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24日凌晨,北京城春寒猶在。中南海燈火通明,一封“特急”電報剛剛送到毛主席案頭。電文只有一句要點:“溫玉成抵京報到,候示。”半日后,溫玉成站在走廊盡頭,聽見主席低聲問道:“你一個人來?單槍匹馬?”短短七個字,道出了中央此番調動的緊迫與分量。
回想這位時年五十三歲的廣州軍區副司令,軍內外給出的評價極為統一:能吃苦、敢硬拼、不懼擔子重。從興國少年一路披掛到北京衛戍區,中間三十九年的刀山火海,讓溫玉成成為中央眼中“臨危受命”的合適人選。
時間往前推。1930年春,他剛滿十五歲,靠兩條赤腳追上了紅軍隊伍。彼時贛南風雷激蕩,讀過幾本《三國》的少年被安排在獨立營當通訊員。槍少子彈少,他就把砍柴的扁擔削尖,當成刺刀。兩年后,他已是團政治處主任。興國老鄉談起他,總愛搖頭感慨:“這娃子,命硬。”
湘江阻擊戰讓“命硬”二字添了血色。紅八軍團失散,溫玉成帶著傷腿在荒山野嶺里摸黑,翻不完的小徑,啃不完的草根,終于靠乞討挨到鎮原。見到援西司令部的第一句話,他啞得說不出,只把破棉衣展開露出里側寫的“紅軍”二字。正是這一身頑強,為日后多次生死突圍打下底子。
太平洋彼岸的炮聲尚未傳入蘇南,1941年江南已陷入“清鄉”。沙洲狹長,日偽據點四百余處。第六師要派誰進去?譚震林只說了一句:“溫玉成行。”160人夜渡長江,摸黑扎進蘆葦蕩。三天后,沙洲敵軍主力回援,四面機槍噴火。他判斷空地上無險可守,當即命令就地挖淺壕,硬拼四小時再突圍。夜色里,橫套河水深流急,木橋被毀,戰士抱槍下水。槍聲、浪聲、呼喊聲交織,十幾名年輕面孔沉入漩渦。等溫玉成爬上對岸,身邊只剩不到二十人。此役之后,“溫瘋子”外號傳遍蘇南,卻也奠定了他在新四軍中的威望。
1950年10月,鴨綠江北岸氣溫已至零下,風卷枯草。彭德懷把作戰地圖攤在木箱上:“第一仗,40軍打!”溫玉成沒多說,只朝助手擺手示意把師長們叫來。五天后,120師先頭部隊在云山與南朝鮮軍對撞,打穿敵縱深六公里。隨后溫井、白龍洞、龍頭洞連續開花,美軍第24師被削掉一個連。回師國內,他向毛主席匯報時只挑了一件小事:副班長王學風胸口中彈仍抱機槍怒吼,“一寸也不退”,就這樣直到氣絕。聽完,主席眼圈微紅,屋內沉默了幾秒鐘,煙灰悄然落在地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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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回國后,溫玉成留在廣州軍區。十年間,他幾乎把駐粵各型山地、海岸線都摸了個遍。誰也沒預料到,1968年元旦,中央軍委突然發來調令,要他即刻赴京。林彪與葉劍英建議名單時,只報了三個字:“溫玉成。”理由同樣簡短:“熟戰場,穩得住。”
于是便有了3月24日凌晨的那場走廊問話。毛主席告訴他,新職務并非簡單“副總長”,而是要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統轄京畿門戶。溫玉成先是一愣,隨即端正立正,回答了一句:“聽命。”這句“聽命”,讓主席放下心來,也讓隨后風云詭譎的兩年里,首都防務始終堅如磐石。
上任后,溫玉成不到三個月便跑遍各環京陣地,把值勤口令改得更短、槍栓保養規定寫得更細。一次深夜查崗,他發現哨兵動作拖沓,隨手扔出石子提醒。崗哨立刻警覺。他點頭:“這樣才像守門人。”此事在衛戍區流傳甚廣,軍心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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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無聲。1989年10月29日,南京初秋已涼。醫院燈光下,溫玉成握著老戰友陳仁麒的手,輕聲說道:“老哥,革命一輩子,我先走了。”74年人生,從興國窮莊稼漢,到首都衛戍最高指揮,他走得平靜。骨灰按照囑托,送往井岡山烈士陵園,與那些長眠的戰友作伴。
中央軍委當年為何急調溫玉成?答案并不復雜:危急時刻,需要一位久經沙場、膽大心細而又無私無畏的指揮員。歷史證明,這個選擇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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