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七年那條官道，四十里地連綿的荒草目睹了王朝崩塌的前奏。

天啟七年（1627年），明朝學者吳應箕途經河南真陽縣。那是一個天氣晴朗的早晨，他乘轎出城，沿途本應是一片肥沃農田的景象，卻讓他震驚不已。

目光所及之處，只有連綿不絕的黃茅白草，他一路前行了大概四十多里地，全部是平展展的荒草地，沒一個農人，沒一塊田地。田地的邊界依然清晰可辨，但禾麥生長的痕跡早已消失，顯然這些土地已被荒廢多年。

吳應箕忍不住詢問轎夫：“真陽縣的田地，難道全都荒蕪到這種地步了嗎？”

轎夫答道：“十有八九如此。鄰近的息縣稍好一些，也有近半土地無人耕種。”

這番話讓吳應箕心生困惑。

抵達驛站后，他見到幾位當地老人和衙役，便追問其中緣由。一位驛站的老人苦笑著解釋：“這些地過去都是良田，但如今誰還敢種？一來耕牛早已被偷賣或被迫抵稅；二來官府徭役太重，農民種地反而越種越窮。”

驛站老人詳細說道，農民最初賣牛是為了應付苛捐雜稅，但沒了牛便無法耕作，最終只能棄田逃亡。人逃了，稅卻還在，官府便將稅額攤派給未逃的鄰居。于是，富戶逐漸被拖垮，窮戶則直接拋家棄戶。整個村莊接連變成廢墟，良田最終淪為荒野。

吳應箕不解，問道，你們為何不賣地自救呢？老人嘆息：“誰愿買地？買地等于買下稅債，如今田地已是惹禍的根苗。”所以，連地都沒人來買，真正占地的富豪都是圈地，不給錢，直接拉繩子一量，就歸他了。但是，也沒什么人來當富豪的佃農，不掙錢的事情誰去干啊。

更讓吳應箕感到無力的是，他問：“如此嚴重的狀況，地方官難道不管嗎？”老人搖頭：“縣太爺千里為官只為財，只管收足稅額，哪管百姓死活？甚至有人去縣衙訴苦，反被亂棍打出。”

河南這條道路是南北通衢，往來官員絡繹不絕，卻無人過問荒田背后的民生慘狀。吳應箕只能長嘆一聲，在筆記中寫下：“親見方知，國事之危已至如此。”

吳應箕所見并非大明朝晚期的特例。明末土地兼并已到瘋狂地步，河南權貴占田“多者千余頃，少者亦不下五六百頃”。農民不僅要承擔自身賦稅，還要分攤逃亡鄰居的“空糧”，甚至出現“赤子無立錐地而包賠數十畝空糧”的荒誕現象。與此同時，一條鞭法在執行中異化，因為張居正的初衷是好的，要減輕中間官吏的盤剝環節，讓人無法搞鬼，讓中央能夠直接征收到更多的稅，國家有錢才能辦大事。

但是，白銀征稅加劇了底層負擔，農民根本無法用農作物抵換到足夠的白銀。而商品經濟卻使江南地區大量農田改種經濟作物，糧食安全逐漸崩塌。

官府的腐敗更是雪上加霜。崇禎年間，言官本是反腐利器，卻成了“納賄之魁”，甚至借考核官員之名勒索錢財。邊軍糧餉長期拖欠，士兵“餒而病、僵而仆”，軍官卻貪污成風，導致明軍戰斗力潰散。這一切與江南秦淮河上的夜夜笙歌形成諷刺對比——精英們一邊高談救國，一邊沉迷享樂。

吳應箕記錄下自己的見聞后，不過十余年，李自成農民軍席卷河南，張獻忠二下四川。與明朝官軍的掠奪形成鮮明對比，李自成部隊“給牛種，賑貧困，畜孽牲，務農桑”，甚至規定“殺牛一只，賠馬十匹”。饑餓的農民發現，這支被朝廷稱為“流寇”的隊伍，反而讓他們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官逼民反的鏈條終于閉合，當大明王朝連最基本的民生都無法保障時，它的崩塌已進入倒計時。

1644年，崇禎帝自縊煤山。諷刺的是，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從權貴府中抄出巨額財富，而明朝國庫早已空虛多年。吳應箕當年在河南的“浩嘆”，最終成了明王朝的挽歌。

吳應箕，字次尾，號樓山，南直隸貴池縣興孝鄉（今安徽省池州市石臺縣大演鄉高田）人。他自幼聰穎好學，早年師從其舅父李首川，16歲參加科舉考試，20歲補為博士弟子生員。先后八次參加南京鄉試均未中舉，直到崇禎十五年（1642年），49歲時才考中副榜貢生。吳應箕性格豪放，喜交游，與著名的“明季四公子”——侯方域、陳定生、冒辟疆、方以智結為摯友。是復社的領袖人物之一。

清順治二年（1645年），清兵渡江南下，吳應箕在家鄉起兵抗清，最終因寡不敵眾，在壓氣培（今稱烏鴉培）兵敗被擒，英勇就義。《池州府志》記載其“頭入郭門如生，三日不變”。就義前，他留下了“半世文章百世人”的絕命詩，并曾言“吾頭豈汝可斷邪”，就義時“毋去吾冠，將以見先朝于地下”。其家人百余口和義軍將士也一同殉難。

吳應箕殉難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當地秀才施士端、施士謙感其忠烈，在殉難地捐立碑石以志紀念。民國初年，當地修建了吳應箕與劉城二公祠，并將池州城西街命名為“樓山街”。

吳應箕一生未能找到救國的答案。但他筆下的那片荒草，卻成了歷史無聲的證詞，明朝究竟因何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