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還沒聞到，政策先打起架來了。

年味還沒聞到，政策先打起架來了。山西剛說能放炮，河南南陽馬上說一根都不行。倆地兒離得不遠，年味倒像隔了條溝。這事兒看著是管煙花，細琢磨，是管理思路不一樣。
太原市民李大爺早上買菜路過南中環橋下，看到熟悉的煙花攤又冒出來了，愣了一下，轉頭看著老伴說：“這不是三年前禁了嗎？”
老伴一邊挑著蘿卜一邊笑：“人家新聞說了，這回市里自己定，咱這片兒劃了能放的圈兒?！?br/>李大爺點點頭：“也好，過年哪能沒個響聲。”
可就在這邊人剛點上頭，那邊南陽的廣播車就開進了村頭，喇叭里喊得清楚：“煙花爆竹嚴禁燃放，發現一例嚴查一例，舉報有獎！”
村干部挨家挨戶貼告示，孩子們圍著看，問。
一東一西，相隔不過五百公里，一個劃圈放權，一個全域禁放。
不理解的人覺得奇怪，但稍一琢磨，就能看出這不是簡單的“放不放”的問題，而是一種治理哲學的分岔口。
過去十年里，各地對煙花爆竹的態度趨于一致：一律禁放。
2017年，北京率先實施五環內全面禁放，接著多個城市紛紛效仿，山西也在2020年宣布省域內全面禁放。
彼時的邏輯很簡單：安全、環保、省事。
一個禁令下去，少了火災、少了霧霾，基層也不用操太多心，問題是，年味也就隨之散了。
除夕夜，太原市中心靜悄悄，李大爺的孫子拿著電子煙花在院子里轉圈，不解地問：“爺爺，你小時候的煙花是啥樣？”
李大爺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嘆氣：“熱鬧，那才叫過年?！?br/>這不是個例，從東北到華北，從成都到蘭州，無數家庭都經歷了“靜音春節”，人們開始反思：年味去哪了？
山西出手了。
省級禁令廢止，責任下放至市縣層級，太原、運城等地相繼公布“可燃放區域圖”，在城鄉接合部、空曠村莊設立“合法燃放點”。
城市按時間劃段，農村按區域劃圈，政策一出，市場迅速回暖，煙花攤重現街頭，商家笑稱“仿佛回到了十年前”。
但放任不是放縱，山西的策略是“劃圈熱鬧、監管兜底”，全省部署消防巡邏車，加裝實時監控設備，對銷售點實行實名登記，劣質產品一律下架。
再看南陽，邏輯就完全不一樣。
南陽市近幾年在環保上壓力不小，環保部門與應急管理部門聯合發文，提出“嚴控、嚴查、嚴打”，禁放區從城區延伸至多個鄉鎮。
后續，南陽再次重申“全市范圍內禁止任何形式燃放煙花爆竹”，甚至連婚喪嫁娶都不例外。
基層干部苦不堪言，居民們也有情緒。
這就是治理的兩種路徑，一種是“懶政”式的剛性禁令，圖的是省事、可控；另一種則是“彈性監管”，雖然復雜，但更有人情味。
2024年全國煙花爆竹相關事故11起，死亡11人，聽起來觸目驚心，可是放在14億人口的基數上，風險其實極低。
同年，央視民調顯示，有73%的城市居民支持“限放”，只有12%支持“全禁”，這說明，公眾并不反對管理，而是反對“一刀切”。
鄭州、丹東、昆明，是這兩種治理之間的“中間地帶”。
鄭州明確燃放時間：臘月二十三、除夕到初五、元宵節。
城市劃出“環線外可放區”，并在APP上開放查詢。
市民只需打開手機，就能知道自己家屬不屬于禁放區，這個做法被不少城市借鑒，既保留了年味，又減少了違規。
丹東干脆開放除夕、初一全天燃放，但同步組織安全講座，發放《文明燃放手冊》，孩子們在學校里學“煙花知識”，家長也更安心。
昆明則走得更遠：25天的燃放窗口期內，設立“流動監管點”，每天檢測空氣質量，實時調整燃放區域。
市民如果違反規定，系統自動識別拍照，現場勸導。
這些地方的共同點是：政策不再是“頂層一聲令下”，而是“根據實際動態調整”，這是一種“治理現代化”的體現。
城鄉的差異，也在不斷拉大政策分歧的背景下暴露出來。
農村地廣人稀，燃放分散，難以造成大規模污染；城市人多車多，哪怕一根鞭炮，都可能引發交通混亂。
在城市禁得越嚴，農村聲音就越大，有人甚至開車幾十公里回老家放煙花，成了一種“逆向年味遷移”。
這其實提醒我們，治理不是“一張表走到底”，而是要有層次、有溫度、有邊界。
山西的嘗試，是個信號。
它不是放開，而是“重新設計規則”，政府不再是“禁止者”，而是“規則設計者”。
從“堵”到“疏”，從“怕出事”到“敢承擔”，這是一種治理上的升級，也是一種信任的回歸。
年味，不該在禁令中消失，也不該在事故中重現，它應該在劃定好的圈子里熱鬧，在規則允許的時間里綻放。
這不僅是對傳統的尊重，更是對未來城市治理能力的考驗。
山西的“劃圈熱鬧”，是一次嘗試，它不完美，但比“一刀切”更值得被看見，這不只是一場放炮的博弈，而是一次治理智慧的比拼。
治理的最高境界，不是把所有聲音都壓下去，而是在可控的范圍內，讓人們愿意遵守規則，同時還能感到生活有點溫度。
這種溫度，藏在鞭炮聲里，也藏在政策的邊界上。
信源：山西解除煙花爆竹令，專家：給全國帶了個好頭 2025-12-24 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