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刑滿釋放，下海經商發財：我能得到這種結果，很不簡單了

1992年初春，蒯大富拖著一只舊皮箱，踏上從銀川到濟南的綠皮列車，全程三十多個小時。車廂里堆滿了大包小包的貨樣，他一邊給坐在對面的推銷員讓座，一邊小心護著裝滿資料的背包——那是他“下?！钡谝徽痰娜考耶?。彼時距離他刑滿釋放不過四年，身上沒有銀行存款，卻懷揣著一種非成不可的勁頭。有人問：“蒯工，你不怕再撲騰下去嗎？”他把包往懷里一勒，“這條路再難，也比在廠里看溫度表有意思得多?！币痪浒胪嫘Φ脑?，帶出了他此后二十余年的命運轉折。

時針撥回到1978年4月19日。就在這天，北京街頭還帶著料峭春寒，蒯大富卻被押上吉普車，結束了短暫的“在家交代”。他是“五大學生領袖”之一，這頂帽子曾讓不少青年趨之若鶩，如今卻成了手銬上的標簽。隨后，他被關進秦城監獄，后又輾轉青海共和縣塘格木農場，剃頭、種地、放羊，每一步都印證著一句老話：出來混，總得還。1983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反革命罪、殺人罪和誣告陷害罪三項并罰，17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4年，刑期自1970年隔離審查之日算起。算下來，他還剩下不足四年即可釋放。

塘格木海拔2800米，空氣稀薄。蒯大富每天凌晨摸黑出工，夜幕里趴在油燈下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同監犯人帶著幾分揶揄說：“你也想當保爾？”他晃了晃手中的書，“不，我就想活下去?！痹趦鹊爻鞘谢謴透呖嫉男鷩搪曋?，這句樸素的念頭顯得格外蒼涼，卻撐住了他最艱難的四個年頭。

1987年10月，刑滿釋放證書下發。按安置政策，他被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當技術員。廠區一眼望去盡是灰白色粉塵，設備吱吱呀呀。蒯大富領到第一月工資58元，揣進衣兜時，心里發澀——這點錢只夠買一雙像樣的解放鞋。但就在這座偏僻工礦城，他遇見了北大畢業的羅曉波。兩人相識不足百日便談婚論嫁，蒯大富寫信開出四條“苛刻條款”：“我坐過牢；以后風波難免；日子會窮；結婚后須調寧夏?！绷_曉波回信僅一句：“這些都不成問題。”她真的辭掉南京研究所的公職，扛著行李奔向大西北?；槎Y當天，新郎穿廠里借來的灰色中山裝，新娘戴一朵人造花，照相館老板調焦半天也沒把背景上的沙丘拍實。但蒯大富笑得很真：“北大人就愛冒險。”

時間來到1992年。全國上下“南方談話”余音猶在，滿街都是“萬元戶”傳奇，青銅峽鋁廠卻效益每況愈下，職工工資常被拖發。蒯大富坐在食堂咬著半硬的窩頭，聽見隔壁桌有人議論承包彩電銷售攤的暴利，心頭一動：不能一直守著車間。翌日，他就拎包請假，直奔山東談代理電解鋁產品。業務沒拿下，卻在濟南大明湖畔認識了幾位跑外貿的老鄉，“要不一起去深圳看看？”一拍即合。

深圳羅湖口岸，霓虹燈映紅夜空。蒯大富第一次被蛇口“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那句標語震住了。臨海的水泥柱上貼滿招聘廣告：懂技術、會英語、干過國企，月薪兩千開外。這在鋁廠是想也不敢想的待遇。不久，他進了一家中外合資的視聽設備公司，頭銜副總經理，月薪三千，外加提成。有人私下嘀咕：“這不是運動里最出風頭的蒯大富嗎？還真混出來了?！彼恍πΣ淮?，夜里在宿舍燈下研究市場報表，十幾年監獄加農場練就的求生欲，使他對數字敏感異常。一年后，公司銷售額比原計劃多出兩成，他分到的不止獎金，還有股權。

1994年，他干脆辭職，拉著兩位股東注冊影音科技公司，主打LD影碟機。時逢家用電器需求爆炸，LD雖終被DVD取代，卻讓蒯大富在深圳賺得第一桶金。到了1998年，房改剛啟，深南大道邊的住宅盤一平方米不到四千，他出手買下三套。外人嗤笑：“還囤房？風險大得很！”可幾年后房價翻番，租金先一步涌進賬上，他才發覺決定并非出于精明，更多是“不想再被生活拿捏”的本能。

而在生意場上混跡久了，難免有人追問他昔日的光環。一次酒桌，有位投資人打趣：“蒯總，當年清華風云人物，現在也成了資本玩家?！彼e杯回應：“風云也罷，玩家也罷，都是時代給的臺階，踩穩了就行。”語氣平常，卻不再鋒芒畢露。

妻子羅曉波熱衷旅游，常年背著相機奔波在柬埔寨吳哥、秘魯馬丘比丘、芬蘭圣誕老人村。每次回深，她只帶幾盒冰箱貼作紀念，拍拍丈夫的肩膀：“家里房子多，留給打掃阿姨住。”女兒自小在廣東長大，英語流利，高考考進中國傳媒大學，畢業后赴澳門電視臺當英文主播。親友聚會，她偶爾被問起父親舊事，總是淡淡答：“那是他的歷史?！蹦赣H在旁補一句：“活到今天就好?！?/p>

轉眼又是一個春天。廣州近郊的某家老年養護中心里，蒯大富穿灰底白格襯衣，端著普洱，看園子里老人練太極。月租上萬，他卻毫無壓力，三套房的租金每天都在銀行卡里跳數?！跋裎疫@樣的人能有今天，”他對同屋老友輕聲說，“已經很不簡單了?！崩嫌寻腴_玩笑：“當年折騰那么大，今天收場不算糟?！必岽蟾徊恢每煞?，只把目光投向梧桐樹影。

細數他的軌跡：1942年生人，1960年考入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1966年成為校園風云人物，1970年被隔離審查，1978年正式逮捕，1983年獲刑，1987年刑滿，1992年下海，1994年創業。這條線索連在一起，恰好覆蓋了共和國大起大落的節點：十年動亂、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每一步轉向，都與宏觀環境暗合，卻又帶著個人選擇的烙印。

有人問他后悔否？他反問：“后悔有用嗎？世上沒有‘假如’?！睂Α胺锤锩边@頂帽子，他很少再談；對“暴發戶”這個新身份，他也不熱衷炫耀。出席同學會時，昔日同班同學升學、從政、下海各走道路，場面熱絡卻沒誰詳細追問他的中段空白，似乎所有人都默契地把那段特殊經歷視為“歷史問題”。有人悄聲議論：“蒯大富命硬?！币灿腥烁锌骸敖K究還是時代的產兒。”

不可忽視的是，他的轉身并非無成本。1980年代末，農場同監數人申請改判，手續繁冗，幾番波折未果。蒯大富沒有加入，理由很現實：“先活下去，比證明誰對誰錯更要緊?！边@句選擇背后，包含著對個人命運與時代洪流的權衡。時至今日，坊間仍有人爭辯他當年的角色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是“政治狂熱”還是“被裹挾”。然而在蒯大富看來，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討論已失去意義。

廣東的冬夜并不寒冷。養老院燈光透出溫暖的橙色，蒯大富合上收音機，耳邊音樂戛然而止。三十年前，如果有人告訴他有朝一日能手握幾套房、女兒前程順暢、老伴漫游世界，他大概會覺得這像講評書。但現實就是這樣彎彎繞繞地走到了此刻。對于一個曾被17年刑期壓在肩頭的人來說，“經濟無憂”并非炫耀，而是一份遲來的安全感。

他端起茶盞，茶湯溫熱，窗外樹影晃動。沒有轟烈的開場白，也沒有激昂的注腳，有的只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暮色與燈火。蒯大富輕聲說：“我能得到這種結果，很不簡單了?！迸匀寺牶蟛辉傺哉Z，夜風穿過廊道，吹得燈光輕輕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