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疑云 | 一幅“偽作”為何估價8800萬？

受訪專家指出，古書畫的價值終究取決于藝術價值、稀缺性、保存狀況三大要素，而非短期的市場熱度。

記者 | 陳　冰

2025年歲末，南京博物院《江南春》事件在公眾輿論場引起前所未有的社會關注。一幅早在上世紀60年代被國家鑒定團隊認定“偽作”的古畫，從文物商店的“處理品”搖身變為拍賣市場估價8800萬元的“珍品”。其間的巨大反差與重重疑云，讓這場跨越六十載的文物爭議充滿了戲劇性。

隨著國家級調查組的下場，事件背后的三大核心謎題逐漸浮出水面：《江南春》的偽作身份究竟有無鐵證支撐？以龐萊臣為代表的頂級藏家為何也難逃“看走眼”的命運？疑似仿作為何能估出天價，背后折射出古書畫市場怎樣的價格邏輯？

這場爭議早已超越單一文物的真偽之辨，更牽扯出文物鑒定的專業邊界、收藏市場的價值評估與文化傳承的深層命題，值得我們撥開迷霧，探尋本質。

南京博物院《江南春》

南京博物院館藏《江南春》到底是真是假？

縱觀引發文物圈強烈地震的南博事件，最核心的爭議就是這幅仇英《江南春》的真偽之辨。

根據此前的相關報道，晚清民國時期著名收藏家龐萊臣之孫龐增和于1959年將包含仇英《江南春》圖在內的137件古書畫，一起捐贈給南京博物院。1961年11月，文化部組織以張珩為主的全國書畫鑒定專家組到南博進行書畫鑒定，張珩、韓慎先、謝稚柳三位專家認為,137件古書畫中，有5幅偽作，包含《江南春》。

1964年6月，王敦化、徐沄秋、許莘農三位專家再次鑒定，也認定其為假畫。

《新民周刊》接觸和采訪的多位業內人士均指出，此畫為偽作。

其中一位資深的古書畫收藏家李仲文指出，南京博物院正式公布1961年張珩、謝稚柳、韓慎先三位書畫鑒定界泰斗的鑒定意見：“江南春圖卷，偽，一般，陳鎏題引首真，后面題跋完全不對，偽做得很好，原龐家是當真的藏的”。這份結論直接判定《江南春》為偽作，毫不含糊。張珩、謝稚柳二位先生在書面鑒定領域的專業地位毋庸置疑，這意味著他們絕不會在缺乏確鑿證據的情況下輕易否定一件作品。而他們如此明確地將《江南春》定為偽作，說明這幅作品存在的問題比較明顯。

南京博物院《江南春》曾被鑒定為“偽作”

從事文物鑒定工作四十余載的張玉指出，文物鑒定的模式是“集體研判+細節溯源”，而非個人主觀判斷。這類鑒定會反復核查作品的筆墨、材質、題跋等核心要素，專家作出偽作的判斷，一定是掌握了普通人所不知道的核心信息。“你可能把假的看成真的，證明你水平不到，但你把真的看成假的，就證明你完全不懂，是不可原諒的。泰斗們不會拿自己的名聲開玩笑。再說了，當時泰斗們和龐家完全沒有利益瓜葛，也不可能預知幾十年后書畫市場會出現暴漲的局面，不存在‘主觀構陷’的可能性。”

仇英作為著名的“明四大家”之一，是唯一工匠出身的平民畫家。不同于唐寅、文徵明這樣的文人畫家，畫作具有獨特的人文氣韻，仇英的畫作風格通俗，易于模仿，自明代中后期以來就有大量贗本流傳。

書畫收藏家顏明近日在接受采訪時指出，上世紀90年代，他曾于陸挺的藝蘭齋中見過仇英《江南春》圖，當時觀感便不佳，認為存疑。2025年在拍賣預展中再度見到此圖，更覺其藝術水準與仇英真跡相去甚遠，而筆墨特征卻隱隱透出幾分熟悉感。通過比照現存于不同博物館的相關畫作，發現南博《江南春》中的畫作與書法都與仇英的真跡不符。其中，落款的筆法與結構完全不符，不具備真跡特點。而南博流出的《江南春》與清代一位畫家的臨摹本高度相似，應系偽作。

南博《江南春》鑒定中，三位鑒定專家指出“陳鎏題引首真”。多位業內人士均指出，引首是真跡，并不影響對畫作真偽的判斷。李仲文說，張珩在其所著的《怎樣鑒定書畫》一書中特別強調鑒定應優先看畫作本身，而非依賴題跋、著錄等旁證。畢竟靠題跋抬高身價、證明畫作為真跡的操作，也算是常見手段。

藝術史專家湯哲明，也通過一個視屏，完整敘述了《江南春》從明代蘇州，到今天的藝術史細節，由于講述非常詳細，引起廣泛閱讀。

至此，多位專家確認，除了題引之外，南博流出的《江南春》畫作本身以及之后的題跋皆為偽作。早在1961年，三位鑒定大家就已下過此結論。不過，《江南春》雖系偽作，也有一定的學術參考和歷史文物價值。

《江南春圖》（左），此卷筆墨風貌與吳宏《清江行旅圖》（中）、仇英款《摹李唐重江疊嶂圖》（右）高度契合

龐萊臣收藏的真真假假

龐萊臣作為民國收藏大家，收藏眼光精湛，藏品質量很高，這點毋庸置疑。但這并不代表龐萊臣收藏的所有藏品都是真的。

李仲文告訴《新民周刊》，龐萊臣雖為近現代頂級收藏家，但其藏品中也存在一些偽作，且部分已流入海外博物館，在海外博物館有詳細的購買記錄。他以美國佛利爾美術館為例，該館收藏的龐萊臣舊藏宋元書畫中，至少有數件經鑒定為偽作，明代的偽作更多。這些偽作與真跡的價值相差甚遠。

李仲文指出，龐萊臣收藏高峰期正值民國時期，當時古書畫市場魚龍混雜，且鑒定手段有限，加之其收藏數量超過千件，難免出現“看走眼”的情況——尤其是他賣給海外的部分書畫，因當時信息閉塞，缺乏跨館比對條件，偽作比例更高。

美國佛利爾美術館藏有一件署款仇英的《摹李唐重江疊嶂圖》，上面也有“虛齋審定”等印，屬于龐萊臣舊藏，著錄于《虛齋名畫錄》。但是只要稍加對比可知，此圖是明顯的偽作。

再回到《江南春》，此畫蓋有虛齋的印章，也記錄在《虛齋名畫錄》里，但不能據此就說它是真跡。畢竟，此《江南春》筆墨風貌與吳宏《清江行旅圖》、仇英款《摹李唐重江疊嶂圖》頗為接近。

民國時期，龐萊臣向海外出售了為數不少的古書畫，其中不少屬于國寶級。關于這些古書畫買賣的往來信件，收錄在2019年出版的《美美與共：佛利爾與中國藝術的故事》一書中。

建國初期到1959年，黨和政府不斷做工作，對龐萊臣收藏的古書畫，采取了部分購買，部分爭取捐贈的措施，137件捐贈南京博物院的古書畫，是其中一個部分。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都向龐萊臣家族購買過及受捐古書畫。

類似的情況，在建國初期并不罕見，當時很多收藏家都捐贈了重要的古代文物。在收集民間流散文物方面，甚至還有更加集中的工作歷程。故宮博物院工作調查組，曾經在1950年的4個月之內，一口氣從東北地區，收集了130件故宮散落的文物，當時涉及到八九個文物商，有些是全部捐贈的，有些象征性收購。當時短時間收集的130件古書畫的重要程度、質量與重要性，均超過龐萊臣家族捐贈南京博物院的137件，但是那130多件古書畫最后鑒定下來，至少有40件并非真跡，原來清宮收藏的時候，就是贗品。

在李仲文看來，大眾關注和討論此次南博事件，可能忽略了當初捐贈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張玉則進一步指出，民國時期，社會動蕩和連年戰爭導致大量文物流入市場，引發海內外藏家的興趣，也進一步刺激了作偽活動。譚敬是民國時期上海著名的收藏家，同時也是書畫造假組織“譚敬家造”的首領。“他們造假分工明確，有負責仿畫的許徵白、摹款的鄭竹友、制印的胡經和裝裱的王超群等高手。他們利用清宮舊紙、舊墨等材料，對宋至清的書畫進行高仿，作品甚至被海外博物館收藏。”

張玉說，“一幅畫賣兩遍”的現象在造假史上屢見不鮮。通過“拆分題跋+復制畫芯”的方式，同時賣給兩位藏家——真跡不保留原跋，賣給本土收藏家；偽作則加上真跡題跋，賣給海外買家。

進入21世紀，書畫造假技術更是日新月異，防不勝防。

一位收藏家告訴《新民周刊》，2010年前后，曾有人將他收藏的一幅絹本畫通過Photoshop軟件處理之后，制成高清打印件，以高價售出。買家興高采烈地邀請業內人士賞鑒，卻被專家看出了破綻——真絹本畫因為年代久遠，有兩三個地方的絹壞了，是用其他絹補上去的，原作上有兩種絹。但打印件沒法復刻原作的“絹本破損痕跡”，直接用一種絹打印出來了。

另外一位藝術史專家認為，相比古畫，現代畫作更加難以鑒定。近現代書畫采用的都是現代的墨、現代的紙，導致無法從墨、紙張特點上去進行排除。“找一張宋朝的畫或者明朝的畫，相當于在外灘去找兩個黑皮膚的人，很容易找到。但是要鑒別當代繪畫，相當于在外灘找一個日本人或韓國人，不太容易。”

至于說，文物鑒定是否有可能采用第三方復核機制，這位專家也認為是不太可能的。“如果引入第三方復核，相當于拿一個水平差的來否定水平好的，屬于典型的劣幣驅逐良幣。以前掌握這些信息的人，可能就在幾個專家手中。圖像本質上也是一門語言，有其獨特的結構，只有掌握確切藝術史的人，才能參透其中的密碼。”

仇英真跡《春游晚歸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8800萬元估價的《江南春》到底值不值？

南博事件中，《江南春》從1997年6800元“處理品”到2025年8800萬元拍賣估價的巨大價差，引發公眾對古書畫市場價格邏輯的質疑。

從市場邏輯來看，該估價并非基于作品真實藝術價值，而是多重“概念包裝”的結果。首先是“龐萊臣舊藏”的品牌效應——龐萊臣作為“民國收藏第一人”，其舊藏標簽本身就具備溢價能力；其次是“仇英名作”的稀缺性，仇英存世真跡不足30件，《江南春》是一個歷史熱點題材，自然成為炒作焦點；最后是“拍賣造勢”的需要，拍賣行通過“高調預展+媒體宣傳”，制造“天價預期”，吸引藏家。

從歷史價格參照來看，古書畫市場在2000年后進入“爆發期”，漲幅驚人，部分精品漲幅甚至超過上千倍。以趙孟頫《致宗元總管札冊片》為例，1996年紐約佳士得拍賣價僅1.09萬美元，2017年嘉德拍賣成交價已達2500萬元人民幣，21年間漲幅超過300倍。如果《江南春》真跡在90年代價值17萬元人民幣，也就是2萬美元左右，按照上文提到的趙孟頫信札的2017年的價格體系參考，推算下來，差不多就是5000萬元，到今時今日，8000萬元上拍也不算夸張。當然，這一切都是建立在《江南春》為真的基礎之上。

上個世紀70年代末就進入文物商店工作的張玉指出，如果當初能預料到是今天這種價格，當年文物商店為啥要出售，自己留著豈不是更能賺大錢？中國高速發展的時代紅利讓部分藏品價格暴漲，但我們不能站在今天去斷言75年前或者說二三十年前人們就未卜先知這些藏品可以拍賣出令人咋舌的高價。

張玉感慨，齊白石的畫作，50年代50塊、60年代500塊、70年代5000塊都沒有，80年代開始變成幾千塊了，到了90年代變了幾萬塊了，后來一拍賣，拍出一個億兩個億了！“你哪看得懂，東西沒有變，價格巨變。”從拍賣的角度出發，當然要大肆宣揚藏品的稀缺性，這樣才能上拍賣出大價錢。

很多時候，普通藏家對“偽作”的識別能力不足，極易被“旁證包裝”誤導。李仲文說，近三十年來，書畫收藏市場存在“重題跋、輕本體”的扭曲現象——部分藏家認為“題跋（幫手）越多越值錢”，甚至愿意為“名家題跋”支付遠超畫作本身的價格，這種心態進一步讓偽作有了空間。受訪專家指出，古書畫的價值終究取決于藝術價值、稀缺性、保存狀況三大要素，而非短期的市場熱度。普通藏家應加強藝術史學習，建立“先懂真跡再辨偽作”的認知邏輯，避免跟風收藏。只有市場各方共同堅守“尊重專業、尊重價值”的原則，才能讓古書畫市場擺脫亂象，實現健康發展。（應采訪對象要求，受訪者均為化名）

米芾真跡風波

南京博物院《江南春》輿論尚未平息，江西省博物館借展故宮博物院的米芾真跡，卻被質疑為贗品的風波又在網上驟然上演。

2025年12月，江西省博物館舉辦“山谷雅集——黃庭堅誕辰980周年特展”，其中核心展品之一便是由故宮博物院借展的米芾《行書三札卷》——這幅由《長至帖》《韓馬帖》《新恩帖》合裱而成的珍品，是米芾五十歲前后的代表作，其出借與展出均嚴格遵循國家文物借展規定，故宮博物院此前也通過官方渠道確認了展品的真實性。

然而，12月27日，前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擁有近30萬粉絲的書法博主“大雨廔”（冷恒宇）在參觀展覽時，當場質疑展品真偽，還通過直播稱該展品為“印刷品”，引發全網關注。大雨廔表示，自己接觸書法四十余年，熟悉米芾作品風格，展品“絲毫沒有墨色變化”，與米芾真跡應有的“濃淡交織”特征不符；同時指出，該展品展柜僅使用頂燈照明，而其他展品均配備側光。工作人員先是解釋“燈壞了”，后又改口“側光會損傷作品”，這種“區別對待”讓他更加懷疑。

此后，更多“疑點”被網友挖掘出來。有現場觀眾聲稱，米芾的“字在章上面”，違背了常規規律；還有網友將展品照片與故宮博物院官網公開的圖片對比，發現個別字跡墨色深淺存在差異，便斷言“展品被掉包”。短視頻平臺相關話題“推波助瀾”，評論區充斥著“一眼假”“肯定是印刷品”“博物館偷換真跡”等情緒化言論。

盡管也有其他網友指出，官網圖片因拍攝技術、后期處理等因素，與實物墨色存在差異屬正常現象，且印章與字跡的疊加關系可能因展柜角度、光線折射產生視覺誤差，并且用圖片軟件，證實了“墨色、印色”懷疑沒有依據，但這些理智的聲音，很快被洶涌的質疑聲浪覆蓋。

面對愈演愈烈的輿論風波，江西省博物館于12月28日晚間緊急發布聲明，明確表示“展品為原件，借展、布展工作均嚴格遵循國家相關規定”，故宮博物院也確認了展品的真實性。然而，這份官方聲明并未平息爭議，反而被部分網友解讀為“欲蓋彌彰”。

事實上，書法博主“大雨廔”此前便因對中國書法蘭亭獎的評審結果及書壇現狀不滿，通過發布手寫《退會帖》，宣布退出中國書法家協會；此次又因質疑米芾展品，再度引爆流量。但恐怕事態的發展連他本人也預料不到，普通網友在“從眾心理”與“道德優越感”的驅使下容易被帶動，從而導致一些專業的聲音石沉大海，文博機構陷入“越描越黑”的無力困境，社會影響惡劣。

普通網友缺乏文物基礎知識，看到若干“網絡疑點”，比較容易“想當然”，這是這一輪輿情發生的根本原因。如果話題是一個網友熟悉的領域，譬如說體育、文娛，恐怕就不容易出現這樣一邊倒的輿論。

文物鑒定本是信息不完備條件下的專業判斷，如同破案需要整合多重痕跡證據，古書畫鑒定需要考量筆墨、材質、題跋、傳承等諸多要素，絕非非專業人士僅憑直覺就能簡單下結論的。當專業讓位于直覺，理性讓位于情緒，文物爭議便不再是對文化傳承的關注，而是淪為一場場無意義的口水戰。這既不利于文物保護事業的發展，也會挫傷民間文物捐贈的熱情，更會讓真正的專業精神被邊緣化。唯有當公眾學會尊重專業、敬畏歷史，媒體承擔起科普責任、傳遞全面信息，專業文博機構與時俱進，更加公開、透明、高效，才能讓文物爭議回歸理性軌道，讓文物真正成為連接歷史與當下的文化橋梁。

吳門四大家

沈周：吳門畫派的 “開山鼻祖”

沈周（1427—1509年），字啟南，號石田、白石翁，長洲（今蘇州）人，出身書香世家，一生不應科舉，潛心書畫創作與文人交游，享年82歲。他是吳門畫派的核心奠基人，文徵明、唐寅均曾受其影響。沈周的繪畫以山水為主，兼擅花鳥、人物。代表作有《廬山高圖》《滄州趣圖》《東莊圖冊》。

文徵明：吳門畫派的“集大成者”

文徵明（1470—1559年），字徵仲，號衡山居士，長洲（今蘇州）人，出身官宦家庭，早年屢試不第，54歲時經人舉薦入翰林院任職，后辭官歸鄉，專心書畫創作與文人雅集，享年90歲。是四人中成就最全面、影響最深遠的一位，其詩文書畫“四絕”俱全，門生眾多，形成“文派”書畫體系。傳世代表作有《惠山茶會圖》《溪山清遠圖》《湘君湘夫人圖》。

唐寅：風流才子的“詩畫雙絕”

唐寅（1470—1524年），字伯虎，號六如居士，吳縣（今蘇州）人，出身商人家庭，自幼聰慧過人。29歲時以應天府鄉試第一名（解元）登科，卻因次年“會試舞弊案”牽連入獄，出獄后絕意仕途，寄情詩畫，晚年生活困頓，54歲病逝。他性格狂放不羈，詩文書畫皆精，是“吳門四大家”中兼具文人風骨與世俗趣味的代表。傳世代表作有《騎驢歸思圖》《秋風紈扇圖》《落霞孤鶩圖》。

仇英：從漆工到“青綠山水第一人”

仇英（約1498—1552年），字實父，號十洲，原籍江蘇太倉，后移居蘇州，是“吳門四大家”中唯一出身平民的畫家。他幼年失學，早年以漆工為業，因擅長彩繪房屋裝飾畫顯露藝術天賦，后經畫家周臣賞識收為弟子，正式踏入畫壇。仇英擅長山水、人物、花鳥、界畫等多元題材，尤其以青綠山水和工筆仕女畫享譽畫史。傳世代表作有《漢宮春曉圖》《子虛上林圖》《桃源仙境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