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強種、以球聚民：民國時期上海精武會的球類運動

上海精武體育會作為中國近代規模最大、存在時間最長的民間體育團體，不僅推動了傳統武術的現代化轉型，還在西方體育項目的引入與本土化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精武體育會除教授武術之外，還積極開展足球、籃球、網球、乒乓球、田徑等現代體育運動。其中，球類運動的發展尤為突出。上海精武會的球類運動既是“中西并重”理念的實踐，也是民族自強精神的體現。

西風東漸下的上海與球類運動

自1840年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與開埠通商，將西學傳入中國，深刻沖擊了傳統的君主專制政體、自然經濟結構及社會生活方式。上海作為國際貿易樞紐城市，自1843年開埠以來，上海作為西方文化“搶灘登陸”之地，成為近代體育傳播的重要窗口。西方僑民將賽馬、網球、羽毛球等體育活動作為休閑娛樂方式帶入租界，并組建體育組織、制定競賽規則、舉辦賽事，通過示范效應啟蒙了上海市民對現代體育的認知。球類運動亦循此路徑傳入，早期多在租界范圍內開展，經由西僑與華人精英的推廣，逐漸走向公眾視野，并借助《申報》等報刊媒體的宣傳，擴大了社會影響力。

據不完全統計，19世紀70年代，西僑已在上海跑馬場舉行各種比賽活動。1872年11月22日，西人曾在跑馬場上舉行過跑、跳、擲、球類等共25項比賽。至清末，西僑社會的體育項目除已開展的保齡球、板球、足球、跑馬、馬球、劃船和賽跑外，還有草地滾球、高爾夫球、網球、曲棍球、棒球、體操和游泳等，加上基督教青年會傳入的籃球、排球等運動，當時歐美社會流行的大多數體育活動都已在上海西僑社會中露面。（郎凈：《近代體育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版）

現根據《上海體育志》相關內容，將近代主要球類運動在上海的落地進行簡要介紹：

由上表可見，球類運動在20世紀初的上海已蔚然成風。伴隨西方文化的持續滲透，現代體育作為一種新興文明形態，于滬上租界迅速興起。在此背景下，上海精武體育會的創立與發展，與上海租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著密切關聯。該會的創始成員及早期會員中，許多人曾有租界生活經歷，或與西方僑社往來頻繁。例如，同盟會骨干陳其美在上海組織革命活動期間，就曾長期寓居租界，一方面躲避清廷追捕，另一方面也廣泛接觸包括西方體育在內的新式文化。此外，精武會首批會員中的徐一冰、楊譜笙等人，本身便是上海推廣西方體育的代表性人物，他們對精武體育思想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早期會員王緯藩則兼具上海萬國商團中國義勇隊隊員的身份，正是經他聯絡，精武會得以租用萬國商團中國義勇隊舊址設立第二會所；該所“地鄰租界”，自然易于受到租界風氣與西方體育文化之浸染。這一切使得精武體育會雖根植傳統武術，卻從一開始就帶有開放、融合中西體育文化的特點。（陳公哲:《精武會五十年》，春風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上海精武會開展各項球類訓練

精武體育會秉持“乃武乃文，唯精唯一”的宗旨，以“強國強種”為使命，積極將各種西式項目納入實踐范疇。該會于1909年創立精武體操學校，其后活動范圍不斷擴展，逐漸兼容現代競技項目。1916年，中國精武體操學校遷入新會址后，正式更名為“上海精武體育會”。精武會創始人之一陳公哲提出，“運用武術以為國民體育，一則寓拳術于體育，一則移搏擊術于養生，武術前途方能偉大”。這一理念強調武術應超越技擊本身，融入體育教育乃至國民身心塑造的宏大格局中。經綜合考量，精武會最終以“體育會”定名，既規避了政治敏感，也彰顯出以武術為根基、倡導體智德三育并舉的遠大愿景。上海精武體育會由此正式確立，并以此為起點，逐步發展成為融合傳統武術與現代體育、弘揚“愛國、修身、正義、助人”精神的重要民間體育組織，開創了精武事業的新階段。這一舉措不僅反映了上海體育界對西方競技文化的吸收與融合，更體現出以體育提振民族體魄、回應時代需求的積極嘗試。（陳公哲:《精武會五十年》，春風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上海精武體育會自創立之初，便致力于推廣武術與現代體育，其中球類運動更是其拓展身心教育、融合中西體育文化的重要實踐。為系統推動球類訓練，精武會不僅設立專項教練，更在組織架構上予以充分支持。據《中國精武會章程》記載，精武會游藝部下設多位專項主任，包括足球四人（羅季侶、黃賢、伍保初、莫若儉）、網球四人（唐有源、邱亮、姚伯蟾），以及鐵球（黃賢）、籃球（周錫三）、臺球（梁永錦）主任各一人。早在1920年代，精武會便已廣泛組織各類球類訓練，并逐步組建起多支具有相當水平的球隊。以下根據《精武》、《精武月刊》和《精武叢刊》記載，展示1920-1930年代精武會的球類運動訓練狀況。

精武體育會籃球活動的開展具有延續性和組織化的特點。據《精武月刊》記載，早在1924年秋季，籃球組的籌備已相當完備，器材全部就緒，訓練于每周六、周日下午在橫浜橋精武操場定期進行。為推動籃球隊的系統訓練，精武籃球隊于1925年3月11日召開成立大會，并聘請知名教練王文華擔任指導。經由會員民主推舉，梁騰芳出任正隊長，李逢生為副隊長，趙蘭坡與林伯炎任干事，周培德和簡世墉擔任班長。訓練時間固定于每周六下午四時至五時半、周日下午四時半至六時。記載顯示，朱廉湘在組建過程中“異常出力”，為球隊早期建設奠定了重要基礎。甚至新中國成立初期，精武會仍在四川北路橫浜橋總會籃球房舉辦暑期籃球訓練班，市民反應甚為踴躍。

乒乓球隊則為精武會早期成立之隊伍，卻命運多舛。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隊員離散，發展陷入困境。雖經李龍標、李國賢等人苦心經營，仍未能形成系統組織。后來得到盧文典、軍雨亭、李子祥、陳建勛等人的支持，隊伍在不景氣中迎來轉機。在征求隊員的過程中，精武會總干事黃維慶提供了精神與物質上的協助，隊伍事務日益發達，隊員也逐漸增多。1933年，隊伍先后參加了“嶺海”、“華美”和“香檳杯”等錦標賽，均取得良好成績。隊員中如李龍標、李國賢、李潤存、梁達耀、梁觀永等，均為當時上海乒乓界佼佼者，個人技戰術水平出眾，比賽經驗豐富。得益于林繼宗的誠意資助及各同志的熱忱支持，精武會乒乓球隊最終得以在上海乒乓界占據一席之地。

足球作為我國南方傳統優勢項目，素為精武會所重視。有學者認為精武會至遲在1913年就有了自己的足球隊，但并無直接證明。目前發現精武會在1910年代已經參與足球比賽。1924年時，精武會足球組同樣于每周六、日下午在提籃橋操場開展訓練與比賽，由主任譚瑞和主持召募與訓練工作。1928年時又重新組建新球隊。精武體育會會員眾多，其中擅長足球者不在少數。為加強訓練，會員陳慶華等人召集志同道合者，組織成立了一支新的足球隊，將與精武會原有球隊共同開展訓練。新隊已聘請朱曼華擔任顧問，陳昌言、愿德榮二人代理教練職務。據悉，報名加入新隊的會員已達三十余人。4月19日，新隊在中央大會堂召開成立大會，現場將隊員分為藍、黃、白三隊，并計劃從各隊中推舉負責人，進一步完善組織架構。

精武會網球組設于提籃橋倍開爾路操場，在主任陳啟英的指導與協調下，每日下午均有會員前來練習，周末更是人頭攢動，訓練氣氛熱烈。由于參與人員過多，精武會在1926年對網球組進行擴展，在歐陽鴻鈞慷慨支持下，特將其新建的兩片球場開放供會員使用。報名加入者十分踴躍，成員中包括盧煒昌、胡宗邦、楊明新、夏雄塵、勞伯視、姚蟾伯、譚瑞和等網球界高手，他們的加入不僅使初學者獲益良多，更為網球組訓練發展增色不少。球場開放分早午兩班，早班：每周一、三、五上午六時半開始，午班：每日下午四時后開放。新場地地址位于靶子場施歌塔路底，場內備有屈臣氏冰凍汽水供應，每元十瓶。

除常見球類之外，精武會對排球運動亦積極推廣與研究。《精武》雜志曾刊文推介：“排球又名隊球，乃夏日球類最有興味之團體運動也，惟本會初習者未諳其法，手指時被球觸傷，咸視為畏途，遂致中途而止......排球毫無危險，練習頗易，其手術不過六種耳，即發球、傳球、舉球、擊球、墊球、救球倘每排依法各司一職，歷三四星期之久，即可成一排球隊，出而與人競賽。”1924年組建的精武排球隊以研究排球技術、提倡體育運動為宗旨，當時暫定二十四名球員。每周二、四下午五時；周六下午四時；周日下午三時在提籃橋精武總會、橫浜橋福德里第一分會操場訓練凡精武會會員均可報名加入練習。除一次性繳納報名費五角外，免收球費及其他費用。加入球隊的隊員須服從主任指揮，并互相團結友愛；愛護隊中公有物品，如有故意損壞或遺失，須照價賠償；如有行為不端或屢次違反隊規者，由庶務處通知其退出隊伍。

從上述球隊訓練和安排來看，上海精武體育會立足時代前沿，不僅致力于融合傳統武術各家流派，打破門戶之見，更積極引入西方新式球類項目，展現出開放與包容的姿態。該會深受租界體育文化熏陶，主動學習并吸納西方現代體育理念與組織形式，從而深刻體現出近代上海“有容乃大”“海納百川”的城市文化氣質。與此同時，華人社會對西方體育的接受與認同，也為精武會推廣現代球類運動奠定了社會基礎。精武體育會在引進西方球類運動的過程中，逐步實現了從單一項目模仿到系統化、組織化管理的跨越。該會立足球等現代體育項目，并將其納入“強國強種”的體育實踐之中。精武會不僅建立起規范的教學與訓練體系，還進一步組建專業隊伍、舉辦賽事，標志著其在現代球類運動的發展與應用上日趨成熟。（胡玉姣：《乃武乃文，唯精唯一：上海精武體育會體育現代化研究（1910-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上海精武會開展各項球類運動

上海精武體育會積極順應近代上海興起的體育熱潮，通過組建專業球類運動隊，深入參與并推動了上海的體育競賽事業。這一舉措不僅是其響應時代潮流的重要體現，也是實踐“體育救國”理念的具體方式。上海精武會不僅自發組建球隊、主辦賽事，還積極參與跨組織競賽，既推廣現代體育理念，也借此提升自身影響力。其活動目的涵蓋促進體育風尚、完善賽事機制、支援社會公益與提振民族精神等多重維度。

上海精武體育會始終致力于推動體育風尚與交流，通過組織及參與各類賽事，積極促進運動技術提升和體育精神傳播。例如，1927年底，精武乒乓隊在乒乓球聯合會舉辦的“通商杯錦標賽”中，以十比一戰勝孔教青年會，奪得冠軍。1931年3月，精武會新建設施完善的籃球房，并聘請譚天沛為指導，發起“精武杯錦標賽”，邀請未參與西青或中華籃球房錦標賽的本地團體報名，每隊限20人，暫定24隊名額。賽事旨在以技促交流，以賽積經驗。1935年，精武籃球隊在上海籃球會乙三部賽事中與衣隊交鋒。兩隊此前均保持五戰全勝，決賽中精武隊以靈活技術見長，衣隊則以力量取勝。雙方多次戰平，最終精武以19:16險勝，獲乙三組冠軍，上海籃球協進會特頒銀盾以資表彰。精武體育會通過組織參與體育競賽，積極回應“強國強種”的時代呼聲。這些賽事成績不僅是技藝較量的結果，更被賦予了振奮民族自信、促進社會凝聚的深層意義。

精武體育會在推動現代體育制度構建方面也表現出前瞻性。1924年4月，精武會發起組建上海排球聯合會，聯合復旦大學、英華書館、浦東中學、南華學院、嶺南體育會等多所學校與團體代表共同商議，此次聯賽在當時上海屬首創之舉。為充分尊重各方意見，精武會提前擬訂了聯賽章程草案供大會討論，最終共同議定五項核心辦法：宗旨為增進體育技術、聯絡體育界感情；參賽資格面向團體及中學以上學校開放；比賽規則采用遠東運動會最新制定的排球規則；比賽辦法參照八大學足球賽事方法進行；錦標獎勵設定銀盾一座，由精武會贈予冠軍隊伍。與會代表普遍希望盡快開賽，聯賽籌備工作因而積極推進。會議決定下次聯席會議于4月29日晚七時在橫浜橋福德里精武體育會繼續召開，議程包括確定賽程、抽簽分組、場地編排及評判員分配等具體事項。參賽單位可派代表與會登記。這一類制度構建行為，反映出精武會超越勝負之外追求規范化和公共性的體育取向。

上海精武體育會所組織的球類競賽，始終超越單純的競技范疇，成為其參與社會事業、踐行公益使命的重要途徑。精武會積極利用體育賽事的影響力，多次通過組織或參與慈善比賽進行募捐，有效支援了不同時期的社會救濟工作。1931年，長江中下游遭遇百年一遇的水災，各地受災十分慘重。為援助災民，精武會于同年9月19日舉辦籃球慈善賽，此前已通過演劇籌款募得一千余元。該場慈善賽安排“子相”隊與“精武”男子組、“炮隊”與“友受”隊分別對決，賽事門票收入全部用于賑災。

抗日戰爭時期，上海淪陷后難民救濟工作極為困難。1939年，為協助上海難民救濟協會籌集夏令衛生經費，精武會特別發起乒乓慈善賽，邀請“大陸杯”冠軍“青云甲”隊與精武會進行表演賽，并成立專門委員會負責組織。比賽于7月22日在八仙橋青年會籃球房舉行，門票分五元、一元和五角三等，所有收入均撥充衛生經費。至1941年8月，災童教養所主辦大型籃排球慈善賽，特邀精武會在內的多支上海知名球隊參賽，匯聚眾多頂尖運動員同場競技。賽事設普通座二元、榮譽座五元，門票收入全額支持該院運營。同年11月12日，在滬星體育會于八仙橋青年會主辦的三強慈善籃球循環賽中，精武女子籃球隊以34比14戰勝滬星隊。這些賽事既是體育競技的舞臺，也是公益籌款和社會動員的載體。

20世紀初，中國積貧積弱，曾被冠以“東亞病夫”之稱。在此背景下，體育競技的勝利，尤其是在國際較量中戰勝強勁對手，成為提振民族信心、重塑國家形象的重要方式。1935年7月底，日本東京大學乒乓球冠軍立教大學隊來上海挑戰，先后擊敗廣東隊與瑯琊隊，勢頭強勁。7月30日晚，上海精武體育會乒乓球隊迎戰立教大學隊，最終以4:3險勝立教大學隊。精武乒乓球隊自戰勝由日本來滬參賽的立教乒乓球隊后，聲威大振。1936年時加入“愛樂”組織，分為精甲、精乙、精丙三支隊伍。經過數月激烈角逐，精甲與精丙兩隊于同年與俄僑乒乓球隊在中央大會堂進行表演賽，并再次獲勝。此類競賽成績，被時人視為國家與民族榮譽的體現，體育從而超越娛樂和競技，成為振奮民族精神的一種方式。

結語

近代中國遭遇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自19世紀中期起，外力頻繁入侵，一系列軍事失敗不僅帶來深刻民族恥辱，更引發列強瓜分狂潮，使國家陷入空前危機。在這一嚴峻背景下，救亡圖存成為時代核心議題。伴隨內憂外患，進化論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傳入中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與“優勝劣汰”的觀念凸顯了強權主宰的現實邏輯，促使一種強調競爭與力量的“尚力”秩序逐漸形成。在這一思潮沖擊下，傳統“重文輕武”的觀念遭到廣泛批判，尚武精神由此興起，成為民族自救與身份重構的思想資源。在此種民族自覺與尚武思潮的推動下，上海精武體育會自創立之初，便以“強國強種”為使命。通過舉辦各類球賽，精武會有效吸引了工、學、商等各界群體參與，這種“以球聚民”的模式，不僅強化了體育作為社會紐帶的功能，更在實踐層面促進了民眾的組織化與團結，從另一個側面回應了近代中國對群體力量與民族凝聚的迫切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