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貝拉：文學之光，法治之魂—在精神復歸中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

一個民族的復興，從來不是GDP曲線的單向攀升，也不是城市天際線一尺一丈的拔高。真正的復興，發生在人的內心深處，發生在價值重新被確認、尊嚴重新被托舉的時刻。

今天的祖國，正站在這樣的歷史關口。四十余年的高速發展，使我們完成了從貧困到富足、從封閉到開放的壯闊跨越。然而，在物質極速生長的背后，一個更隱秘、也更令人憂懼的變化正在發生——精神世界的失速。當物質成為唯一被歌頌的價值，當“成功”被簡化為財富與權力的堆疊，欲望便不再是推動文明前行的動力，而逐漸演變為吞噬靈魂的深淵。

欲望，是沒有底的。

當一個民族失去文學，復興便失去了靈魂。

我常常回憶起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中國。那是一個物質匱乏，卻精神豐盈的年代。人們在昏黃的燈光下傳閱文學作品，在狹小的宿舍里為一部世界名著徹夜不眠。俄羅斯文學、歐洲文學，如同一道道光，穿越封閉與貧困，照亮了一代中國人的心靈。

《牛虻》讓我們懂得信仰的重量；《戰爭與和平》讓我們理解歷史洪流中個體的命運；《安娜·卡列尼娜》讓我們直面人性的撕裂、尊嚴與悲劇。文學從不教人發財，卻教人如何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它讓人懂得悲憫、敬畏與自省，也讓人在黑暗中仍能找到的方向。

而今天，當算法取代思想，當流量遮蔽靈魂，當“成功學”驅逐了良知與憐憫，一個社會若繼續在精神荒漠中高速狂奔，終將抵達這樣的困境——物欲橫飛，卻內心空無；喧嘩鼎沸，卻靈魂失聲。

民族復興，不是讓人更富有，而是讓人更完整。文學的復歸，正是民族精神重新站立的起點。然而，法治的復興，才是精神的重建，不能只停留在書頁之中，它必須在現實中得到確認——通過正義。

法治，是一個現代民族最深層、最可靠的安全感來源。如果法律不能約束，如果正義可以被隨意扭曲，如果枉法裁判得不到追責，那么再宏大的民族敘事，也會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悄然坍塌。近期，寧波中院萬仁贊法官在一起案外無辜第三方的案件中，缺失所有法律程序的行為，觸發海內外震驚與擔憂。這起涉外事件中——知情權、陳述權、辯護權、上訴權，乃至最高院所明確的外交送達程序，均遭剝奪。外籍業主完全不知情被蒙在鼓里——價值遠超半億的在華合法財產被查封。這一行為，對司法正義造成了嚴重沖擊，也對司法公信力帶來了極其惡劣的影響與后果。一個社會真正的信心，來自這樣一種確信：無論你是法官還是院長，法律都在你之上；無論你多么膽怯與弱小，正義都不會棄你而去。

對于違背司法良知、損害司法權威與公信力的行為，必須以最嚴格的法律責任予以追究與處罰——為修復秩序；為重建信任。唯有被真實執行的法治，才能贏得人民發自內心的尊重。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最終要完成的不只是國家能力的現代化，更是文明形態的升華。

文學，照亮人的內心世界；法治，守護人的現實尊嚴。一個遠離真正文學的民族，容易變得冷漠而功利；一個法治正義被擊穿的社會，必然滑向恐懼與不安。唯有二者并行，民族才能真正走向成熟，走向偉大。

當孩子們在文學中重新學會憐憫、敬畏與感恩；當公民在法律中真切感受到公平、邊界與尊嚴；當司法權力被制度約束而非隨意行使；

當成功不再只以財富衡量，而以責任與貢獻評判——那時，我們所說的“復興”，是一種可被觸摸、可被信任、可被世代傳承的文明現實。

中華民族勤奮、智慧、富于犧牲精神。我們真正需要的，是讓靈魂重新被照亮，讓正義重新被確認。

文學，是那片燈火；法治，是民族的道路。當被照亮、民族復興之路便不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