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西被認定1929年參加革命，老戰友莫文驊出面證偽：應該還早四年

1999年10月1日清晨，北京天空微帶薄霧。天安門廣場忙碌異常，幾名老人正緩緩向觀禮臺移動，最顯眼的要數年屆九十九歲的吳西與八十九歲的莫文驊。隨行工作人員不停小聲提醒：“臺階有點陡，慢一點。”吳西卻擺手：“我沒問題，大哥還在前頭呢。”這一句俏皮話，把身邊緊張的護衛逗得直樂。也就在這個看似輕松的瞬間，一段塵封多年的“資歷之謎”悄然浮現。

國慶盛典結束后，總政治部內部流轉的《老干部花名冊》準備再版，工作人員按照舊檔案標注：吳西——1929年參加革命。結果，莫文驊看到樣稿，一拍桌子：“錯！老吳哪是1929年，他在大革命時期就干上了。”在工作人員發愣的時候，老中將要來信紙，寫下八百余字說明，連夜送往干部部。信里他把時間、地點、見證者、事由列得清清楚楚，言辭極為肯定。

事情要追到1925年春。那年廣西省立第三師范校園里，風聲日緊，學生們組成“三師學生會”，反對舊教育、聲援上海工人。吳西二十五歲，扛著話筒跑前跑后，晚上還得排練進步話劇《一串鑰匙》。碰巧到南寧參加學聯會議的莫文驊受邀旁聽，被拉去演反派軍官。劇終謝幕，兩人握手只寒暄幾句，卻在彼此心里刻下了“能干”的印象。

1927年5月4日凌晨，南寧空氣悶熱。國民黨十五軍軍部的鐵門重重落鎖，吳西、莫文驊與數十名青年被推了進去。吳西暗自嘀咕：“這么小的娃也抓？”面前那個少年正是年僅十七歲的莫文驊。兩人同押一室，腫脹的手腕被鐐銬磨破，仍在角落悄悄傳遞報紙碎片，記錄獄中同伴名單。一位老黨員被帶走前低聲說：“若能出去，記住組織的聯絡點。”吳西點頭，莫文驊含淚，短短幾分鐘，生死交情算是定了。

半年后，兩人獲釋。吳西背著行李回到渠黎鄉，第一次對鄉親們說出“革命”二字；莫文驊則在南寧養傷，隨即轉往香港買藥兼做交通員。1929年初，蔣桂戰爭落幕，廣西新桂系內部斗爭加劇，黨組織決定發動百色與龍州兩地起義。吳西被地下黨挑中，赴龍州組建工農武裝；莫文驊在百色負責輜重與聯絡。同年10月，吳西火線入黨，莫文驊則在1930年11月正式轉為黨員，兩人再度匯合于紅七軍序列。

吳西的檔案卻在那段兵荒馬亂中出現紕漏。紅八軍與紅七軍合并時，機要科統計表把他的“革命起點”寫成“1929年”，原因是“當年3月才進入部隊”。抗戰、解放戰爭連年鏖戰，沒人再去深究。吳西本人也不在乎，他常說：“干活要緊，紙面上的事算什么。”

時間來到1977年，“五四”五十周年。兩位老戰友在北京再度聚首，合影留念。吳西在照片背面提筆寫下十四字：“梨花照眼憶當年，銬鐐郎當正此天。”莫文驊回贈一句：“鐵窗彈雨壯歌聲，萬千俊秀已落英。”老兵之間的默契與悲壯盡在字里行間。不過，那年仍無人提起檔案問題。

轉折點出現在1998年。總政老干部局圍繞待遇補貼進行普查，需要核對所有人的參加革命時間。莫文驊查看材料時才發現吳西“1929年”的標注，立刻向工作人員解釋緣由。對方答復：“請拿出書面證明。”他笑道：“那就寫信吧，老兵不會作假。”于是便有了前文的八百字證詞。

干部部隨后查閱原南寧監獄殘存名冊，又調取百色、龍州起義前的黨員登記薄，兩份材料都顯示：1925年至1927年，吳西名列進步青年，附注“積極分子”。到此，案情水落石出——吳西確屬大革命時期干部。2000年春，新的花名冊定稿，吳西一欄改為“1925年參加革命”。遺憾的是，公文送到家中時，九十九歲的他已臥病在床，眼睛昏花，仍堅持自己翻閱完畢，笑說：“老莫沒說錯。”

2000年5月31日，莫文驊病逝。噩耗傳來，吳西雙手顫抖，喃喃一句：“他是好人！”隨即扶杖趕赴靈堂，對著遺像低語：“大哥先走，我隨后就到。”連續幾小時吊唁后，他拒絕輪椅，堅持步行離開。照顧他的護士后來回憶：“那天老人腰板比平時挺得更直。”

2002年，吳西在南寧舉辦百歲書法展，請來九十七歲的呂正操題序。展廳里懸著他親手寫下的條幅——“百歲不老，初心不移”。有人問他最看重什么，他回答得干脆：“信義。”短短二字，其實也驗證了莫文驊那封證明信。

2005年7月21日清晨，吳西在北京醫院安靜離世，享年一百零五歲。病房墻角還掛著那張改正后的干部登記表；下方是一張1999年國慶合影，兩位老人并肩而立，軍裝熨帖，目光堅定。友誼、公道與信念，就這樣靜靜留在影像里，誰也無法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