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自由的魚能脫離有毒的水嗎：《隨筆大師蒙田》讀后感

茨威格說：“為了能真正讀懂米歇爾·德·蒙田，人們不可以太年輕，不可以沒有閱歷，不可以沒有種種失望。”這意味著迷上蒙田時，茨威格已歷經滄桑，不復年輕，對世界積累了足夠的失望。

其實，茨威格開始寫《隨筆大師蒙田》時，已經是1941年8月，離他最后的自殺也只剩6個月了。茨威格寫蒙田，也在寫末年的自己。

01

蒙田是幸運的。這種幸運并不僅僅因為他出生在有貴族頭銜的富裕家庭，也并不僅僅因為他父母為了他成長煞費苦心百般呵護，更重要的是他最大可能探索了自我，實現了自由。

（蒙田）

38歲那年，蒙田決定隱居于蒙田城堡。

正如他自己的銘文所言，“米歇爾·德·蒙田早已厭倦高級法院的工作和其他公務，趁有精力之時，投入智慧女神的懷抱，在平安與寧靜中度過有生之年，愿意在祖先留下的隱居之地過自由、安謐、悠閑的生活，但愿命運讓他過得稱心如意。”

他在城堡的塔樓給自己安排了一間房間，圓形塔樓的三層，他把書籍放在這兒，還讓畫匠把五十七句古代希臘語和拉丁文格言繪制在天花板下的兩根橫梁和四十五根小梁上。

這些格言，只有一句是用法語寫的：“我知道什么呢？”

狹窄的盤旋樓梯讓這個房間自成一體，登上樓梯，關上房門，家里的嘈雜離他而去，他可以俯瞰莊園和田地，卻無人可以窺視他。他可以閱讀、思考、寫作、發呆和散步，在這個完全自我的王國里，他唯一效忠的只有自己。

在這兒他可以自由探索“我知道什么”，記錄閱讀時浮現的問題和回答。他不是一個作家、不是一個哲學家，他只是記錄下了自己。

這些孜孜不倦的記錄形成了一種嶄新的文體：隨筆。

隨著《隨筆集》的出版，他的自我記錄又成了展示。

一個記錄自己的作家是不是過于自我中心？一個展示自我的作家是不是過于傲慢？

我是我，我又不僅僅是我。我是萬千大眾的一分子，我是古往今來的一部分。我記錄的不僅僅是我自己，還是萬千人性的一部分。我與眾生相同，我與眾生完全不同。

認識自己，我才能順應天性得到自由；認識自己，我才能認識人性的復雜與糾結，才能認識世界的本真。

蒙田在書籍里穿行，在歷史間穿行，也在他人和自我間穿行。

他觀察，他思考，卻沒法給出最終答案。

《隨筆集》第一篇《殊途同歸》中列舉了對待俘虜的例子。有勝利者被俘虜的祈求打動，也有人被對方的勇敢和頑強打動。蒙田自思，“上述兩種方法，無論是屈服還是抵抗，都很容易把我征服。因為我向來富有同情心，為人寬容大度。不管怎樣，我自以為我的本性更傾向于同情，而不是欽佩。”不過，他也覺得斯多葛派那種“救助苦難者，但不要給予同情和憐憫”似乎比他的態度更恰當。

蒙田沒有給出答案，我知道什么呢？

“人是極其虛榮、自相矛盾和反復無常的。對人很難做出固定不變和千篇一律的評價。”

02

蘇格拉底式我知道自己一無所知讓蒙田對一切保持了寬容。

正如《隨筆集》最后一篇《論經驗》所言，“我卻同樣相信人的嘴巴說的和人的手寫的，我還知道無論說話或寫字都可能會沒有見識；我尊重當代有如我尊重過去的年代”。

善是好的，可“好的意愿過了頭，會導致極其惡劣的后果。”（《論信仰自由》）

食人部落聽起來是惡的，可“我覺得在那個部族里，沒有任何的不開化或野蠻，除非人人都把不合自己習慣的東西稱為野蠻。當然，對于何為真理，何為理性，我們無可借鑒，只有把自己國家的主張與習慣當作楷模和典范。”（《論食人部落》）畢竟，宗教裁判所火燒異端，殘忍野蠻有過之而無不及。

蒙田對各種權威有著天然的警惕，無論它有著多么正義的旗幟，無論它起初多么溫和謙恭。一旦剝奪他人的自由，那都是極其危險的。

我們渴望自由，就像魚兒巴望著水一樣。

生而為人，從牙牙學語的那一刻，我們就注定要帶上枷鎖。語言、習俗、各種各樣的觀念影響著我們的思想，體系、制度、法律構成的種種規則制約著我們的行動。我們的教育，我們的工作，我們一切的一切，我們是它們的主人還是奴隸呢？

為了自由，蒙田隱居。

他賣掉高級法院的工作，然而蒙田城堡便是一所世外桃源嗎？

蒙田繼承了的領主爵位和土地，他的母親、妻子與他共同生活在這兒，此外還有傭人、農夫、工人和佃農。田產要管理，契約要更新，依附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也要管理。繁瑣的事務性工作絕不會變少。

于是，蒙田也疏離了家庭。他和妻子分居，他的6個女兒夭折了5個，他甚至記不清夭折孩子的數量。

在塔樓外，莊稼在成熟，傭人在勞作，鄰居們在打官司。在法國大地上，天主教在與新教在發動內戰，圣巴托羅繆之夜流淌的血水讓法國人10年不敢吃淡水魚。

1580年，蒙田離開塔樓，走向外面的世界。

隱居是為了自由，出發也是為了自由。

畢竟，世上哪里有純粹的自由呢？至清的水里長不出魚啊。蒙田隱居10年，塔樓也許已經成為新的束縛。

1581年，在意大利旅行的蒙田被選為波爾多市長。這并不符合他追求自由的初衷。不過，國王亨利三世的親筆信讓他不得不接收了這一職位。1583年，他再次被選為波爾多市長。

1585年6月，蒙田的第二任市長任期即將結束，波爾多爆發了鼠疫。蒙田攜家人狼狽逃離。盡管市政官吏還在一封接一封給他寫信，他也未曾回來。他一直是個不錯的市長，沒有野心，不貪錢財，內戰時，武裝波爾多，做好防御準備。然而，就像他一開始上任時所告誡選民的那樣，他們不應該期待他會毫無保留地獻身。他從沒有打算做英雄和殉道者。

1585年12月，蒙田返回了城堡。此后的歲月里，他繼續探索自我，書寫隨筆集。當然，他依然被時代召喚著。

（亨利四世）

1587年10月，蒙田受未來的亨利四世（納瓦爾的亨利）委托，前往巴黎為他和亨利三世斡旋。1588年5月，為了促使納瓦爾的亨利與亨利四世和解，蒙田再次來到巴黎。

1589年，納瓦爾的亨利繼承法蘭西王位，成為亨利四世。蒙田祝賀之余，也委婉表示他不能為朝廷效勞。

1592年，蒙田在起居室聽彌撒時去世。

（茨威格）

茨威格大約是羨慕蒙田的，羨慕他在那個動蕩的年代能夠平靜的離開。

彼時的茨威格，人在巴西。身為猶太人，他被第三帝國驅逐；身為拒絕參加反對納粹政治活動的文學家，他被左派敵視。他不想做英雄，他只想做謹言慎行，不參與、不關心政治的藝術家。可惜，命運并沒有給他一座城堡。

一條熱愛自由的魚能離開水嗎？蒙田不能，茨威格也不能。

然而，如果這水有毒呢？充滿了偏見、暴力、血腥的水里，熱愛自由的魚能呆下去嗎？是否可以像蒙田一樣，屏蔽外部，認識自己，尋求一處棲身之所？逃離吧，只要活著，命運也許會有更好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