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歸來這一年，給美國帶來“革命”

文/李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采訪整理/思齊 編輯/漆菲

2025年的美國，處于由“特朗普2.0”政策推動的深層結構轉型之中。對外，特朗普以關稅戰為抓手重塑全球經貿規則，將戰后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支柱的自由貿易體系推向瓦解邊緣。對內，他以減稅、削減聯邦支出和壓縮官僚體系為突破口，試圖重振市場，讓制造業回流。

特朗普關稅戰和經濟政策的內在邏輯，是為國內制造業復興“筑墻”，借關稅實現財富再分配。對早已深度全球化的跨國企業而言，將資源回歸本土的轉型必然意味著放棄既有的低成本全球供應鏈。而若要推進這一轉向，必須完成新的利益再分配，這在本質上是一場美國的“革命”。

特朗普重返白宮后，美國國內政治也進一步失去平衡，國會兩院和最高法院均被共和黨掌握，使得總統得以在極少制衡下推進激進的移民、關稅政策。

就中美關系來說，當前最大挑戰在于兩國已從過去高度互補的經濟結構，轉入在高端制造與技術領域正面競爭的新階段，雙方需要在動態博弈的過程中，尋找新的戰略平衡和利益邊界。

2022年5月5日，工人們在美國密歇根州底特律的一家制造工廠工作。

國際經濟秩序遭遇重大變局

在“特朗普2.0”的諸多政策中，最引人矚目的可謂美國對全球發起的貿易戰。特朗普上一任期的主要目標是中國，這一任期擴展為全世界，并以美國傳統盟友為主要對象。

從當前結果看，他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最初的設想，即經過數月施壓與談判，除中國和印度外，他與全球主要經濟體基本達成一種“不平等條約”——美國幾乎不承擔實質義務，卻要求盟友和伙伴接受高關稅壁壘，例如在普遍征收10%對等關稅的基礎上，對歐盟多數商品征收關稅約15%，英國為10%，日本和韓國為15%，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為19%，越南為20%，印度則高達25%。

與此同時，美國讓WTO處于癱瘓狀態，整體全球關稅水平被推回到20世紀30年代的水平。這意味著二戰后在GATT/WTO框架下積累的自由貿易成果幾乎付諸東流，這也是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局。

就關稅政策而言，特朗普的根本目標是重建美國的關稅壁壘，有意識地顛覆二戰以來的自由貿易秩序，以高關稅“筑墻”保護本國制造業。

回顧世界經濟史，幾乎所有制造業強國的崛起都建立在一定的貿易保護基礎之上，韓國、日本如此，當年英國的重商主義亦是典型代表。美國若真心謀求制造業復興，前提必然是不同程度的“關門”。

2025年4月8日，煤礦工人們在白宮聆聽特朗普的講話。當天，他簽署了旨在復興美國煤炭產業的行政令。

在自由貿易框架內，美國制造業在許多領域已經無法與中國競爭，而在此之前，其制造業已被德國和日本嚴重削弱。而要重建本國制造業，必須要與國際競爭對手適度脫鉤。可以說，美國正在經歷經濟戰略的大轉型——從華爾街回到實體經濟，從全球化金融擴張轉向本土供應鏈和產業鏈的回流。

關于制造業回流的可行性，外界質疑頗多，認為美國缺乏相應“土壤”。但我認為，土壤是可以培育的，關鍵取決于美國能否堅持長期主義的戰略。美國當下的重點在于重塑產業生態系統，而不僅是簡單地把工廠搬回國。

這當然極為困難，特朗普四年任期內不可能完成。前總統奧巴馬曾嘗試推動制造業回歸，卻基本無功而返，反而在國內強化了身份政治的對立，這導致外界現在對奧巴馬的評價很低。但對任何政策都不能只用最終成敗來評判，我們應理解特朗普現在所作所為的內在邏輯。

PhoenixTailings公司位于新罕布什爾州埃克塞特的金屬制造工廠。這是一家試圖打破中國稀土主導的美國初創公司。

任何結構性改革都伴隨著劇烈的陣痛。尤其對深度全球化的大企業而言，戰略轉型必然意味著放棄既有的低成本全球供應鏈布局。美國若要推進這一轉向，就必須完成新的利益再分配，這將是一場美國的“革命”。

這種重構過程中，勢必有相當多的群體會承受巨大代價。美國若承受不了這種痛苦，就會回到舊軌道，原有矛盾只會進一步惡化，如果挺過去，則存在“鳳凰涅槃”的可能。

這場全球關稅戰后，自由經濟秩序事實上已經崩塌，各國不得不順應這一趨勢做出自身調整。未來的世界或許會呈現出一種圖景，即朝著區域化、小多邊或“俱樂部式”合作轉變。

就中國來說，我認為短期內難以采取更為“激進”的對外開放政策——這既受制于過去的思維慣性與利益格局的掣肘，也要顧及激進開放帶來的短期沖擊。因此，未來國際格局大概率是由若干小集團“抱團取暖”的結構，走向一種選擇性的多邊主義，而不再是普遍意義上的全球多邊主義。

打造“前所未有的帝王式總統”

關稅戰之外，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第二個主要經濟政策是減稅。減稅政策的基本邏輯是：要重新點燃美國經濟活力，首先要給企業和家庭減稅，為經濟主體“松綁”。

由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正是這一立法結果，它新增了一攬子面向高收入家庭和企業的減稅條款。但減稅反對者之所以眾多，是因為美國存在龐大的依靠稅收養活的群體和利益集團。

2025年7月3日，美國共和黨議員們與眾議院議長約翰遜握手。歷經通宵投票，眾議院剛剛通過了特朗普推動的“大而美”稅收和支出法案。

由此引發了特朗普第三個主要經濟政策，即削減聯邦政府支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對政府的浪費和效率低下深惡痛絕，其“親商”并非親全球化，是親國內商人的商業政策理念。

在當前美國經濟低迷的背景下，用減稅和壓縮開支這種相對原始的辦法來刺激經濟，想法上沒有問題。但任何經濟政策都具有雙重效應。減稅和削減聯邦預算一方面強化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削弱了政府的能力，直接影響到維持社會穩定的公共支出，例如教育、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

加上特朗普推進的方式極為激進，直接將很多機構關門，裁減大部分政府機構和工作人員。公司可以不養閑人，但公共機構不能完全采取商業邏輯，只追求效率，社會運轉還必須考慮公平邏輯。二者之間如何權衡，需要政治家在不同時空條件下做出動態調整。當前美國承受著來自全球尤其是科技產業的激烈競爭壓力，因此效率邏輯明顯占上風。

矛盾在于，特朗普在約束官僚機構的同時，卻在擴充自己的權力，這對美國政治結構和政治文化產生了深刻沖擊。在國會兩院和最高法院均由共和黨掌控的情形下，他在推進政策時幾乎沒有障礙。技術官僚對其制衡顯著減弱，官僚體系在他面前高度服從，締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帝王式、掌握超級權力的總統。

特朗普是時代和環境的產物，美國歷史上并非沒出現過類似的極端保守派候選人，如20世紀60年代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戈德華特，但當時的美國總體上缺乏支持這些人勝選的社會基礎。

如今在特朗普兩次當選、落選卻能再度回歸的過程中，顯現出美國強大的民意支撐。不僅普通選民，連馬斯克、黃仁勛等掌握巨額資本的科技與商業精英，也在相當程度上轉而支持他。這意味著，未來無論哪一黨執政，只要認為特朗普的實踐方式有效，都會在不同程度上模仿他的做法。

2025年12月19日，特朗普在北卡羅來納州落基山出席活動。

特朗普觸及美國社會真問題

從特朗普2024年遇襲到柯克之死，美國政治暴力事件頻發，黨派極化持續加深。社會對立情緒的蔓延，對美國政治生態與社會穩定構成了難以預估的風險。我認為，美國最棘手的難題不是外交和經濟，而在社會問題。

首先是人口結構問題，它像灰犀牛一般壓向整個社會，很難通過政策短期化解。其次是貧富分化和經濟不平等在中下層累積出的強烈戾氣，以極端槍擊案等形式不斷爆發，同樣難以扭轉。加上移民、少數族裔融入主流社會困難，治安惡化以及政治正確引發的爭議，這些因素疊加，使美國社會問題成為結構性頑疾。

由美國副總統萬斯撰寫的《鄉下人的悲歌》和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撰寫的《我們的孩子》這兩本書展現了美國中下層社會的崩潰。與此同時，也將美國精英階層的虛偽暴露無遺。

但另一方面，美國社會又極有韌性，社會動蕩并非現在才出現，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民權運動時期同樣如此，電影《阿甘正傳》呈現的正是那個時代美國社會的混亂與糟糕。可以說，美國社會始終保留著無序的一面，但在這種無序之中又孕育著有序，自動生成新的秩序結構。

關于特朗普的移民限制，我們可以透過其不妥當的做法，看到他所抓住的問題本身。至少在問題診斷上，他觸及的是真問題，即試圖回應美國內部的社會撕裂與秩序失衡。至于這些真問題能否被他治愈，目前尚難下定論。

2025年1月19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當選總統特朗普在一場集會上跟隨“鄉下人”樂隊的表演起舞。第二天，他將迎來第二任期的就職典禮。

此前許多美國總統熱衷處理的往往是“假問題”，例如在海外不斷展示民主的吸引力、尋求推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政權等。以反恐為例，它的確重要，但并非美國真正的國家利益核心，而精準找到問題是改變的前提。

移民本質上是一把雙刃劍，大量移民的涌入，一方面是他們主動選擇來到美國，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美國需要龐大的外來勞動力。因為隨著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美國人習慣“養尊處優”，不愿再從事低端工作。當社會保障足夠，不工作也有收入時，就會導致福利主義陷阱，流浪漢問題正是基于此。

然而，當一些移民難以順利融入，語言障礙、文化差異，使其更難認同主流價值，從而加劇了美國的身份認同危機。隨著移民比例不斷上升，身份政治的矛盾更趨尖銳，疊加既有的社會問題，從而構成結構性難題。

中美需在博弈中尋找動態平衡

當前中美之間的最大挑戰在于——中美在經濟結構上已出現深層矛盾，不再是過去高度互補的關系。美國要重振制造業，中國同樣要深化發展制造業，尤其要推動制造業向高端邁進，兩國在關鍵產業上開始直接競爭。

與此同時，中國高科技的崛起對美國構成了實質性挑戰，雙方在高端制造和技術領域的利益并非互補，原先支撐合作與談判空間的“互補結構”正在減弱，這也使得中美之間的競爭更難簡單通過傳統方式化解。

2025年10月30日，中美元首在韓國釜山舉行會晤。

此前中美在經貿博弈中，把芯片和高科技技術與稀土和相關技術作為戰略杠桿。但整體看，這種相互牽制極為脆弱。稀土之所以成為中國的“優勢資源”，并不在于技術門檻，而在于中國完善的產業基礎與成本優勢。

稀土提煉的性價比很低，且必須依托大規模的鐵礦、銅礦、鋁礦等冶煉工業，在處理礦石的過程中“順帶”把稀土提出來。因此，稀土優勢建立在中國強大的工業能力之上，是龐大工業體系和礦產加工能力的副產品。其他國家之所以不生產稀土，更多是因為缺乏完整的工業體系，不愿承擔高成本。

未來中美競爭大致有三種可能的走向：第一種，中國難與美國長期進行戰略對抗，經濟面臨問題，類似“在新冷戰中被打敗”；第二種，中國將美國“打垮”，成為唯一的世界引領者；第三種，中美在反復博弈與階段性合作中形成一種新的、更加均衡的關系格局，部分逆轉過去的結構性不平等。

在我看來，前兩種極端情形發生的概率都很小。美國稱霸世界已逾百年，中國經歷鴉片戰爭、抗日戰爭等重重考驗依然能重新崛起，絕不至于因為一輪博弈就崩潰。

真正需要思考的是這種競爭的本質，是在尋找一個新的平衡點。過去是“我弱你強”，中國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格局，如今中國實力上升，不再愿意接受舊有定位，于是通過博弈推動關系重新校準，這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從這一角度看，更可能且理想的走向是第三種情形：中美將在一種新的平衡點上重新劃定自己的利益邊界。

矛盾的關鍵也在于利益邊界：中國不斷擴展自身的利益范圍，美國則認為中國“擴張過快”，過去可以接受的行為如今變得不可接受。雙方通過一次次試探來摸索對方的戰略底線，新的邊界并非預先設計，而是在博弈過程中逐步形成的。直到有一天，雙方都意識到對方難以被“打敗”，再次回到談判桌前握手言和，形成一種類似“婚姻”式的權力與地位平衡。

中國能否填補美國留下的空白？

特朗普在對外經濟上采取進攻，通過高壓談判謀求單邊經濟利益，但在安全領域總體上選擇收縮，不愿承擔過多國際責任。

從整體看，未來美國把安全重心優先放在本土和西半球，這符合特朗普的一貫邏輯。這種收縮也凸顯出美國兩黨在世界觀上的分野——民主黨在安全議題上更傾向于國際主義，共和黨則帶有明顯的孤立主義傳統。

特朗普成功動員了國內輿論，強調美國不應為國際事務支付高昂成本，不再為世界提供過多公共產品。這種動員之后，美國國內主張“減負”的力量十分強大，民主黨未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效仿共和黨，對國際援助做出調整。

中美兩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沖突引發連鎖反應。

在國際組織層面，特朗普多次“退群”，包括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削減對外援助、退出氣候變化協議、造成WTO癱瘓等，對制度化多邊合作構成直接沖擊。他本人對多邊主義不以為然，這削弱了美國在國際合作中的角色。

這一背景下，中國能否以及是否應該填補美國留下的空白成為外界關切。作為大國，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確實需要作出一定資源投入，即便部分投入短期看起來“低效”，也是必要的，因為外交布局不能以商業邏輯來計算，而必須堅持長期主義。但與此同時，中國對自身的資源和能力也要有謹慎評估，有所為、有所不為，不能四面出擊。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向國際組織輸送人才，穩步提升自身影響力。

但這些國際機構本身存在官僚化積弊，中國能否以自身某些積極特質推動其改革，更為關鍵。如果一些機構早已失去活力，僅僅投入資源的邊際效益實在有限。

真正的挑戰在于，如何促使國際組織“復活”，提升效率，這既是對中國能力的考驗，也是中國在大國外交和全球治理中承擔引領角色的必由之路。我認為，把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建設好應是當下的優先方向之一。

同時，美國未必樂見中國在國際組織中影響力快速上升，因此這一過程注定是長期的，難以寄望于短期內立竿見影。

回望1990年代，自由主義者曾對“地球村”“全球化”“永久和平”抱有極其樂觀的預期，但從目前來看，21世紀更可能充滿新的動蕩，當下的種種可能只是序章。僅在進入本世紀四分之一的時間里，人類已經遭遇過“9·11”恐怖襲擊、2008年金融危機、英國脫歐、俄烏戰爭以及中美經貿沖突這五場重大事件，這一系列沖擊足以改變全球秩序的基本面。

而今，人工智能的擴張或將對人類社會構成一種新的“奴役”，成為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人工智能或將進一步加劇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差距。這種趨勢下，部分群體可能淪為僅僅執行指令、缺乏自主判斷的“機器”。正因如此，技術越發達，越需要人文力量來對沖。一個健康的社會，應當是在技術高度發展的同時，人文精神同樣昌盛，一旦技術全面壓倒人文，就會變得相當危險。

（實習生方晨宇、朱若晚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