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與神祇｜邑廟訪碑錄：馮彬《建上海城隍坊牌記》與“保障海隅”題額

在上海城隍廟恢宏大氣的山門牌樓上，題刻著“保障海隅”四個金字（自右至左）的橫額格外顯眼。這座“保障海隅”山門牌樓，如今已成為上海城隍廟的重要標識和文化象征，而關于其歷史淵源，要從明代嘉靖年間“上海城隍坊牌”即邑廟山門牌樓之興建說起。在明嘉靖十五年（1536）上海知縣馮彬撰寫的《建上海城隍坊牌記》中，較為具體地記錄了這座山門牌坊的修建始末以及“保障海隅”（原文作“海隅保障”）題額的由來，同時還反映了身為儒家士大夫官僚的馮彬對城隍崇祀的禮制文化內涵、政治象征與現實社會功能的基本看法，值得細致解讀。

圖1 上海城隍廟山門牌樓，“保障海隅”的橫額格外顯眼，王群韜攝

一、上海城隍廟山門牌坊之興建

《建上海城隍坊牌記》刻立于嘉靖十五年（1536）五月，原碑現已不存，碑文的主體內容在明萬歷十六年版《上海縣志》、清康熙二年版《松江府志》、嘉慶十九年版《上海縣志》、同治十年版《上海縣志》等舊志中均有著錄，碑目作“知縣馮彬城隍坊記”或“重建城隍坊記”。民國學者徐蔚南（筆名澤人）在其1941年刊載于《學林》第十輯的《上海金石錄》中著錄此碑全文，題為“建上海城隍牌坊記”。潘明權、柴志光編《上海道教碑刻資料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也收錄此碑，題為“上海縣城隍坊記碑”，并從清康熙《松江府志》中輯錄碑文，然將刻立時間誤作“萬歷二十四年”。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編《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石刻文獻選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收錄《建上海城隍坊牌記》拓本，并附有高清圖片，為我們提供了該碑迄今最完整的拓片資料。

圖2 明嘉靖十五年馮彬撰《建上海城隍坊牌記》拓本（局部），收入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編《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石刻文獻選編》上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480頁

這通碑文的撰寫者馮彬，字用先，又字不勝，號桐岡、桐江，廣東雷州府海康縣人，嘉靖八年（1529）進士，初授溫州府平陽縣知縣，嘉靖十四年（1535）調任上海縣知縣，至嘉靖十七年（1538）八月，選授云南道監察御史，嘉靖二十三年（1544）巡按廣西，嘉靖二十五年（1546）任松江府知府，在任期間重學校、興教化、勸農桑，多有惠政于民，以剛直不阿、公正廉明著稱。

從碑文內容可知，時任上海知縣的馮彬，在乙未年（嘉靖十四年）秋八月到任后便循例參拜了朝廷祀典所列諸神，而對于位處“邑西北隅”的城隍廟尤其重視，每月朔望率領僚屬來到邑廟進行參拜，并且常常見到上海地方民眾崇祀城隍神之虔誠。關于城隍廟山門牌樓的修建緣起，馮彬在碑文中指出，上海城隍廟舊有山門十分狹窄，不便出入通行，住持管理城隍廟的道士們遂在周邊的市井、鄉村廣泛募化財物，興建了一座規制更為宏闊的山門牌坊（城隍坊牌）。

到了第二年（嘉靖十五年）三月八日，在城隍廟山門牌坊即將告竣之際，馮彬恰好來到廟中，于是在場眾人請他為這座新建的山門牌樓題寫橫額。經過一番思考之后，馮彬將這座山門牌坊的題額文字定為“海隅保障”，以昭示邑廟城隍神保障上海、護佑闔境之功。當時有一位來自溫州府永嘉縣、擅長書法題字的幼童來到城隍廟，馮彬或許是因為從溫州府平陽縣調任上海的緣故，就決定讓這位幼童來書寫“海隅保障”四個大字，然后再由工匠鐫刻于山門牌坊的橫額上。

二、城隍崇祀的禮制依據與政治象征

馮彬在碑文中除了記述上海城隍廟山門牌坊之興建始末，還表達了其對城隍崇祀的禮制依據、政治象征及社會功能等問題的看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馮彬在碑記中指出了一個關鍵問題：“邑乏城池，曷為廟之？”即注意到當時的上海縣尚未修建城墻，并沒有城壕、護城河，那么，何以修建城隍廟、祭祀城隍之神？具體而言，“城隍”一詞的本義是為守衛城邑而修筑的城墻（城）及其四周的護城塹壕（隍）；然而，上海縣的“城”、“隍”設施實際上遲至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抵御倭寇入侵時才修筑。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馮彬在嘉靖十四年（1535）八月至嘉靖十七年（1538）七月擔任上海知縣期間，上海縣并無“城”與“隍”，建廟崇祀城隍神的依據何在呢？

顯然，作為儒家士大夫知識精英的馮彬，其思想立場與崇祀觀念以儒家禮法和道德內涵為核心原則。“邑乏城池，曷為廟之？”這一問題的背后，實際上涉及儒家禮制深刻的“祭統”觀念和“祭義”思維，即對祭祀行為的正當性依據和祭祀禮儀的原真性意涵進行追溯、論證。對于這個看似矛盾的問題，馮彬在碑記中給出的答案是“遵時制也”，即認為當時上海縣城隍廟的修建蓋因“遵制建廟”。在明代，城隍廟被列入國家祀典，得到官方的大力推崇與積極支持。早在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便大封天下城隍，建廟崇祀，并按地方行政級別分為五等，其中縣邑一級的城隍神封為“顯佑伯”；次年六月詔令去除封號，止以地名，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明天順年間（1457-1464）上海知縣李紋重修城隍廟時，也將明太祖加封城隍神的詔令文字勒石，立于邑廟之內，以昭示城隍神的正祀屬性。由此來看，嘉靖十五年時上海縣雖然尚無“城”、“隍”設施之物質載體，但亦須遵照當朝之“時制”，即洪武初年以來朝廷關于城隍崇祀之制度，建立相應規格等級的廟宇，崇祀“上海縣城隍之神”。換言之，此時地方社會的城隍崇祀及其祠廟建置，其核心內涵已經超越了“城隍”作為物質形態的本義，而被賦予了護佑本境、守土安民等更為一般性和普遍性的象征意義。正如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上海城隍廟住持吉宏忠道長認為，“保障海隅”的邑廟，體現了城隍崇祀本質上是一種護佑特定社會區域的“境土信仰”，是以“保安境土”為核心理念和終極目標的傳統信仰文化。

更深一層，在傳統中國社會秉持“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的治理原則下，城隍神被認為具有與現世的地方官“分陰陽而治”、賞善罰惡、監察司法公正之權柄，能輔助、監督地方治理并推動儒家道德教化，具有守土化民、安定地方的重要現實功能。因此，地方府州縣長官上任伊始拜謁、修繕城隍廟，“先誓城隍尊神而后臨民”，不僅是對儒家禮制傳統和國家祀典體系“崇德報功”核心觀念的積極實踐，更是其為官公正廉明、地方社會安定的理想昭示與政治象征。

由此來看，城隍崇祀的禮制依據與政治象征、社會功能之間具有很強的內在契合性，而這也是馮彬到任上海后“例得謁諸神，新教令”并“月朔望，率僚吏至”城隍廟的重要原因。身為上海知縣的馮彬，通過參與邑廟修繕、崇祀活動所要昭示的，也正是為當地百姓“御災捍患”、護佑本境安寧之功績與職責。正如他在碑文最后闡發：“夫?宇以妥靈，修誠以格幽，時祀以崇報，有司事也。吾無負神，神豈負吾民者哉！”

三、從“海隅保障”到“保障海隅”

如前文所述，明嘉靖十五年（1536）上海城隍廟山門牌坊修建告竣之際，由知縣馮彬為牌坊橫額題名“海隅保障”。那么，最初的“海隅保障”題額是何時變為我們今天所見“保障海隅”的呢？這期間經歷了怎樣的滄桑變遷？

實際上，此后上海城隍廟歷經多次重修、改建，尤其是萬歷三十四年（1606）的大火焚毀了廟內許多建筑，由知縣李繼周重新修建。清代、民國以來上海城隍廟更是屢遭火患，多次重修，其山門牌樓也可能經過不同程度的修葺煥新。然而，由于缺乏直接史料記述，我們目前尚難考證此處題額由“海隅保障”改為“保障海隅”的確切年代。不過，我們或許可以從明嘉靖年間以后的上海方志文獻中發現一些線索。據明萬歷《上海縣志》、清康熙《松江府志》等志書中引述馮彬碑記時對山門牌樓題額的相關記載仍作“海隅保障”來看，這一題額文字可能在較長的歷史時期內得以存續和沿用。

圖3 萬歷《上海縣志》卷六《秩祀志·祠廟》所載“海隅保障”

我們目前在現有史料中發現的最早關于上海城隍廟山門牌樓題額寫作“保障海隅”的記載，見于清嘉慶十九年版《上海縣志》，該志卷七《建置志·壇廟》引述“嘉靖十四年知縣馮彬記略”，其文寫作“保障海隅”。如果此處文字順序的改變并非單純的筆錄訛誤，那么我們可以據此推測，清嘉慶《上海縣志》編纂者在當時上海城隍廟山門牌樓上見到的橫額可能已經變為“保障海隅”。

圖4 嘉慶《上海縣志》卷七《建置志·壇廟》所見“保障海隅”

另據上海市道教協會副會長李紀道長介紹，1966年“文革”開始后，城隍廟停止宗教活動（1995年正式恢復開放），山門牌樓上的橫額一度被人用水泥糊上，外面重新覆蓋一層題字，內容改為“豫園商場”四字，直到2000年上海城隍廟為準備陳蓮笙道長的升座儀式，對山門牌樓進行修復，在撤除“豫園商場”題字并剝離橫額位置上的水泥時，露出了“保障海隅”四字的舊題橫額。據此可知，上海城隍廟山門牌樓的題額文字由“海隅保障”變為“保障海隅”的時間下限當不晚于上世紀60年代。

附錄：《建上海城隍坊牌記》碑文

碑首篆額“建上海城隍坊牌記”

建上海城隍坊牌記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知上海縣事雷陽馮彬撰

邑西北隅，有廟翼然，即城隍廟也。邑乏城池，曷為廟之？遵時制也。

歲乙未秋八月，馮子至上海，例得謁諸神，新教令，喜上海之無淫祠，而獨致隆於是廟焉。月朔望，率僚吏至，則見趨者、謁者、拜者、跪而禱者鱗次於廟下，張燈燭，焚楮幣，致虔誠，煌煌亙曙方散，謂非人心翕聚，故靈爽通著歟？

廟舊有門甚隘，司廟者群井市鄉落之財，建牌坊一座，黝堊煥若，以答神休。功將就，而馮子適至，因請題。馮子命之曰“海隅保障”，昭神功也。時有永嘉幼童善大書者至，即命書之。寔丙申三月八日也。

夫?宇以妥靈，脩誠以格幽，時祀以崇報，有司事也。吾無負神，神豈負吾民者哉！記之。

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五月吉旦立

邑人龔壽之寫刻

本文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科研課題“明清時期上海道教宮觀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暨明道道教文化研究所合作課題“正一道教史研究”（321-24225）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