了反抗行動的起點。
短短一個月,各地中醫紛紛響應。北平中醫界率先通電支持,廣州中醫協會組織了游行示威,蘇州、杭州的中醫聯合向當地政府請愿,就連偏遠的縣城,中醫們也自發組織起來,收集百姓簽名,一封封請愿信寄往上海。
1929年3月17日,全國中醫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史稱"三一七國醫節",正是這場大會定下的專屬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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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全國各地的幾百名中醫代表云集于此,場面聲勢浩大。大會選出了五人請愿團,陳存仁雖沒入選,卻全程參與了請愿材料的準備。
請愿團一到南京,就受到了各方關注,衛生部長褚民誼不得不折柬相邀,認真聽取中醫界的意見;國民政府也意識到,廢止中醫會引發民怨,最終被迫暫緩實施《廢止舊醫案》。
這場反抗,讓陳存仁在中醫界聲名鵲起,也讓他更深刻地讀懂了銀元時代的生存法則:"不僅要會治病賺錢,還要有骨氣、有擔當,才能守住自己的行業,守住自己的根。"
多年后,陳存仁回想"三一七"前后那幾個月,覺得像一場賭上職業生涯的豪賭。他們贏了,但贏得很險。
所謂的"傳承",在那一刻,不是什么宏大命題,就是他們這些靠中醫吃飯的人,不想讓這行當在自己手里斷了。他在《銀元時代的生活史》里寫:"那時我們沒有錢、沒有權,只有一顆守護中醫的心。"
我相信這個因素的存在,不過更清楚,他們之所以奮起反抗,更真實的原因其實是不想坐以待斃的求生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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