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日本少女說：日本兵是兩條腿的野獸，連自己人也不放過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五日，收音機里那個“玉音放送”剛播完，大家都以為仗打完了，該各回各家了。

結果在上海楊家宅的軍營里，幾十個鬼子軍官正忙著干一件喪盡天良的事兒——殺人。

殺的還不是敵人，是他們自己帶來的日本女人。

那天晚上的槍聲和慘叫聲，比戰場上還滲人。

這幫人不是瘋了，是在銷毀“罪證”。

等到后來盟軍接管的時候才發現，那些尸體屬于一個叫“女子挺身隊”的組織。

這事兒吧，越挖越恐怖，一份后來才見光的船運檔案顯示，一年前從日本下關出發的一千三百多名女性，最后能活著回去的，居然不到三百人。

那一千個大活人去哪了？

就像人間蒸發了一樣，連個名字都沒留下，徹徹底底成了被抹掉的數字。

我們要聊的這個主角叫季子，她就是那三百個幸存者里的一個，也是船上唯一的未成年女學生。

如果不是她晚年留下的日記，咱們現代人根本想象不到，那個所謂的“大東亞圣戰”絞肉機，到底有多荒唐。

很多朋友一提起二戰日本兵，第一反應就是他們對中國人狠，對盟軍狠，但季子的經歷把這層窗戶紙捅破了：這個被軍國主義武裝到牙齒的怪物，狠起來連自己國家的女人都不放過。

一九四四年五月，還在讀中學的季子被學校和政府給忽悠瘸了，當時的宣傳鋪天蓋地，非說是前線急需護士，去照顧受傷的“帝國英雄”那是光宗耀祖的事兒。

十七歲的季子腦子一熱，滿懷著愛國熱情就上了賊船。

等到了上海楊家宅那個陰森森的院子，她才傻眼了，這哪有什么藥水繃帶啊，只有一排排像牲口棚一樣的格子間。

第二天一大早，當她想反抗一個軍官的拉扯時，反手就是一個耳光，對方直接攤牌了：這里不需要護士，只需要讓皇軍“消火”的工具。

這不僅僅是個被騙的故事，說白了這就是人性在一套嚴密制度下徹底崩盤的標本。

咱們現在的歷史書上老說“慰安婦制度”，這五個字太書面了，根本概括不了那種地獄場面。

這不是戰時臨時起意，而是日本陸軍省從1938年就開始精心設計的“戰略物資”。

在日軍高層的算盤里，這些女人和罐頭、子彈沒啥區別，甚致更廉價。

季子在日記里寫得明明白白，那些剛從前線敗退下來的士兵，眼睛里透著的根本不是人的光，是野獸的紅。

第一天她就被迫接待了二十個士兵，等到后來戰事吃緊、日軍死傷慘重導致情緒失控的時候，這個數字一度飆到了恐怖的六十七個。

你敢信？

一個大活人，一天之內被當成物品使用了六十多次。

那已經不是羞辱了，那是單純的肉體報廢。

士兵們稍微不順心就拳打腳踢，皮帶抽、煙頭燙，甚至拿刀鞘砸，在他們眼里，眼前的女人就是個發泄敗戰怒火的垃圾桶。

這種系統性的惡，最嚇人的地方在于它把“惡”給常態化、合法化了。

咱們把視角拉寬點，看看同時期別的受害者，你會發現這絕對不是個案。

在湖南那邊，有一對雙胞胎姐妹彭仁壽和彭竹英，她們的命和日本少女季子驚人地相似。

1938年，這對姐妹被抓走時才十幾歲，因為是雙胞胎，鬼子覺得“新奇”，特意把她們分開關，輪番折磨。

彭仁壽后來回憶說，鬼子餓了她們幾天，只給喝洗腳水，逼著她們在身體虛得不行的情況下干苦力，晚上還要遭罪。

還有韓國的金學順，1941年被騙到中國東北，每天面對的是刺刀下的強暴。

日軍為了防止她們跑路，甚至在她們身上刻字。

不管是季子、彭氏姐妹還是金學順，她們在日軍眼里早就沒國籍身份了，統一變成了一個代號——“慰安婦”。

這套制度的殘忍在戰爭末期簡直突破了人類的下限。

你可能聽說過日軍殺人，但你聽說過他們“吃人”嗎？

這聽著像恐怖小說，可這就是戰犯口供里的事實。

有個駐扎在華北的下士官繪鳩毅，戰后懺悔時承認，1944年第59師團補給斷了，為了活命，這幫人竟然把生病的慰安婦殺害后分食。

這一細節在很多場合都被刻意淡化了，因為它實在太驚悚，但這恰恰證明了在那套洗腦下，士兵已經徹底變異了。

所謂的“武士道”精神，剝去外衣后，剩下的就是這種連同類相食都能干得出來的獸性。

在東南亞、在中國各地，無數像季子一樣的女人被趕進防空洞用機槍掃射，或者被注射空氣針處決，然后像垃圾一樣被扔進江河。

戰爭結束并沒有給幸存者帶來真正的解脫。

這才是這段歷史最讓人意難平的地方。

季子命大，在混亂中活了下來，混在僑民里回了日本，但她發現自己根本沒臉見家里人。

那個社會畸形得很，把她們送上戰場的政府，戰后反倒視她們為國家的污點。

她隱姓埋名躲在鄉下，一輩子沒結婚，靠著一點微薄補助茍延殘喘，身體因為長期的性暴力留下了永久殘疾。

更諷刺的是，那些在戰場上施暴的軍官和士兵，很多人搖身一變，回國成了受人尊敬的企業家、公務員，甚至還能領著政府的恩給金，在櫻花樹下回憶他們的“青春”。

受害者背負一輩子的恥辱躲在陰影里，加害者卻堂而皇之地享受和平，這找誰說理去？

直到幾十年后，隨著金學順在1991年第一個站出來，撕開了這個巨大的傷口，亞洲各國的受害者才開始聯手反擊。

這不僅僅是一場官司，更是一場記憶保衛戰。

從1993年的“河野談話”勉強承認，到后來日本右翼勢力不斷試圖翻案，非說這些女人是“自愿賺錢”，每一次這種言論，都是在受害者心口上再捅一刀。

2000年在東京搞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上，來自東帝汶、菲律賓的證人講了更嚇人的細節——在這個龐大的網絡里，甚至還有被迫像狗一樣在地上爬行“服務”的暴行。

專家都說了，這種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摧毀，導致絕大多數幸存者有嚴重的PTSD，很多人一輩子都活在恐懼里，哪怕聽到皮靴的聲音都會發抖。

到了2025年，那些親歷者大多已經走了，季子、金學順、袁竹林都離世了，但這并不意味著歷史可以翻篇。

我們在南京看到的慰安婦紀念館，韓國首爾每周三雷打不動的“水曜集會”，以及各地的少女銅像，都在提醒咱們：正義雖然遲到了，但絕不能缺席。

那個曾經把本國少女騙去當軍妓、把異國婦女當口糧的幽靈，并沒有完全消散。

當我們看到還有人在美化那場侵略，還有人在教科書上涂改真相時，季子那句“兩條腿的野獸”就依然振聾發聵。

季子是在一個雨夜走的，沒人知道她最后時刻在想什么，或許，她只是想做回那個十七歲之前、還沒上船的女學生吧。

參考資料：

班忠義，《蓋山西和她的姐妹們：中國“慰安婦”田野調查》，新星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