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讀溥儀的《我的前半生》，看后評價：我覺得這本書寫得不好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深夜，人民大會堂東側的小書房里依舊燈火通明。桌上那冊五十萬字的灰皮《我的前半生》被翻到末頁，毛主席合上書本，抬頭對秘書說了一句：“這書寫得不怎么樣。”短短一句，為這位末代皇帝的懺悔錄下了最簡潔也最耐人琢磨的評語。

往前追溯，溥儀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動筆，是一九五四年秋。那年管理所號召坦白檢討，他聽著隔壁屋杜聿明朗讀《我的罪惡的前半生》，心里一動：自己也該寫。他不會打字，便口述，由弟弟溥杰執筆，三年里湊出四十五萬字初稿，紙張發黃，批注密密麻麻。寫完的那天，他對值班干事說：“這輩子頭一次寫這么多字。”語氣里帶著難得的自豪。

稿件先被油印六十冊，于一九五八年春送往政協、公安部、統戰部。此時的溥儀仍是編號九八一的戰犯，抬頭看鐵窗外的天，只盼能聽到一句肯定。意外的是，不久后他收到通知：周總理批示要細讀，隨后分送中央領導。政界巨擘拿著自己寫的悔罪書，這在過去的紫禁城歲月里是想都不敢想的場景。

主席第一次接觸到油印本，大約是一九五九年初。那年，他在政治局會議上提示：改造戰犯，貴在引導其自省，不在輕率處置。可當他翻閱這本自傳時，卻很快皺眉。“滿紙自責，把所有臟水都往自己頭上倒，反而把制度的罪責沖淡了。”這是他后來對身邊人說的觀點。毛主席要的不是一個無限度自輕自賤的溥儀，而是要讓讀者看見舊制度的荒謬邏輯。

同年十二月四日，撫順禮堂宣布特赦。溥儀手捧“赦字零零一號”通知書愣住幾秒，才雙手接過。此舉既因溥儀表現良好，也與最高層的寬恕政策緊密相關。幾個月后，他搬進北京植物園職工宿舍，開始給花木澆水、記錄溫度濕度。有人揶揄：“堂堂皇帝當花匠。”溥儀卻搖頭：“能活著，能勞動，就不錯了。”

一九六零年春，群眾出版社奉命籌備正式出版。編輯李文達在香山與溥儀對照修改，“舊稿從頭扒皮，許多情節需補史證。”最困難的是如何在懺悔和史實之間找到平衡點。溥儀一度煩躁：“我又不是史官，哪記得那么細？”李文達輕聲回應：“可讀者要準確的歷史，不是簡單認罪書。”對話不長，卻道出了修訂工作的艱辛。

兩年反復，稿子從四十五萬字擴展到約五十萬字，分上中下三卷。一九六二年六月送交各部門征求意見。同年十一月，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組織史學家審讀，提出兩百多條修改建議：年號錯置、人物關系模糊、地名沿革不清……一條條列在公函上。溥儀看得手心冒汗，卻不得不承認自己舊稿疏漏太多。

一九六三年秋，定稿終于擺到毛主席案頭。主席依舊細讀，但批注不多，核心意見只有兩點：其一，個人懺悔可以保留，卻不能遮蔽制度之惡；其二，作者在改造中的積極一面無需拔高，以平實筆觸記錄便好。之后的那句“我覺得這本書寫得不好”并非否定全部，而是提醒編者要警惕矯枉過正。

值得一提的是，同在一九六三年，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訪華時提及中國戰犯改造模式。毛主席順勢談起溥儀，說出那句評價的同時補充：“舊制度必然產生舊皇帝，這是客觀。”語氣平靜，沒有嘲諷，卻有深意。把責任歸于個人容易，讓人洞見社會結構的弊病才真正不易。

一九六四年三月，北京與香港同步公開發行三十二開本《我的前半生》。首印兩萬冊，旋即售罄。隨后外文出版社推出英、法、俄等多語種版本，銷往二十多個國家。外國讀者好奇，一個被推翻的皇帝，為何能在新政權下保命、出版，甚至受到如此仔細的編輯？答案其實就在書外：新中國希望通過活樣本展示制度更替與人的轉變，而不是簡單的懲罰與清算。

出版后，溥儀仍在植物園按時上下班，偶爾參加政協文史座談。當別人問起主席評價時，他輕聲說：“領袖的話我聽進去了，書有缺點，以后修訂。”言語里看不到昔日俯瞰眾生的帝王口氣。至于再版事宜，他從不多問，只關心花木和天氣。

此后十余年，《我的前半生》經歷多次重印，章節與注釋日臻完善。毛主席那句“寫得不好”反倒成為最大的推動力。沒有這句批評，就沒有后來層層打磨的定本；沒有歷時漫長的修訂，也就難以呈現晚清終結與新中國開端間那條復雜而曲折的過渡線。溥儀在書中寫自己的錯，編輯在字里行間補舊制度的坑，這才讓一部個人自傳兼具了時代檔案價值。

千頭萬緒的歷史往往落腳在一紙書頁、一聲評語。當燈光熄滅，書房歸于寂靜，灰皮書被放回架上，卻留給后來者一個別樣的思考路徑：個人命運、社會變革與文本修訂，全都緊緊纏繞，誰也分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