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王朝:繁榮強盛外表下內部矛盾重重的專制帝國

序言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繼隋朝后的大一統中原王朝。

公元618年，唐國公李淵在晉陽起兵反隋，建立唐朝，后歷經唐太宗貞觀之治、高宗永徽之治、武周之治，到唐玄宗時期，唐朝國力達到頂峰，全國人口達八千萬左右，史稱開元盛世。

從唐高祖李淵立國到唐玄宗李隆基締造開元盛世的一百年時間里是大唐的前半段時期。

這一時期唐朝的主要政治矛盾是關隴軍事權貴集團、傳統門閥士族與庶族地主階級的矛盾。

三方為爭奪統治權時而合作時而斗爭，大部分時間是士族權貴與庶族之間的斗爭。

唐玄宗執政后期，公元755年爆發安史之亂，唐朝由盛轉衰，形成藩鎮割據局面。

后歷經唐憲宗“元和中興”、唐武宗“會昌中興”及唐宣宗“大中之治”，國勢一度振作，但總體國運脈絡仍在走下坡路。

隨之而來的以黃巢為代表的唐末農民起義破壞了帝國統治根基，大唐政權搖搖欲墜，907年藩鎮將領朱溫篡唐，唐朝滅亡。

從安史之亂到朱溫篡唐的一百五十年時間是唐朝的后半程階段。

這一階段的主要矛盾是宦官專權與藩鎮割據，君主專制與中央集權遭到極大削弱直至摧毀。

縱觀大唐近三百年歷史，帝國內部各權力集團斗爭激烈，中央集權在很多時間無法平穩運行，從廟堂到民間，動蕩斗爭遠遠多于穩定富庶的時間，國力強盛的外表下卻是矛盾重重。

唐朝權力游戲上半場:士族與庶族較量，充滿血腥殺戮的皇權爭奪

李淵建唐代隋的本質就是關隴權貴集團的政治洗牌和利益重組。

李淵的祖父李虎是南北朝西魏時期的八柱國、官至太尉，北周建立后，被封唐國公。李淵的母家也同樣顯赫，其外祖父獨孤信與李虎并列為八柱國。

獨孤信有三個女兒，長女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皇后，四女便是李淵的母親，七女獨孤伽羅成為隋文帝楊堅皇后。

楊廣是獨孤伽羅的次子，小李淵三歲，論輩分是楊廣的表哥。從血緣和家族背景看，李唐與隋楊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系。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有著血濃于水的手足情，李淵為何還要公開起兵反隋？

根子在于楊堅父子動了關隴集團和門閥士族的奶酪。

楊堅建立隋朝后想加強中央集權，維護統治，首先就是要削弱關隴權貴的權力，畢竟楊堅就是靠篡位得來的江山，所以其權力敏感性極強。

為此，楊堅整頓吏治、實行均田制，設立科舉制度，取代魏晉以來的九品中正制，唯才是舉，選官不問門第。

楊廣繼位后態度更加激進，于606年增設進士科，完善科舉制度，通過提高庶族地主的政治地位來削弱關隴勛貴。

同時還營造東都洛陽，擺脫關隴集團的“大本營”長安，并重用江南士人為官，以平衡關中官僚勢力。

不過楊廣好大喜功，修建洛陽，開鑿大運河，三征高句麗，征伐吐谷渾，在其統治的十多年間，被征發兵役徭役的超過一千萬人，而當時全國人口是四千六百萬人。

楊廣的暴政極大地激化社會矛盾，各地農民紛紛起義，同時也就給了關隴集團另起爐灶的機會。

畢竟楊堅家族不過是關隴集團的一員，如果不能維持既得利益，就果斷拋棄。李淵就是見到隋朝滅亡的形勢不可扭轉，才生出取而代之的念頭。

618年，李淵逼恭帝禪讓，稱帝建國，國號“唐”，定都長安，隋朝滅亡。

此后經過六年的統一戰爭，唐朝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治，這也意味著關隴集團內部完成了權力交接和整合。

不過帶有鮮卑血統并靠軍隊發家的關隴集團遠不具備魏晉門閥士族的政治底蘊和儒家文化氣質，反而充滿了政治暴力性和不穩定性，從唐朝建立伊始便是如此。

626年，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射殺同胞兄弟李建成與齊王李元吉，后逼迫李淵退位。

雖然李世民繼位后開創貞觀之治，極大地提升唐朝國力，但以弒兄逼父這樣一種不光彩的方式取得皇位，給后世造成極壞的影響和糟糕的“榜樣”。

從643年至713年的七十年間，唐朝歷經李世民到李隆基七朝（含李顯李旦兩次登基），爆發五次皇室政變，每十四年就是一次禍亂，這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大一統王朝沒有的。

話說回來，李唐重新統一中國仍面臨加強中央集權的任務，由于政權初定，作為政治基本盤的關隴集團是一定要爭取的，李世民繪制凌煙閣二十四功臣，提拔重用長孫無忌就是最好的證明。

而山東、江南士族雖然相對衰落，但這些舊士族自東漢以來已延續五百年，在社會上仍擁有較高聲望。

不少李唐新貴熱衷與舊士族特別是其中的高門崔、盧、李、鄭聯姻，無形中對李唐政權造成一定壓力。

對此，李世民敕編《氏族志》，明確表示要以現任官爵的高下定士族等級，壓抑舊士族勢力。

到后來唐高宗與武則天時，改《氏族志》為《姓氏錄》，五品以上官員都能入譜，舊士族壟斷政權的局面迅速改觀。

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關隴集團與山東士族通過聯姻等方式逐漸融合，形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由此新的矛盾產生了，即李唐皇權與關隴集團為爭奪最高統治話語權展開較量。

649年，李治即位，即唐高宗，此時的唐朝經過三十多年統治，政權業已穩定，李唐皇室不再把關隴集團看作合作者，君臣之分必須厘清。

當時的關隴集團首領是長孫無忌，長孫無忌既是李世民親自指定的托孤大臣，也是李治的親舅舅，在李治即位之初，長孫無忌以太尉兼檢校中書令的身份執掌朝政。

李治很清楚，如果想要加強中央集權，就必須另起爐灶，不能僅僅當關隴集團的代言人。

在這場權力斗爭中，李治取得軍方首腦李勣的支持，廢黜士族出身的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武則天）為后，并提拔許敬宗等庶族地主出身的官僚。

如此一來，大唐最高權力由關隴集團內部重組演變為關隴集團與庶族地主之間的斗爭。655年，李治借謀反之名賜死長孫無忌，并清理一大批士族官員。

與此同時，大唐開國的關隴功臣逐漸老去凋零，李治和武則天將庶族和中下士族官員填補朝堂政治空白，長孫無忌的失勢標志士族集團政權優勢被打破。

657年，李治定洛陽為東都，與長安并列為首都，以此擺脫關隴集團的影響。683年，李治駕崩于東都洛陽，太子李顯即位，是為唐中宗。

武則天以皇太后名義臨朝稱制。690年，武則天稱帝，改國號為周（史稱“武周”），定都洛陽，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相較于李治，武則天對關隴和高族的打壓更加徹底，因為武則天本是庶族出身，自然無法與百年權貴的關隴集團兼容。

武則天一邊利用來俊臣等酷吏對李唐宗室和高門士族大清洗，誅殺近百位宗室王侯和公卿大臣，數百家族灰飛煙滅。

另一邊大力普及科舉，大量破格選用和升遷官吏，使非士族階層廣泛參政，擴大庶族地主政治基礎，打破關隴和士族一家獨大的局面。

705年武則天病逝，唐中宗李顯復辟，此后八年時間里唐朝宗室內部為爭奪權力展開激烈廝殺，爆發多次政變。

直到713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混亂政局終于穩定下來，此后李隆基改革弊政，推動唐朝社會經濟發展，締造封建史上最輝煌的開元盛世。

同時唐朝中央集權已經完善，李唐皇權大權獨攬，關隴、士族和庶族皆為皇權服務，關隴集團、庶族集團與皇權不再是唐朝政治的主要矛盾。

取而代之的是以節度使為代表的地方勢力和中央勢力的角力。

而節度使的壯大與唐朝的積極國防政策有很大關系。從唐太宗到唐高宗，大唐持續擴張征戰，帝國疆域急劇擴張。

唐太宗先后平定東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諸部，滅高昌，服吐蕃，高宗繼位后打敗西突厥、滅高句麗，大唐勢力滲透至新疆以西，波斯以東的廣大地區。

大唐疆域東起朝鮮半島，西臨咸海，北包貝加爾湖，南至越南橫山，這一版圖基本維持了三十余年，史稱“唐朝對外的威力，以高宗時為極盛”。

但所謂月盈則虧，水滿則溢。唐朝把能打的都打下來。

到了唐高宗后期，唐朝面臨的問題不再是如何開疆拓土，而是把打下來的疆土鞏固下來，因此變軍事進攻戰略為軍事防御戰略成為唐統治集團的共識。

這樣一來，駐有集中指揮的龐大集團軍的邊防重鎮便應運而生，統帥從正式官員或京師禁軍將領中臨時任命，使持節謂之節度使。

唐玄宗執政以來，將地方權力不斷下放給節度使，使節度使成為地方軍政一把手，而且為了有效抵御異族入侵，其任職長期化、職權轄區化、官銜正式化。

不僅如此，節度使還掌握募兵的權力，募兵的來源相當復雜，除了失去土地的農民，還有無職業的流浪人、走投無路的無賴亡命徒。

這些無依無靠的士兵終身從軍，父子相承。而節度使掌握著他們的生殺予奪大權，使得士兵們對節度使的依賴性很強。

隨著時間的推移，形成“唯知其將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的局面。到了天寶初年，大唐邊塞已經形成十大節度使。

十大節度使僅在冊兵力就有49萬之多，大唐全國總兵力不過60萬，其中以范陽節度使、平盧節度使、隴右節度使、朔方節度使、河東節度使、河西節度使等勢力最強，他們承擔大唐東北、西北等重要戰略防御方向。

安祿山一人更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三地之間地域相連，兵力又于諸鎮之中最強，安祿山擁兵十五萬，其兵力大多由契丹、奚族等胡人組成。

安祿山利用河北地區胡漢雜居的特點，拉攏這些少數民族組成叛軍核心，并通過授予官職強化他們的支持。

而內地中央軍僅有八萬，不僅數量不足，質量也差，平時毫無作戰訓練，這樣一來逐漸形成外重內輕的軍事局面，地方勢力隱隱凌駕于中央之上。

但李隆基被大唐盛世的太平景象迷惑，絲毫未察覺即將到來的統治危機。

天寶十二載（753年），自長安向西萬余里，仍是人戶相望、桑麻遍野。

755年，全國統計戶口有900余萬戶，5200余萬口，達到唐朝統計戶口最盛，此時距安史之亂僅僅三年時間。

唐朝權力游戲下半場:皇權不斷弱化，宦官與藩鎮成為大唐江山話事人

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祿山與史思明起兵十五萬反于范陽，史稱“安史之亂”。

彼時天下承平日久，中原唐軍羸弱不能戰。安祿山一路率軍南下，步騎煙塵千里，僅用二十天時間橫掃河北，十二月攻占洛陽。

李隆基先后調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等西北節度使悍將抵御安祿山，但被“忠臣”安祿山背刺后，李隆基從內心不信任異族將領，再加上宦官和楊國忠的挑撥，封、高被斬殺，哥舒翰被叛軍俘虜。

756年六月，叛軍攻占長安，李隆基出奔成都，并在馬嵬坡殺死楊國忠、楊貴妃以慰軍心。

隨后李隆基繼續南下，太子李亨分兵后北上，在靈武（今寧夏靈武）即位，是為肅宗，遙尊李隆基為太上皇。

在這之后，肅宗倚仗郭子儀、李光弼等西北軍團平叛，雙方展開激烈廝殺，尤其在香積寺之戰中，雙方兵力消耗十余萬，大唐精銳幾乎拼光。

757年九月，郭子儀收復長安，十月，收復洛陽，與此同時，安史集團內部發生內訌，安祿山被其子安慶緒殺死，761年，史思明被他的兒子史朝義所殺。

763年，唐軍反攻范陽，史朝義自殺，安史之亂結束。

但安史之亂的終結并未使大唐恢復以往的生機，八年的內亂對社會經濟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唐朝元氣大傷，由盛轉衰。

除此之外，還有兩個更長遠的影響:一是藩鎮割據，雖然消滅安史叛軍，但中央的權力被大大削弱。

節度使們在戰爭中不斷擴張勢力，搶占地盤，權勢越來越大，逐漸形成藩鎮割據局面。

而唐廷無力改變現狀，也無力收回安史余部的兵權，只能任命他們為當地節度使，其中成德鎮（治今河北正定）、幽州鎮（治今北京市城區西南）、魏博鎮（治今河北大名）并稱為“河北三鎮”。

他們名義上尊奉唐朝，實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長期割據一方，是最跋扈的藩鎮。

不僅如此，參與平叛的內地將領也變為藩鎮節度使，也不乏像淄青（治今山東東平西北）、淮西（治今河南汝南）、昭義（治今山西長治）等節度使呈現割據、離心現象。

安史之亂后的中央與地方藩鎮似乎達成一個默契，藩鎮表面恭順于朝廷，借朝廷法令施政于地方，朝廷也默認藩鎮半自主權，對極個別藩鎮允許自主選擇節度使。

但此時的大唐皇帝已不再是賓服四海的天子，中央集權遭到不可恢復的削弱。

除了藩鎮割據，安史之亂的另一個影響是宦官專權。追溯起來，唐朝宦官干政的惡果早在玄宗時期就埋下了。

第一個公認的權宦是高力士，高力士性情縝密機敏，深受李隆基賞識，在誅殺韋后、太平公主集團中立下大功，開元初年任右監門衛將軍，執掌內侍省事務。

李隆基對其十分信任，史載：

“每有四方進呈上奏文表，必先送呈高力士，然后進奉御前，小事便自行裁決。”

在玄宗的放任下，高力士幾乎權傾朝野，肅宗在東宮時稱其為二兄，諸王公主皆稱呼“阿翁”，駙馬們稱其為“爺”。

安史之亂爆發后，李隆基對領軍武將尤其是藩族將領再無一絲信任，連帶著對朝廷的文官集團也不再信任。宦官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崛起。

在派軍鎮壓過程中，玄宗開始以宦官為監軍，以制衡將領，比如在宦官邊令誠的挑唆下，斬殺鎮守潼關的優秀將領高仙芝、封常清。

唐肅宗李亨回到長安后，對朝臣和領兵大將已無法信任，而宦官身體有缺陷，無法成家、沒有后嗣，強烈的人身依附關系讓他們高度依賴皇帝，很難發展成枝大根深的門閥世家。

于是肅宗進一步重用宦官，賦予親信宦官李輔國代為批閱奏章、監察百官、掌管中央禁軍的權力，就連宰相都畏懼三分，軍權的移交標志宦官專權的形成。

由于肅宗性格懦弱，李輔國逐漸架空皇權，權傾朝野，宰相李揆更稱李輔國為“五父”。

762年，李輔國發動政變，當著肅宗的面逮捕反對他的張皇后，李亨驚懼而死，李豫登基，是為唐代宗。

膨脹的李輔國更是對代宗說:

“大家（皇帝的俗稱）但內里坐，外事聽老奴處置。”

可見宦官干政之猖獗。此后，大唐皇帝為了維護中央集權，與宦官、藩鎮展開拉鋸戰。

唐代宗在位時利用宦官內部的矛盾以及宰相、宦官的矛盾，先后除掉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三大權宦，不過宦官集團控制中央禁軍的現狀沒有改變。

780年，唐德宗李適即位，一面重用朝臣，抑制宦官，另一邊力圖平藩，不許藩鎮傳土地于子孫，招致成德、魏博、淄青三鎮叛亂。

大唐先后發生了持續五年的奉天之難、涇原兵變，長安被叛軍占領，德宗一度逃往奉天（陜西乾縣）和梁州（漢中）。

雖然叛亂最終被平定，但德宗徹底被打服了，首先他承認河北三鎮世襲特權，以換取長安朝廷表面威權，對藩鎮的姑息基本奠定了藩鎮的半獨立地位。

其次，他改變了對宦官的態度，原因是他信賴的禁軍將領竟不能發動一兵一卒保衛宮室。

而他逃亡時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東宮時的內侍宦官竇文場、霍仙鳴及率領的百余名宦官。

回到長安后，德宗對朝官失去信任，在用人策略上作出調整，設左右護軍中尉，以宦官擔任，統率神策軍。從此，由宦官統領神策軍成為固定制度，直至唐亡。

同時，神策軍地位在其他禁軍之上，裝備精良，有十五萬人之多，控制了神策軍等于控制了中央的軍事力量。

如果說肅宗和代宗開啟宦官干政的先河，那么德宗親手把宦官的權力推向高峰，使他們由刑余之人變為口含天憲。

不僅如此，朝廷還設置由宦官充當的左右樞密使，替皇帝裁決政務。兩樞密使、兩中尉號稱“四貴”，掌握軍政大權，成為唐廷實際統治者。

805年，唐德宗駕崩，其子李誦登基，即唐順宗。

順宗意識到宦官干政的危害，再次試圖利用文官奪回權力，但宦官集團權力已然穩固，并遭到后者強烈抵抗。

不僅是核心圈層的文官被貶謫、賜死，就連順宗本人也被趕下臺，僅僅在位二百多天就被迫禪位于其子李純，即唐憲宗。

歷史上的憲宗皇帝是一位非常有作為的帝王，他在位十五年，致力改革，強硬削藩，使大唐在形式上重新統一，史稱元和中興。

但即便如此，憲宗也未能改變宦官干政的狀態，他本人也被宦官毒殺。憲宗逝世后，唐穆宗、唐敬宗耽于玩樂，藩鎮再次割據，朝政更加敗壞。

唐文宗繼位后力求奪回權力，振作朝綱，為此策劃一個剪除宦官的計劃，結果被識破。

神策軍中尉仇士良等率眾宦官將牽連此事的朝臣殺盡，血洗長安，將文宗軟禁，從此，“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專權達到巔峰。

文宗以后也再無皇帝主動對宦官采取大規模剪除行動，也奠定了中晚唐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的穩定局面。

公元840年至859年，唐武宗、唐宣宗先后執政，史稱會昌中興、大中之治，唐朝國勢有所起色，百姓有所安穩，藩鎮、宦官有所收斂，使本已衰敗的朝政呈現出“中興”的局面。

但大唐積重難返，縱有天縱之才也無力回天，宣宗統治末期，經濟、政治再次衰退。859年宣宗駕崩，其子李漼即位，即唐懿宗。

此時的唐朝已病入膏肓，外部邊患頻仍，內部政府財政危機，江淮一帶連年水旱，農村十室九空，農民大量逃亡，全國出現大規模的民變。

873年，懿宗病死，其子李儇即位，為唐僖宗，很快就爆發了規模浩大的黃巢起義，拉開了唐朝滅亡的序幕。

而唐廷內部由權宦田令孜把持朝政，政局日益混亂。黃巢起義歷經八年，波及十五個省份，輾轉15000公里，雖然最終被平定，但卻敲響了唐朝滅亡的喪鐘。

宦官所管理的神策軍損失過重，再加上腐敗嚴重，失去保衛京畿和皇權的能力，而地方藩鎮在平叛過程中勢力進一步做大。

超強藩鎮開始出現，打破此前各藩鎮間的均勢，以兵力壓制群藩，宣武軍節度使朱溫與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成為這一時期的風云人物。

他們在朝中各樹朋黨，都想借朝廷名義擴大影響，而唐廷皇帝已然成為傀儡，不僅無法恢復權力，就連性命安危都不由己。

888年僖宗死后，其弟壽王李曄即位，即唐昭宗。昭宗有心振作大唐，卻先后被神策軍中尉劉季述軟禁，又被朱溫裹挾到洛陽，于904年將其殺害。

此時的唐朝猶如即將燃盡的蠟燭，關隴和士族在黃巢起義中被屠滅殆盡，宦官和神策軍名存實亡，朝廷無兵無財無人，任由強藩擺弄，滅亡只是時間問題。

907年，朱溫逼迫唐哀帝李柷禪位于他，建立后梁，唐朝正式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