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宗教改革及其不列顛遺產——兼與英格蘭比較

宗教改革是世界歷史中的重大事件，長期以來亦是史學界反復討論的重要議題。數十年來，國內以“英國宗教改革”為名的相關研究，實際多聚焦于英格蘭宗教改革，而對蘇格蘭宗教改革的關注相對不足。為拓寬學術研究視野，2025年12月16日，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胡莉特邀愛丁堡大學歷史學系約翰·麥卡勒姆（John McCallum）博士舉辦線上講座，題為《蘇格蘭宗教改革及其不列顛遺產——兼與英格蘭比較》（The Scottish Reformation: English Comparisons and British Legacies）。麥卡勒姆博士主要研究近代早期蘇格蘭史，研究方向集中于蘇格蘭宗教改革時期的社會史與文化史，近年來進一步延伸至宗教改革中的情感史研究。其代表性著作包括Exploring Emotion in Reformation Scotland: The Emotional Worlds of James Melville, 1556–1614與Reforming the Scottish Parish: The Reformation in Fife, 1560–1640等。本次講座還特邀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吳愁擔任與談人。講座由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主辦，是“不列顛與愛爾蘭區域史”系列講座第二講，同時也是國內首場專門以蘇格蘭宗教改革為主題的學術講座。

一、蘇格蘭與英格蘭宗教改革的差異

在正式展開對蘇格蘭宗教改革的論述之前，麥卡勒姆博士從時間、進程與思想三個層面，對蘇格蘭與英格蘭宗教改革的核心差異進行了比較。

從時間上看，蘇格蘭宗教改革起步相對較晚。蘇格蘭新教力量于1559—1560年間取得政治勝利，直至1560年夏，議會才正式取締天主教、彌撒及教皇權威，并確立新教為法定國教。相比之下，英格蘭此時已先后經歷新教改革、天主教反改革以及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的再度改革，宗教改革的基本格局已穩定。在進程上，英格蘭宗教改革由君主自上而下推動，并通過立法形式加以確立；而蘇格蘭宗教改革的關鍵特征在于，它并非順應王權，而是違背君主意志，本質上是一場由新教貴族主導、反抗天主教王權的政治—宗教事件。

在思想層面，英格蘭宗教改革的神學立場相對模糊。英格蘭亨利八世并未從根本上否定天主教教義，而只是拒絕承認教皇對英格蘭教會的最高權威，宗教儀式中仍保留大量天主教元素。相比之下，蘇格蘭宗教改革則明確確立了加爾文宗。學界或許會對英格蘭宗教改革的神學性質存在分歧，但對蘇格蘭宗教改革的加爾文宗屬性則幾乎不存在爭議。此外，蘇格蘭宗教改革還深受國際政治格局的影響。在1560年以前，蘇格蘭新教運動常與英格蘭及蘇格蘭政治中的親英派力量結盟；而蘇格蘭王室與天主教則與其傳統盟友法國屬于同一陣營。

二、政治驅動下的蘇格蘭宗教改革

蘇格蘭宗教改革的早期跡象可追溯至16世紀20年代。1525年，蘇格蘭議會通過法案，禁止路德宗書籍的進口。1528年，帕特里克·漢密爾頓因傳播新教思想被處以火刑，成為蘇格蘭宗教改革史上的首位殉道者。漢密爾頓的部分新教思想形成于歐洲大陸，其論述主要以拉丁文寫成，因此并未在蘇格蘭社會中引發廣泛共鳴。同時，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五世持續壓制早期的新教群體，盡管這一群體本身規模有限。

1542年詹姆斯五世去世后，蘇格蘭新教活動進入短暫的活躍期。其中有兩起關鍵事件尤為值得注意：其一，阿倫伯爵攝政期間，一度推行具有新教傾向的政策，并采取親英格蘭立場；其二，1546年，受更激進的加爾文宗思想影響，喬治·威沙特被處以火刑，其支持者攻占圣安德魯斯城堡，并刺殺紅衣主教大衛·比頓。正是在這一時期，蘇格蘭最著名的宗教改革領袖約翰·諾克斯開始公開布道。然而，上述發展均屬短暫。最終，親法的天主教陣營占據了優勢，諾克斯被迫流亡海外，新教力量轉入地下，形成規模有限的秘密教會（privy kirks），參與者主要為部分城鎮居民與貴族。

約翰·諾克斯

與歐洲大陸宗教改革相比，蘇格蘭早期改革未能獲得廣泛民眾支持，這可能與印刷業發展滯后、識字率偏低、新教思想缺乏傳播載體等因素有關。這也引出了一個核心問題：蘇格蘭宗教改革究竟為何以及如何發生的？

在非民主的時代，必須考慮高層政治，考慮蘇格蘭國內的政治以及其與國際政治的關聯。諾克斯流亡日內瓦期間，曾往返過蘇格蘭，并且得到了一些蘇格蘭貴族的支持。此時，蘇格蘭的一些貴族對于親法的瑪麗·德·吉斯的統治越來越不滿，而這種不滿中的反天主教成分日益顯著。1557年12月，部分支持新教的貴族簽署盟約，結成“圣會領主”（Lords of the Congregation），宣誓以武力捍衛新教。

在國內政治逐漸出現兩大陣營之際，正是國際政治的介入，使得蘇格蘭宗教改革最終發生。1558年伊麗莎白一世繼位，英格蘭重歸新教陣營，其不想北邊鄰居是一個敵對的天主教國家，因此，英格蘭新教力量便與蘇格蘭內部親英的新教貴族聯合。1559年諾克斯回到蘇格蘭，開始一系列激進的布道，引發騷亂和圣像破壞運動，導致蘇格蘭內部已經形成的兩大陣營——親英的新教的“圣會領主”與親法的天主教的瑪麗·德·吉斯政權——公開沖突，并在1559 年陷入內戰，其最終以新教貴族的勝利告終。

需要強調的是，盡管國際政治因素至關重要，但宗教因素同樣不可忽視。加爾文宗神學為反抗天主教提供了正當性，而諾克斯強有力的布道、新教陣營的信念與軍事決心，也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條件。

1559年約翰·諾克斯在圣會領主面前布道

三、蘇格蘭宗教改革的結果及其不列顛遺產

與英格蘭國教相對溫和、層級化的體制相比，蘇格蘭教會呈現出更為鮮明且徹底的加爾文宗特征。在教義上，《信仰告白》明確確立加爾文宗；在禮拜儀式上，形式更為簡樸；在布道實踐中，長老會高度強調布道功能，要求各堂區配備受過教育的牧師，通過頻繁布道促使民眾改宗。在紀律層面，蘇格蘭長老會尤為突出，通過嚴格的紀律體系，監督行為，懲戒罪錯，強制新教禮拜，其由最基層的堂區法院（Kirk Session）來執行。當然，蘇格蘭長老會也承擔濟貧與教育功能，而且在教育領域也十分突出。至于長老會自身，其拒絕主教制，排斥王權，形成了一種相對來說更為平等、自治的架構。總體說，相較于歐洲及不列顛的其他宗教改革，蘇格蘭宗教改革是一場徹底而成功的改革。

蘇格蘭宗教改革的核心遺產之一，是為蘇格蘭與英格蘭的聯合奠定了基礎。共同的新教信仰為1603年詹姆斯六世繼承英格蘭王位、實現王室聯合（Union of the Crowns）提供了重要政治與宗教條件。然而，這種聯合并未帶來長期穩定。17世紀，查理一世試圖將英格蘭國教模式強加于蘇格蘭教會，引發強烈反抗，并最終導致連鎖政治危機，演變為席卷不列顛群島的內戰。

四、歐洲視角與學術對話

在與談環節中，吳愁老師從歐洲宗教改革的整體史與研究前沿出發，與主講人展開對話。她指出，學術界認為“宗教改革是復數的宗教改革”。這一觀點強調不同地區的改革在動因、神學與實踐上存在根本區別：例如，德意志以路德宗為核心，依托諸侯勢力實現“教隨國定”；瑞士出現茨溫利與加爾文的激進改革，建立共和式教會體制；英格蘭由王權主導形成國教；蘇格蘭則由貴族聯合加爾文主義者推翻天主教會。這種“復數性”揭示宗教改革本質上是地方政治、社會結構與跨國思潮碰撞的產物。她還提到學者考夫曼的觀點“宗教改革是一場歐洲事件”：每個國家的宗教改革都受到歐洲的政治局勢的影響。據此，蘇格蘭的宗教改革的確是一場國際政治博弈的結果。當然，“宗教改革也是一場媒介革命”，沒有新教印刷品的傳播，加爾文主義難以在偏遠小王國突破地理限制。

在問答環節，來自國內外高校的眾多師生圍繞講座內容提出了一系列問題，麥卡勒姆博士逐一作出回應。討論內容涵蓋多個層面，主要包括：英格蘭與蘇格蘭清教徒是否具有共同特征；蘇格蘭新教徒是否同樣經歷宗教憂郁與信仰焦慮；蘇格蘭宗教改革期間及其后采取了何種措施以加強社會紀律；蘇格蘭為何最終形成較為徹底的加爾文宗改革；蘇格蘭宗教改革為何表現為貴族主導模式，而非自上而下的國王主導或自下而上的民眾運動形式，改革派貴族的動機何在；以及宗教改革之前蘇格蘭王權與教權之間的關系等問題。

最后，主持人胡莉進行總結，她表示，鑒于國內比較缺乏對蘇格蘭歷史的研究，因此，有關蘇格蘭史的系列講座主題均是從國外學者那里“量身定制”的，旨在幫助學生與研究者結合已有關于英格蘭歷史的知識與研究，走進蘇格蘭歷史研究。本場講座不僅揭示了蘇格蘭宗教改革的獨特性及其與英格蘭的互動關系，也展示了其對不列顛群島歷史進程的深遠影響。從蘇格蘭視角出發理解英國史，有助于突破以英格蘭為中心的單一敘事，呈現更為廣闊而復雜的不列顛群島歷史的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