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報告 | 周江評：城鎮化與城鄉規劃范式——“新”理論、中國實踐和討論

導讀

8月31號，2025中國城市規劃年會之學術研討會二十三“全球視野下的城市規劃”在沈陽成功召開。會上，學會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CCPR編委、香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周江評作題為《城鎮化與城鄉規劃范式——“新”理論、中國實踐和討論》的學術報告。

本文字數：3316字

閱讀時間：10分鐘

周江評

學會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CCPR編委、香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

1978年改革開放至2010年左右，中國城鄉規劃偏重土地城鎮化，相對忽視自然環境與生活品質。新型城鎮化戰略（2014–2020）的提出，標志著對這一發展模式的反思，強調以人為本和環境友好的新范式。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指出，我國城市發展正處于新的關鍵轉型期。在此背景下，重新審視中國城鎮化與城鄉規劃的實踐具有重要時代意義。與此同時，西方發達國家城鎮化水平已趨于穩定，其豐富的研究與實踐經驗可供中國參考和比照。

回顧歷史，中國長期以“西學東踐”為主，借助西方理論與教育推動本土實踐變革。然而，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積累了大量實踐經驗，當前正逐漸轉向“東踐西學”。中國在城鎮化與城鄉規劃等領域的經驗，正在融入全球知識生產體系，甚至可能為世界提供新的方向。

1

城鎮化與城鄉規劃范式

根據Thomas Kuhn的定義，范式指在特定時空內界定某一學科的工作思路、目標、方法及概念的基本框架。范式幫助我們理解學科的核心要素及其演變規律，進而推動學科的存續與發展。范式的變遷決定了學科的走向：若舊范式消亡而無新范式替代，學科將趨于式微；若有新范式建立，學科則獲得新的發展動力。城鄉規劃與城鎮化研究同樣遵循這一范式轉換邏輯。

在西方與中國，城鄉規劃與城鎮化的核心要素均可從目標、原則與路徑三個維度進行理解：即最終追求何種目標，應遵循哪些原則，以及如何實施、由誰實施、實施過程如何受影響。根據《中國大百科全書》等權威文獻，城鄉規劃被定義為對城市經濟、社會、土地利用、空間布局與各項建設的綜合部署與管理；城鎮化則是人類生產與生活方式由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表現為鄉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及城市持續發展的進程。這些定義本質上體現了中國對城鄉發展與規劃范式的特色化理解。

2

中西方理論與中國實踐

2.1

目標

西方城鄉規劃目標呈現多元性。Peter Hall與Mark Tewdwr-Jones指出，規劃目標應涵蓋公共衛生、教育、收入分配、社會流動性、環境品質及規劃靈活性等多重維度。規劃本身經歷了從藍圖式、系統式到參與式的演變，目標逐漸由固定走向動態、爭辯與過程化。Kevin Lynch則強調城市應具備明確的價值導向，并提出建成環境的七大評價指標：活力、感受、適應性、可達性、控制、效率與公平。他認為理想城市應能增強文化延續、保障群體生存、促進個體發展，并保持開放與彈性。Timothy Beatley提出“綠色城鎮化”理念，主張城市應被視作自然的一部分，而非其對立面，并重點關注土地利用、社區發展、交通移動性、綠色城市建設及治理與經濟議題。

中國城市發展目標通常更為宏大，注重戰略定位。例如，深圳2030年戰略提出建設繁榮、可持續、高度國際化的城市，并深化與香港的競合關系；重慶總規（2007–2020）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強調建設西部中心城市與長江上游經濟中心，推動城鄉統籌；拉薩總規則突出旅游、經貿發展與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以實現跨越式發展。這些案例顯示，中國規劃更側重區域、國家乃至全球層面的戰略定位，較少涉及城市與自然、生態與經濟間的辯證關系。

2.2

原則

西方學者對城鎮化原則的詮釋中，普遍強調經濟與自然的融合。David Pearce提出“綠色經濟”，主張將自然資本與傳統資本同等對待，實現共同保值與增值。Paul Hawken批評西方政府過度補貼消費主義，認為真正發展應源于政府、企業與環境的協同，基礎設施與民生改善比經濟增長更重要。David Korten進一步批判消費主義，倡導“可持續階級”生活方式，以減輕能源與環境壓力，追求公正、可持續與幸福的經濟目標。William McDonough與Michael Braungart提出“從搖籃到搖籃”理念，倡導循環無污染的生產消費體系。Donella Meadows等人則指出資源有限性，呼吁控制過度生產與消費，以實現可持續發展。

基于17個中國城市案例分析來探討中國規劃實踐的原則，可以發現幾乎所有規劃都提及生態保護與資源節約原則，但關注程度差異顯著。如京津冀規劃強調水資源約束，粵港澳規劃追求綠色健康生活環境，昆山總規則將資源約束作為三大基本原則之一。這些實踐表明，中國已逐漸重視生態原則，但仍多視其為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而非可增值的資本。與西方相比，中國在生態與經濟融合方面仍有差距。

2.3

路徑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出現了兩種新的規劃路徑，即參與性規劃和新城市主義。參與性規劃強調規劃師更多作為顧問，幫助公眾理解信息和梳理需求，而不再替公眾直接決策。妥協和沖突成為常態，規劃的任務更多是維持底線，而非追求理論最優。新城市主義強調歷史反思與人性化，注重社會公平和文化延續。其價值體系相對穩定，注重空間品質與公平分配。

中國實踐中參與性規劃較為欠缺，通常將居民視為同質群體，較少考慮差異化需求與協作機制。規劃多從空間尺度入手，逐步延伸至經濟、生態與治理領域，普遍關注空間結構、產業、交通、市政與生態五大方面，并通過新區建設、城中村改造與新農村建設推動城鎮化。這些路徑側重物質空間建設，相對忽視精神需求、價值重建、自主管理與制度創新，對企業角色與公私合作亦探討不足。

3

結論：中國規劃實踐的特征與發展建議

中國城鄉規劃與城鎮化實踐表現出三方面特征。首先，幾乎所有城市都將經濟發展放在首位，同時不同程度、不同視角地關注了環境問題。這與西方相應歷史階段的范式有相似之處。其次，發展目標更具廣度與深度，注重全球與區域定位。第三，規劃強調自上而下的宏觀戰略與空間建設，在城中村改造、鄉村發展與城鄉融合方面積累了獨特經驗。最后，中國在自然與城市關系、利益相關者協作、影響分析等方面仍較薄弱，需推進制度反思與創新。

中國城鎮化與城鄉規劃未來應重點推進以下方面：

1

目標應更綜合均衡，不局限于經濟增長，而涵蓋社會、生態與文化等多維度。允許目標具有一定模糊性，包容爭辯與妥協，使規劃過程更開放、漸進和包容。社會的持續學習與制度創新是實現整體最優的關鍵。

2

將環境與資源視為機遇與挑戰，推動自然資本與經濟資本并重，實現雙重保值與增值。

3

重視精神與社會需求，城市發展需兼顧物質與精神層面的引導與塑造。

4

超越物質空間設計，將制度創新、政策法規、教育與社會學習同步推進，以實現長遠可持續性。

5

把握信息化與新技術機遇，善用社交媒體、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推動知識治理與規劃轉型，避免陷入“信息繭房”，以人文情懷和長遠視野構建城鎮發展路徑。

展望未來，中國正從“西學東踐”走向“東踐西學”。其規劃實踐不僅是對西方理論的延續與回應，更可能為全球規劃思想提供新參照與引領。在目標、原則與路徑方面，西方強調過程性、動態性與價值體系，中國則長于宏觀戰略與全球定位。中國城鎮化與城鄉規劃范式正在形成獨特路徑，這一范式既需完善，也具備為全球知識生產貢獻中國智慧的潛力。

*根據現場報告整理，已經專家審閱

供稿單位：《城市規劃（英文版）》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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