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40年，麋鹿不再“迷路”

　　新華社北京12月31日電 12月31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回家40年，麋鹿不再“迷路”》的報道。

　　“呦呦——呦呦——呦呦——”伴隨一陣清脆的叫聲，一只麋鹿昂首而出，角尖挑著的晨露，在晨光下閃閃發亮。緊隨其后，一群麋鹿從林間緩步走出，繼而奔騰如潮。

　　“呦呦鹿鳴，食野之蘋”，作為我國特有物種，麋鹿經歷了曲折而傳奇的興衰演化歷程。100多年前，它們近乎滅絕，幸在歐洲一個莊園得以延續，直到1985年才回歸故土。40年來，在一系列保護措施下，麋鹿已在神州大地上繁衍出種群過百、數量過萬的龐大家族。

“接麋鹿回家”：國人夙愿

　　麋鹿，這一古老而神秘的珍稀物種，曾廣泛分布在我國長江、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因其角似鹿而非鹿、臉似馬而非馬、蹄似牛而非牛、尾似驢而非驢，也被稱為“四不像”。考古發現，自殷商甲骨文起，就有了“麋”字，《孟子》《禮記》《本草綱目》等典籍中均有記載。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麋鹿被視為神奇之物、吉祥之獸，是神話故事中姜子牙的坐騎，也是早期先民崇拜的圖騰和儀式中的重要祭品。

　　后因氣候變化、人為捕殺等種種原因，麋鹿種群數量不斷減少。1900年前后，僅剩的200多只麋鹿被圈養在北京南海子皇家獵苑內。

　　1865年，法國傳教士阿芒·戴維在北京發現麋鹿，將拿到的標本寄回巴黎自然博物館鑒定，確定這不僅是一個新的物種，而且是一個單獨的屬。麋鹿從此載入世界動物學史冊，并定名為“戴維鹿”，以紀念其“發現者”戴維。

　　“戴維鹿”這一名字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知曉。英、法、德、比等國的駐清公使及教會人士紛紛通過明索暗購等手段，從北京南海子皇家獵苑掠走幾十頭麋鹿，飼養在歐洲各國的動物園。

　　至清朝末期，永定河的洪水和八國聯軍的侵略，令麋鹿在中國本土絕跡。

　　這期間，位于地球另一端的英國，愛好動物的貝福特公爵先后從各國收集了18只麋鹿，飼養于烏邦寺莊園內，使得這一物種得以保存延續。

　　“接麋鹿回家”始終是縈繞在中國人心頭的夙愿。

40年前，“四不像”重歸故鄉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綜合國力不斷躍上新臺階，國際地位不斷提升，1985年，中英兩國啟動麋鹿重引進項目，22只麋鹿結束了約一個世紀的海外漂泊生涯，回到它們祖輩曾生活的地方——北京南海子麋鹿苑。

　　根據中英雙方簽訂的麋鹿重引進協議，麋鹿保護工作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英國重引回麋鹿，在北京皇家獵苑舊址南海子建立麋鹿苑，恢復園林種群；第二階段在原生地選擇適合的棲息地建立自然保護區，讓麋鹿重回大自然，形成自然種群。

　　地處長江中游的江漢平原就是麋鹿的重要原生地之一。長江在宜昌沖出三峽后，進入荊江段，蜿蜒東流，形成“九曲回腸”的壯麗景觀。歷經數次改道留下的長江故道，沼澤濕地成片，生態系統獨特，動植物資源豐富，是麋鹿最早的棲息地之一。

　　《墨子·公輸》記載，春秋時期“荊有云夢，犀兕麋鹿滿之”。2000多年后，考古人員從一些楚墓葬中發現了消失的“麋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78年發掘的荊州天星觀1號楚墓的“鎮墓獸”。這些頭頂麋鹿角的“鎮墓獸”，證實了長江中游的云夢澤，自古就是麋鹿繁盛之鄉。

　　1989年，中外專家經過現場考察論證認為，石首天鵝洲大面積的天然蘆葦沼澤地，可以為麋鹿提供足夠的食物、水和隱蔽環境，是麋鹿回歸大自然、建立自然保護區的理想之地。

　　1991年11月，湖北省政府批準，在石首市長江天鵝洲故道濕地設立“石首天鵝洲濕地麋鹿自然保護區”。1998年8月，保護區被確定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曾親歷保護區設立的生態環境部珠江流域南海海域生態環境監督管理局原局長袁道凌回憶，為讓麋鹿在原生地重回大自然、形成自然種群，1993年至1994年，石首麋鹿保護區分兩批從北京南海子引進64只麋鹿。此前的1986年，英國倫敦動物學會提供的39只麋鹿運抵江蘇大豐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在祖先棲息過的沿海灘涂放養。

　　歷經輾轉，生于斯長于斯的麋鹿重新回到故土，并繁衍壯大。

國家興、麋鹿盛

　　回到故鄉的麋鹿，還叫英文名字嗎？這曾是不少麋鹿保護工作者的困擾。

　　石首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總工程師沙平記得，曾有中國研究人員在論文中采用“Milu”投給國外期刊，對方編輯卻在審稿時提出“看不懂Milu意思”。每每這時，中國學者都要反復解釋說明。

　　可喜的是，隨著麋鹿的重引保護成效日益顯著，國際社會對麋鹿也有新的認識。沙平說，如今，聯合國、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等國際組織和國外媒體頻繁使用“Milu”。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發布的《物種引進指南》指出，麋鹿是全世界138個物種重引進項目中，最成功的15個之一。

　　2025年10月舉行的麋鹿與生態保護國際研討會上，世界自然保護聯盟主席拉贊·穆巴拉克致辭表示，麋鹿重引進項目已成為全球最成功的物種重引進范例，被譽為“野生動物重引進的中國范式”；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執行秘書阿斯特麗德·肖梅克致辭認為麋鹿回歸是國際合作與科學保護的典范。

　　“這些不僅是國際社會對我國麋鹿保護工作的肯定，更是對‘Milu’這一中國傳統稱呼的認可。”麋鹿國家保護研究中心主任白加德說，國際社會接納的不僅是一個名稱，更是對中國保護成效和中國文化的尊重。麋鹿的回家之路，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這些智慧和力量，源自于40年來，無數人的不懈努力和默默奉獻。

　　在石首，當地3000多名村民先后騰退2.3萬畝土地，只為構建“人退鹿進”的生態緩沖區。

　　麋鹿安頓下來了，但隨后的考驗是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1998年，一場罕見的大洪水席卷長江流域，保護區成為洪水中的孤島。袁道凌回憶，工作人員坐著沖鋒舟，劃著小船到處找麋鹿，分批把它們引至安全的地方。駐守在房頂的工作人員堅守了幾十天，乘船給麋鹿送食物，檢查身體。

　　這過程中，險象環生，船只隨時有翻船危險，房子也有可能被沖走，危急關頭，8名工作人員立下“堤在人在，人在鹿在”的生死狀。

　　洪水過后，部分麋鹿跑至附近楊波坦、三合垸一帶，還有麋鹿橫渡長江，抵達湖南東洞庭湖區域，安家落戶。這次洪水意外帶來麋鹿的自然擴散，“一場洪水沖出三個自然保護區”。

　　類似的考驗后來時常上演。2008年和2022年，大雪冰凍天氣，工作人員冒雪采購飼料，35天肩挑背扛確保麋鹿存活；面對2011年的大旱等旱情，人工割草、運水保供，讓麋鹿度過危機……他們的辛勞，為麋鹿種群筑牢安全屏障。

　　工作人員的“愛鹿之情”也影響了附近村民。村民不再因麋鹿啃食莊稼而有怨言，逐漸以“麋鹿家園”而自豪，成為守護者和宣傳者；麋鹿也走進中小學課堂，成為學生研學教育的“嘉賓”。

　　隨著生態保護理念不斷深入人心，石首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也建立了長江麋鹿館，傳播麋鹿科學知識，傳承麋鹿歷史文化，展示麋鹿保護成果，增強公眾生態意識。

　　麋鹿在湖北石首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活動（2023年8月1日攝）。新華社記者 伍志尊 攝

　　黨的十八大以來，北京、湖北、江蘇、湖南等設有麋鹿保護區的地方也不斷推進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多樣性和持續性，麋鹿保護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以前記錄靠紙筆，巡護靠走，一個月用掉一本筆記本。”石首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工程師楊濤回憶，騎著摩托車走在田埂上，追著麋鹿巡護，摔跤跌倒是家常便飯。如今，傳感器、攝像頭、光纖網絡遍布1567公頃的保護區，實時捕捉鹿群動態，監測土壤、空氣與水文變化。

　　除此之外，該保護區還廣泛應用無接觸式健康監測、遠程追蹤等智能技術，對麋鹿進行全過程生理評估與行為監測，實現麋鹿種群與棲息地環境的長期協調發展。

　　白加德說，我國還將完善麋鹿種質資源保護體系，建立全國麋鹿基因庫，保存優良遺傳資源。開發麋鹿健康監測預警平臺，建立疫病快速響應機制。推動保護區間技術共享和信息互通，建立統一的種群管理數據庫。

　　“中國的麋鹿保護，體現了從工業文明到生態文明的理念升華。”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長孫永平認為，“麋鹿的命運，與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生態保護的崛起同步，證明文明的繁榮，必須建立在生態環境的健康之上。”

　　“今年增加了595只，這一數字也達到了歷史最高峰。”石首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黨支部書記楊國祥興奮地告訴記者，石首保護區及其繁衍出去的三個區域，麋鹿總數達到了4500多只。麋鹿回歸長江中游流域以來，32年增加了70倍；而在全國，種群已超過1.5萬只，分布在90多個棲息地。

　　從滅絕邊緣到回歸重生，麋鹿的命運，如同一面鏡子。白加德說，這一滄桑歷史印證了它的榮辱興衰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令人不禁感嘆“國家興、麋鹿盛”。

　　如今，在南海子的晨曦中，在天鵝洲的濕地上，在大豐的灘涂里，在東洞庭湖的沼澤處，它們自由地奔跑、快樂地嬉戲、悠閑地覓食，與萬物同棲，與人類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