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上生：撥開真真國女孩詩的迷霧——再探曹雪芹的“寫漢”用意

一、諸說質疑

在曹雪芹的《紅樓夢》[1]中，第五十二回薛寶琴所述“真真國女孩詩”有些另類。第一，這是小說中唯一一首外國人的中國詩；第二，這是小說中唯一沒有題目的代言人物詩；第三，這是小說中唯一由他人轉述而非本人即時寫作的詩；第四，這是一首內容“寫漢”但解說紛紜且歧義甚大的詩。所有這些，都使得此詩蒙上一層迷霧。

改琦繪薛寶琴

撥開迷霧的唯一方法，是走近此詩的真正作者曹雪芹，而不是轉述者迷霧般的薛寶琴。薛寶琴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寫實與隱喻二重性的人物，筆者此處不擬討論。“真真國女孩詩”全文如下：

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

島云蒸大海，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

（708頁）

這首詩解讀紛紜。主要有以下諸說：

1，“思故明”說；2，“自況未來”說；3，感嘆飄零羈旅說；4，隱括全書說。

“思故明說”云：“朱樓影明。水國影清，‘島云’句疑謂朱成功（按：即鄭成功）在臺灣，‘嵐氣’疑指吳三桂入湘。五句疑謂江山依舊，六句疑為憂樂不同。末二句感時懷古，說出心事。疑國初有藩屬思故明者，故下文有‘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之語。”[2]

“自況未來說”云：“全詩說自己憔悴流落于云霧山嵐籠罩著的海島水國，昨日紅樓生活已成夢境，眼前只能獨自對月吟唱，憶昔撫今，不勝傷悼。這客觀上就是寶琴將來的自況。”[3]

“飄零羈旅說”云：“這首詩分明充滿對背井離鄉、飄零羈旅生活的感嘆和對昔日繁華榮耀的懷念，實際當是寶琴假托真真國女孩在吐露自己的心跡，隱寓她自己未來的命運。”[4]

《新批校注紅樓夢》

“隱括全書”說謂：“此詩辭旨沉郁，境界宏麗，有唐人詩風。乃借西洋女子之口隱括全書，感慨紅樓一夢轉瞬即醒也。”[5]

《紅樓夢》的詩作，除了第一回“石頭”題詩和“曹雪芹題詩”為作者自言，以及個別“有詩為證”實為作者所寫以外，其他幾乎都是在小說情節中曹雪芹為人物代言詩。

但不論書中的詩作者為誰，都要遵循“詩言志”的寫作原則，即是表達人物情志的文學形式，因而必須合乎情感抒發的“事體情理”。

即使在以后的情節發展中，有些詩句可能被應驗，似乎是對未來的預言，也應該符合現實或幻想邏輯，如《葬花吟》“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之類“似讖似真”的詩句。

在小說第五十二回情節里，寶琴此詩，并非己作，而是她轉述真真國女孩之作，也就是曹雪芹代真真國女孩之作，應該表達的是真真國女孩的情志。

《從曹學到紅學》，劉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版。

說寶琴此詩“自況未來”，或者“隱括全書”，顯然都不符合“詩言志”的規定性原理。寶琴未來歸宿情節中并無任何暗示，也不是她自己的詩，怎么能夠“自況未來”呢?明明是在眾人聚集的寫實場景里，寶琴轉述真真國女孩的詩，怎么能夠“借西洋女子之口隱括全書”呢？兩說似可否定。

“思故明”說和“羈旅飄零”說的共同點都是懷舊，多少能夠在詩境中找到依據。但“思故明”說，每句都落實鼎革時期史事，過于粘滯，而且曹雪芹寫作時已經入清百年，說還有“藩屬思故明者”，也不符現實事理。何況作者是一位黃發西洋女子，她憑什么要“思故明”？

“感嘆飄零羈旅”說似乎符合詩境，但寶琴所敘的真真國女孩子服飾“鑲金嵌寶”，一派富貴氣象，又有什么背井離鄉的凄涼，有什么“昨夜朱樓夢”值得懷念呢？可見，此說也不能成立。

上述諸說的問題，是都離開了所代言作者“詩言志”的事理。要尋求正確解讀，必須回到“言志”的路上來。

二、從語境到語義

要準確把握詩歌語義，必須從寫作語境出發。這首詩的寫作語境，寶琴說得很清楚：

我八歲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子上買洋貨。誰知有個真真國的女孩子，才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著黃頭發，打著聯垂，滿頭戴的都是珊瑚、貓兒眼、祖母綠這些寶石，身上穿著金絲織的鎖子甲洋棉襖袖，戴著倭刀，也是鑲金嵌寶的，實在畫兒上的也沒他好看。

有人說他通中國的詩書，會講五經，能作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了一位通事官，煩他寫了一張紙，就寫的是他做的詩。

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紅樓夢》

明末清初，隨著貿易增長和傳教士東來，中西文化交流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曹雪芹的祖輩曹寅李煦都參與其中。《紅樓夢》中對此也有反映，如賈府的西洋器物，以及王熙鳳自述王家管理所謂“進貢”來往等。

薛寶琴則是年輕一代中因跟隨父親經商在沿海和國內有較豐富閱歷的唯一女性。十首懷古詩，可見在內地的足跡；真真國女孩，則是沿海所見。她的敘述，折射出了當時的中西海外貿易狀況。

從康熙收復臺灣后（1684）開放海禁，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嚴厲管控，八十余年，海外貿易得到一定發展。其間因擔心漢人聚集南洋反清，曾發布《南洋禁海令》，但未禁中西，這可能也是寶琴不提南洋而只說“西海沿子”“西洋美人”的原因。

《曹寅與曹雪芹》（增訂本），劉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版。

對于“假語村言”，當然沒有考證落實的必要。王蒙先生認為：“寶琴的出現給讀者打開了一面窗子，令讀者想到大觀園外還有廣闊的世界。”

關于西洋美人裝飾，他推測為印象與想象的集合：

披著黃頭發，像歐洲尤其是北歐，頭發打著聯垂，像非洲；滿頭珠寶，像是中東中亞；反正我們從這個真真國的女孩子身上可以看到外國，可以看到世界，看到一種叫做西洋景的東西。[6]

寶琴的描敘顯然有夸飾，但有真實內核。她見過“西洋畫”即油畫，驚異于油畫對女性美精細描寫的水平，驚異于洋女的美麗可能是真實的，因為傳統中國人物畫很難寫實；最重要的是，她告訴大家，這是一位熱愛仰慕中華文化的外國女子。她對中華文化的接受，包括以詩書五經為代表的漢文化傳統，以作詩填詞為代表的漢文學傳統，薛寶琴還得到了她手寫的漢語五言律詩。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標志。能寫漢語近體詩，可見對漢文化的掌握熟悉程度。應該說，這首詩就是表現真真國女孩對中華文化的真誠情感的。這才是寶琴所敘西洋女子的“詩言志”，也是曹雪芹用“真真國”命名其國并為之代言的原因。

這首西洋女子手寫的五律沒有標題。這是《紅樓夢》中唯一無標題代言詩。

早期古詩原無標題，如《詩經》、《古詩十九首》，但成熟的格律詩都是有題的，《無題》詩也是題。點題切題都是寫詩基本要求。此詩為何無題，也不用《無題》，曹雪芹是否有意留白，不能妄測。

《古詩十九首集釋》

不過，構思完整，意境宏闊，確實寫得不錯。首聯“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似乎寫旅途，實際隱含明（朱樓）清（水國）興亡歷史，但并無凄愴情感，這就否定了“悼明”說。

頷聯“島云蒸大海，嵐氣接叢林”分寫海陸之景，似乎承曹操《觀滄海》“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聳峙”而來，但曹操是陸地視角，“島云”卻是海中視角，確實有海上氣象。有人視此“島”為“臺灣”，不為無理，不過未必與鄭氏據臺有關。

頸聯“月本無今古，情緣自淺深”，是議論景情，實際上涉及對“天”“人”關系的認識，境界十分超脫開闊。可以說，前六句分寫中華歷史（亡、興），地域（海、陸），文化（天、人），具有高度概括性，但情感含而不露，尾聯才畫龍點睛，直接表達她對這塊所熱愛的土地命運的關注：“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

《庾子山集注》

這里借用庾信的《枯樹賦》“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所用典故是東晉桓溫故事，《世說新語·言語》載：“桓公北伐，經金城。見前為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金城”其實在江南，并不在漢南。[7]“春歷歷”是春天美景，“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崔顥)此詩卻是以景喻人喻事，以“漢南”代指中華大地，表達對中國美好生活的關切愿望。尾聯結意，這應該就是“真真國女孩”詩的主旨。

真真國女子雖然穿戴民族服飾，卻沒有用詩描寫自己的民族國家，也沒有寫異國風光，而是從歷史地域文化的宏闊視野真誠“關心”中國大地的命運。正是這種感情的表達，引起了共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稱贊：“竟比我們中國人的還強。”

三、代言與自言

從性質說，“真真國女孩詩”如同《葬花吟》等一樣，是曹雪芹的人物代言詩。不過這個人物比較特殊，是寶琴所述的一位熱愛以漢文化為代表的中華文化的西洋女子。

但正是在這一點上，它與作者曹雪芹的內心產生了高度的契合，使它成為一首代言與自言融合的杰作。也就是說，它既表現了一位外國女子對中華文化的仰慕，也融入了曹雪芹本人的民族意識和情感。

由于寶琴所敘這位“十五歲”的真真國西洋女子多“假語村言”的夸飾成分，因此，所謂“真真國女孩詩”實際上可以看作作者曹雪芹的“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夫子自道。

在這里，有必要強調“漢”的作為多義語詞的符號功能，被曹雪芹發揮盡致。“漢”本是水名，至“漢朝”為國名，至“漢人”為族名，這一變化與中原華夏古民族的歷史命運息息相關，最后成為華夏文明即中華文明的主體文化符號。[8]

《探驪：從寫情回目解味紅樓夢》，劉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版。

這首詩中其實出現了“明”“清”“漢”三個相關符號，但“明”“清”作為朝代符號是隱含在詩句中的，只有兼有地域、族類和文化符號內涵的“漢”凸顯出來。

從地域意義說，“漢南”來自《枯樹賦》用典，“漢南”代指江南，“依依漢南”，本是羈留北方政權的南梁漢臣庾信懷念故國故土之情。曹雪芹為洋女代言“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實際表達的是在江南生活了四代近六十年的包衣曹家和度過了幼少年時代的曹雪芹本人對江南故土和漢民族生活圈的懷念。

包衣曹家祖籍遼陽，“從龍入關”，但所作并無片語關外鄉思。而“秦淮風月憶繁華”“秦淮舊夢人猶在”等詩句，卻表明敦敏、敦誠兄弟十分了解好友曹雪芹把江南視為故土故鄉的感情。[9]

《紅樓夢》賈、史、王、薛“四大貴族家族”以及影射曹家的“江南甄家”，“金陵十二釵”簿冊女性悲劇，都以江南為原籍。所有這些，都說明曹雪芹借洋女表達的“關心”“漢南”即江南之情，不在祖籍鄉關，而在視為故土的民族本根。

《曹雪芹家世新考》

《紅樓夢》一直用真假（甄賈）手法，唯獨這首詩是“真真”國人做的，其意乃強調此詩情感寄托之“真”。作為內務府正白旗包衣漢人的曹雪芹對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有一種執著熱愛之情。

“真真國女孩詩”以“漢南”代“中國”，曹雪芹以“漢南”代“江南”，以“漢地”代“漢人”，以“懷漢”寫民族之情，這是在滿清王朝時代滿漢融合卻又旗民分離時代，漢民族文化本根心結的深沉寄托和巧妙表露。

作者緊接著描寫，這種西洋女子的“關心”漢地的情感，得到的熱烈反應是：“眾人聽了，都道：‘難為他，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把包含旗漢在內的接受者“中國人”與作為族類，文化與地域符號的“漢”聯系共情，“漢”與“中國”完全相通，這在滿清統治下的“大清”王朝下，自然用意很深。

歷經百年統治，康乾時期，滿清統治者已經自覺認同“中國”了。乾隆就明確規定：“夫對遠人頌述朝廷，或稱天朝，或稱中國，乃一定之理。”（《清高宗實錄》卷784）曹雪芹則有意突出漢（文化）在中國（華夏文明與王朝政權一體）的主體地位。

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中國歷史華夏文明不因種族沖突王朝興亡而中斷，“關心”和守護主體漢文化，正是入旗的包衣漢人曹雪芹的情感血肉和自覺使命擔當。

著名文史學家葛兆光論述“中國”作為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時，精辟指出：

在文化意義上，中國是一個相當穩定的“文化共同體”。它作為“中國”這個“國家”的基礎，尤其在漢族中國的中心區域，是相對清晰和穩定的。經過“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文明推進之后的中國，具有文化上的認同，也具有相對清晰的同一性。……

歷史上的文明推進和政治管理，使得這一以漢族為中心文明空間和觀念世界，經由常識化、制度化和風俗化，逐漸從中心到邊緣，從城市到鄉村、從上層到下層擴展，至少在宋代起，已經漸漸地形成了一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是實際的，而不是“想象的”。[10]

《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曹雪芹的認識，達到了與歷史趨勢一致的高點。

四、走近與共情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作者代言書中人物薛寶琴轉述的所謂“真真國女孩詩”，實際上乃是曹雪芹借洋女愛中之意，寫自己的旗人懷漢之情，表達了包衣曹家和作者曹雪芹本人的漢民族本根情結。

福建人民出版社版《曹雪芹江南家世考》

然而，要理解并與作者共情并不容易。“悼明論”者雖然感受到了曹雪芹和包衣曹家的民族意識，卻把它歸結為對一姓一朝的忠誠，這是明顯的歪曲和矮化。“滿化論”者則片面強調旗人的滿化影響，看不到或者否定曹雪芹和包衣曹家對民族本根的堅守，也否定了滿清王朝和旗人接受漢文化的歷史事實，是另一個方向的歪曲和矮化。這兩種錯誤觀點的共同之處，則是無視滿漢融合于漢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文化的歷史進程。

至于今日視點，固然高屋建瓴，但也不能脫離時代與作品實際，以致影響與作者共情。有人從寶琴所敘“真真國的女孩子”看到國人的保守和自大心態：

……最好的對于世界對于外國的認識也不過是有一些西洋景，文化還是得聽中原的。所以西洋景上的女孩子人長得裝扮得再好再美，文化上只有唯中原文化的馬首是瞻，那時的人們無法想象中原之外另有文化。閱者不妨自有所感，未與曹雪芹共情，反失其真意。真真國女孩子喜愛仰慕中華文化，善意地“關心”這塊土地和人民，何曾“馬首是瞻”地盲目崇拜？

古代中華文化固然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但也有悠久深厚確令外人仰慕的一面。特別是中西交流初期，從傳教士和外國商旅傳回本國的諸多正面信息，從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萊布尼茨，德國文豪歌德等對中國文化的理想化議論中，都可以看到這種印象。寶琴所見真真國女孩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也正是那個時代這一方面情況的真實反映。

何況“西學東漸”以來，一些先進的國人已經開始認識到中國以外的世界，包括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說“那時的人們無法想象中原之外另有文化”，也有失偏頗。今天的思想史家已經把十六世紀以后的中國視為思想史的一個新的時代了。[11]

《中國思想史》修訂本

曹雪芹借“真真國女孩詩”表露的對漢文化本根的堅守，對中外交流的善意態度，符合中華民族利益，順應中華文化的歷史進程。“寫漢”是曹雪芹表達民族情感的重要用筆，當然并非《紅樓夢》的主旨，要正確闡釋研究。我們只有走近曹雪芹，才能真正走進《紅樓夢》。

2025年12月28日于深圳

注釋：

[1] 本文所引《紅樓夢》原文，均據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本《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

[2] 苗懷明整理《王伯沆批校<紅樓夢>》（二），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715-716頁。

[3] 蔡義江《紅樓夢詩詞曲注釋》，現代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233頁。

[4] 李希凡馮其庸主編《紅樓夢大辭典》，文化藝術出版社，260-261頁。

[5] 張俊、沈治鈞《新批校注紅樓夢》（二），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942頁。

[6] 王蒙《王蒙談紅說事》，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201頁

[7] 徐震堮著《世說新語校箋》，中華書局1984年版，64頁。

[8] 參見賈敬顏《漢人考》，《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6期。

[9] 參見一粟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紅樓夢卷》，中華書局1963年版，1、6、7頁。

[10]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中華書局2011年版，32頁。

[11] 參見葛兆光《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中國思想史》（第二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三版，439-5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