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鎮江中院課題組 | 刑事一體化視野下輕罪治理的實體與程序完善

小寒

刑事一體化視野下輕罪治理的

實體與程序完善

作者：江蘇省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課題組

課題組成員：劉亞軍、魯寬、尤潔、王禹、崔嘯。

本文刊登于《人民司法》2025年第23期

內容提要：受積極刑法觀與風險預防觀影響，我國刑事治罪體系逐漸從厲而不嚴的重罪治理變為又嚴又厲的輕重并進模式。犯罪結構也隨之呈現出犯罪總量擴張，輕重罪比例分化的特征，我國已進入輕罪時代。面對輕罪增多的犯罪結構變化，以懲罰矯治為目的的傳統刑事法律，存在犯罪懲處過罰失衡、輕罪出罪路徑不暢、犯罪附隨后果外溢等問題，探索輕罪無罪化治理具有現實必要性。法院是參與國家治理工作的重要主體，參與輕罪治理應保持刑法謙抑性原則，秉持懲治與修復并重、治罪與治理并行理念，從刑事一體化角度完善輕罪治理體系。實體層面，明確輕罪認定標準，構建多元化刑罰懲處梯度，實現罪罰聯動型出罪路徑。程序層面，建立審前案件輕重分流機制，完善庭審輕罪速裁程序，規范犯罪附隨后果范圍，形成漏斗式犯罪管理機制，促進犯罪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目次：

一、犯罪結構變化背景下輕罪治理的必要性

二、輕罪治理的實踐探索與運行制約

三、輕罪治理的罪罰聯動調整機制

四、輕罪治理的立審執一體化審查流程

結語

近年來，隨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科學構建，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逐步提升，我國惡性暴力犯罪數量大幅下降，犯罪發展態勢已進入輕罪時代。數據顯示，1999年至2024年，全國檢察機關起訴的嚴重暴力犯罪人數從16.2萬人下降至6.03萬人，占比從25.1%降至3.7%。①全國法院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罪犯罪人數從32.8萬人上升至139.9萬人，占比從54.4%上升至87.3%。②自2019年起，危險駕駛罪、盜竊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等輕罪數量持續高位徘徊，法定最高刑為拘役刑的危險駕駛罪已連續7年位居刑事追訴第一罪，占據被追訴人數的20%以上。我國犯罪結構已呈現出“犯罪總量增加，輕重比例分化”特征，刑罰舉措對輕罪行為的防控效應呈邊際遞減趨勢。面對犯罪結構的變化，我們需要正視輕罪犯罪特征，客觀處理輕罪刑事治理挑戰，探尋刑事輕罪治理新路徑。

PART 01

一、犯罪結構變化背景下輕罪治理的必要性

我國刑法立法之初未規定犯罪分層制度，犯罪的罪質罪量、處罰種類均有典型重罪特征。③為防止輕罪刑罰苛重引發社會治理負面效應，司法機關應及時關注社會變化，主動開展輕罪治理工作。

（一）犯罪結構輕罪化變化

1.立法層面輕罪罪名增多。截至目前，我國刑法共經過12次修正，罪名已增至483個。歷年新增罪名中過半數為輕罪，輕罪罪名從最初的79個，到目前106個，輕罪占比從19.1%上升至21.8%。如刑法修正案（八）增設危險駕駛罪，刑法修正案（九）增設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虛假訴訟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高空拋物罪、催收非法債務罪等均為輕罪。輕罪罪名與增幅都大幅增長，懲小惡以防大惡的風險防控觀念在刑事立法活動中逐漸體現。

2.刑罰層面輕刑處罰增多。近10年以來，全國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數漲幅超3倍。再觀江蘇省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近3年刑事審判情況，每年審理刑事一審案件數保持在2800件左右，而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罪案件數比例維持在81.8%。具體到個案，江蘇省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2024年審理的刑事案件中，由酒駕引發的危險駕駛罪、網絡盜竊引發的盜竊罪、網絡詐騙引起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占同期刑事案件總數的30.9%、16.6%、6.4%，成為刑事犯罪打擊重點。

3.治理層面刑法打擊圈層擴張。在刑法新增輕罪中抽象危險犯及幫助犯正犯化類型突出。如刑法修正案（八）增設危險駕駛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妨害安全駕駛罪、高空拋物罪。這些犯罪都屬于抽象危險犯，刑罰處罰不以損害結果為前提，出現侵害法益可能性即可處罰，使得刑法打擊范圍擴張。同時，新增輕罪中幫助犯正犯化情形值得關注。如刑法修正案（五）增設的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刑法修正案（七）增設的第二百八十五條、刑法修正案（九）增設的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將原本屬于幫助犯行為提升為獨立正犯，使其不再依賴于正犯行為的成立而單獨構罪，導致刑事犯罪人數逐年上升。

（二）治罪理念重治理變化

1.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深化。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世界各國刑法立法趨勢在注重懲罰犯罪之余，更強調罪罰相當。刑罰不僅是犯罪人應當承擔的懲罰性后果，也是國家付出的社會治理成本。在輕罪數量增多的現狀下，不加區分地對所有違法行為一概重刑打擊，必然會給國家、社會、個人帶來不必要負擔，出現過罪化問題。以醉駕型危險駕駛罪為例，酒駕雖然社會危險性大，若不區分醉駕路況、行為時間、實際損害等因素，一律追究醉駕者刑事責任，給予其犯罪記錄，不僅會過多占用司法資源，還不利于社會穩定，產生弊大于利的溢出效果。因此，法院開展輕罪治理工作，應當努力用最小刑罰成本達到最大治理效果，做到當嚴則嚴，當寬則寬。

2.罪責刑相適應的社會期待。我國勞動教養制度廢除后，治安管理體系由治安管理處罰法+勞動教養+刑法三元制變為治安處罰+刑法雙軌制。在此模式下，刑法除打擊犯罪行為外還附帶承擔勞動教養職責，形成刑法既考慮犯罪性質又考慮犯罪程度的嚴打模式。行為人一旦被納入刑法規制范圍后，即使犯罪情節顯著輕微，也很難獲得非刑罰處罰措施，加之前科報告和政審制度的存在，罰過其罪情形真實存在。面對輕重分層的犯罪結構，刑法制裁體系應對犯罪實施分層治理，重拳打擊嚴重犯罪，對輕罪作非刑罰處罰措施，形成漏斗式犯罪管理模式。在這種模式下，雖然犯罪門檻低、數量多，但通過定罪量刑篩查程序，許多輕罪可得到免罪化處理，最終只有少數案件進入刑法懲戒范圍。

PART 02

二、輕罪治理的實踐探索與運行制約

法院作為黨領導下的審判機關，是犯罪治理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全國各級法院圍繞輕罪治理開展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但也面臨操作問題，亟待體制機制的一體化完善。

（一）輕罪治理工作的實踐探索

1.逐步明確輕罪認定標準。在犯罪分層管理的基礎環節，首要解決的就是對犯罪性質進行輕重區分，對惡性犯罪采取從嚴懲處方針，對輕微犯罪實施教育矯治策略，實現社會秩序良性運行。針對輕罪認定標準的科學設置，各地法院根據轄區犯罪態勢開展漸進式制度探索。如江蘇省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判定輕罪可從犯罪行為性質、社會危害性、行為人主觀惡性三因素綜合認定，對社會危害性輕的初犯、偶犯、過失犯、依法適用寬緩化處理措施。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可考察犯罪性質、法定刑、宣告刑，采取實質標準與形式標準并重立場，對成年人與未成年人采取差異性界定標準。西南政法大學教授提出，應以法定刑或判處緩刑作為判斷成年人輕罪的標準，選擇典型罪名開展試點探索，待試點結束后逐步擴大輕罪罪名。當前司法實踐中，缺乏統一規范的認定標準，亟須在總結地方經驗基礎上，制定契合區域特點的實施細則。

2.創新開展輕罪速裁探索。輕罪治理需要降低司法解紛成本，在實現訴訟正義的同時提高訴訟效率，快速恢復社會受損狀態，高效實施社會救助。近年來，全國法院針對輕罪審理效率進行了一系列速裁快審探索。黑龍江省依安縣法院與轄區公安局、檢察院、司法局聯合建立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中心，實施首次訊問錄音錄像、速裁案件集中移送、集中開庭、文書簡化等工作方法，打通速裁程序中的隱性流程堵點。鎮江兩級法院成立刑事速裁團隊，形成由1名法官、2名助理和1名書記員組成的辦案團隊，通過速裁法庭實現危險駕駛案件48小時內結案。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與吉林省公安廳合作，探索在公安執法辦案管理中心建立一站式輕罪治理中心，開展簡案優辦、矛盾化解、犯罪研判等工作，集約輕罪治理資源。目前，各地法院正通過多部門協作、團隊優化和流程重塑提高輕罪案件辦案速率。

3.源頭預防犯罪再發風險。輕罪治理現代化要求突破傳統司法范疇，向系統性犯罪防治模式轉型升級。科學的刑事政策應建立犯罪懲治與社會治理協同機制，通過治已罪與防未罪雙軌并進實現社會長治久安。當前法院正著力構建刑事司法與社會治理三維融合防控體系：在制度完善維度，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創新司法建議跟蹤機制，針對輕罪案件暴露的監管漏洞，在裁判文書生效后同步向責任主體制發風險防控建議書，建立個案辦理——類案分析——系統治理的遞進式預防路徑。在協同治理維度，江蘇省江陰市人民法院與轄區公安局、檢察院、司法局合作，整合政法資源創設輕罪治理平臺，通過數據研判、矛盾調處和非監禁刑適用評估，推動刑事司法從單一裁判向多元共治轉型。在精準普法維度，青海省西寧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展犯罪趨勢動態分析，針對高危行業領域和易受害群體開展定制法治宣傳，實現刑事審判功能向風險前端延伸?，F階段，刑事司法改革逐步形成從犯罪結果回溯——社會根源剖析——治理方案輸出的治理閉環機制，標志著我國犯罪治理模式向標本兼治的實質性跨越。

（二）輕罪治理的制約障礙

1.不法行為輕重標準難以界定。法益侵害程度的量化評估作為犯罪分層的基礎性難題，因其評價維度的多維性與價值判斷的復雜性，長期以來是法學理論研究的重難點問題。雖然各地政法機關通過構建輕罪案件協同辦理平臺，嘗試統一偵查、起訴、審判環節的認定標準，但受制于規范供給不足，仍存在標準離散化與治理碎片化問題。具體表現為：偵查環節存在辦案數量導向，公安機關在績效考核機制影響下呈現案件辦理擴張傾向；檢察環節相對不起訴適用比較審慎，盡管附條件不起訴等非罪化處理措施適用比例提升，但判斷基準的模糊性制約制度效能釋放；審判環節受制于程序性制約機制，法官在非監禁刑適用中面臨審委會集體討論制度約束，導致刑罰輕緩化改革推進遲滯，大部分犯罪仍以監禁刑制裁，刑罰替代措施適用率低。

2.輕罪行為除罪免刑程序不暢。受傳統重刑思想與免刑程序模糊影響，司法機關犯罪過濾和出罪功能尚未充分發揮。具體表現在：一是存在重打擊、輕教育的傳統治罪思維。部分辦案人員在辦案思維上仍存在構罪即訴、構罪即判的必罰主義傾向。二是輕罪違法程度認定不統一。如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刑法在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等行為的規定上，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行為與犯罪構成要件高度重合，給實踐處理相關案件造成困擾。三是出罪認定困難重重。刑事案件進入審判程序后，法官宣告無罪會面臨前端辦案機關的壓力，在缺乏權威指導標準情況下，法官作出出罪決定就十分慎重。

3.違法行為刑事制裁輕重倒掛。罰當其罪，罪責刑相適應是刑事犯罪治理的目標。然當前輕罪治理尚未從刑事一體化角度系統聯動調整，導致輕罪制裁罪責刑不協調。一方面，罰過其罪。受傳統法家重刑主義思想影響，我國刑事制裁舉措除刑罰制裁外，還包括犯罪附隨后果。由于前科報告制度、政審制度的存在，對輕罪罪犯而言犯罪附隨后果的嚴厲性遠超刑罰本身，罪犯親屬考公、參軍、積分落戶等方面均受限，出現刑罰量刑輕而附隨后果苛重的輕重倒掛現象。另一方面，罰輕于罪。對于法院定罪免刑的案件，罪犯雖不用承擔刑事責任，但并非一免了之，需要其他替代性懲罰措施及時銜接，避免出現刑罰處罰寬于行政處罰的過罰倒置現象。實踐中，法院對判處免予刑事處罰的被告人，移送主管部門進行行政處罰的及時性仍待提升。長期罪罰失衡不僅降低犯罪人獲罪認同感，還易引發逆向選擇的風險。

PART 03

三、輕罪治理的罪罰聯動調整機制

刑事司法改革應遵循社會治理辯證規律，既要避免剛性管控導致的治理效能僵化，又須防范柔性失度引發的秩序風險。法院開展輕罪治理工作，需要結合社會現狀同步調整司法政策，在刑事一體化標準下，設置階梯式處罰路徑，實現刑事制裁從簡單威懾向系統治理轉型。

（一）統一輕罪認定標準

1.科學判斷輕罪的依據?，F行刑事立法尚未明確犯罪分層制度，我國刑法規范中并無輕罪、重罪的概念，目前有關輕罪、重罪的區分多為學術討論，劃分標準因研究方向及討論側重點的差異而不同。刑期基準說主張以宣告刑長短作為量化標尺，行為性質說強調犯罪客體的法益位階，程序分流說則關注訴訟資源配置效率，劃分標準聚訟紛紜，莫衷一是。這種理論爭議折射出犯罪分層標準的多維性特征。結合實證調研，建議構建規范基準+自由裁量二元互動式分層機制。在規范層面，以法定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作為形式判斷基準，建立犯罪嚴重程度的初步篩查框架。在裁量層面，通過量刑指導意見授權法官結合犯罪動機、悔罪表現、社會修復等實質要素進行動態評估。此種形式篩查+實質補正的雙重校驗機制，既維系了法秩序的統一性，又彌合了規范文本與社會現實的縫隙，更貼合司法實況。具體實施中，需同步完善法官專業能力培訓機制、典型案例指引制度及智能量刑輔助系統，確保規范裁量與個案正義的辯證統一。

2.輕罪的法定性判斷標準?；诂F行刑事立法框架，建議以法定最高刑3年有期徒刑為基準構建犯罪分層制度，既包含法定刑配置不超過3年的情形，亦涵蓋裁判宣告刑在3年以下的個案。該標準具有雙重規范價值。在形式層面，通過刑期長短建立可量化的客觀判斷標尺，確保法律適用的統一性。在實質層面，兼顧司法裁量中個案具體情節的差異進行個性化評估。實證數據顯示，近10年我國輕罪案件占比持續穩定在80%左右，這與3年刑期劃分標準的制度設計具有顯著相關性，印證其與現階段社會矛盾樣態和犯罪治理需求高度適配。盡管學界對法定刑基準說與宣告刑基準說的爭議仍存，但比較法視野下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多采用類似刑期分層標準，且符合我國刑事司法大數據呈現的二八結構特征。鑒于此，以3年有期徒刑作為犯罪分層的形式要件，結合宣告刑的實質判斷形成雙重檢驗標準，能夠有效平衡法律穩定性與司法裁量性之間的制度張力。

3.輕罪的裁量性判斷標準。成文法規范具有相對固定性特征，而司法實踐中個案具有特殊差異性。在輕罪認定過程中，除遵循法定要件外，應當賦予司法人員適度的裁量權，以實現個案處理的實質公正。結合司法審判實務經驗，法官在裁量輕罪時可依據犯罪構成理論框架，重點考量以下兩個維度：其一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其二刑罰的必要性程度。具體操作層面可參考以下3方面司法表征：首先，強制措施適用類型。對于采取取保候審等非監禁性強制手段的涉案人員，通常其社會危險性處于可控范圍，此類情形可作為輕罪判定的輔助要素。其次，訴訟程序選擇特點。采用速裁機制或簡易程序的刑事案件，往往具有案情明晰、爭議較小特征，此類案件適宜適用輕罪裁量規則。最后，被告人的悔罪表現。對于主動供述犯罪事實、自愿接受處罰，并積極實施退贓退賠、消除損害后果的當事人，其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已顯著降低，此類情形符合輕罪處置的司法價值取向。

（二）設置階梯性懲處梯度

1.提高輕微犯罪緩刑、罰金刑適用率。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人類文明程度提高，重刑主義不斷遭到摒棄，適用非實刑、輕緩罰金刑往往更能獲得社會認可。緩刑使得罪犯在遵守法律的情況下避免監禁，有助于罪犯在社區內改造并重新融入社會。然而，考慮到社區管理成本、不確定的犯罪風險以及公眾輿論壓力，緩刑的適用通常較為保守。適用緩刑應根據案件情況細致評估，而非機械適用一般條件。對于輕罪或者過失犯罪，法官應首先考慮犯罪動機，以確定是否符合緩刑條件，而不是僅在排除所有適用實刑可能性后才考慮緩刑。罰金刑既懲罰犯罪行為，又避免過度限制自由，對部分非惡性犯罪，可予以適用。未來除貪利型輕罪外，過失型輕罪也可適用罰金刑。為防止罰金刑執行不力，可建立罰金執行不力時的刑罰調整機制。若罪犯試圖用金錢逃避刑罰，法官可調整刑罰方式，確保罰金刑有效促使罪犯真誠悔改。

2.完善輕微犯罪行刑銜接機制。輕罪治理之刑罰寬緩化并非一放了之，為實現輕罪出罪免刑與特殊預防目的的平衡，有必要完善行刑反向銜接機制，對免予刑事處罰卻有懲罰必要的案件，移送行政機關進行行政處罰。考量案件行刑銜接的因素包括：犯罪行為的性質、犯罪的情節、刑事羈押情況、民事賠償或上繳違法所得情況、作出行政處罰后的社會效果等因素。法院在決定行刑銜接案件時，法院與行政機關應相互配合。法院發現免刑卻需行政處罰的案件，可制發司法建議提醒行政機關及時進行行政處罰。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罰時，應將免刑行為納入行政處罰考量范圍，其處罰幅度輕于犯罪制裁，而重于治安處罰。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如對因民間糾紛引發的輕傷案件，雙方當事人已賠償諒解，達成刑事和解的，可視情不移送公安機關進行行政處罰，避免被修復的社會關系再次撕裂。

3.明確輕微犯罪出罪認定條件。刑罰應當嚴則嚴、當寬則寬、罰當其罪，在輕罪入罪條件上予以合理把握，適時調整入罪門檻。如果刑罰超出行為本身對應的刑罰制裁幅度，出現罰不當其罪的現象，應當合理適用刑法出罪但書條款，摒棄先入為主的入罪思維。適用但書規定，可遵循3步走策略。第一，對不法行為進行非法性評估，判斷行為本身及其結果的雙重非法性。若該行為處于社會廣泛認可范圍內，則行為非法性不成立；同樣，若行為結果未嚴重侵害法律所維護的利益，則結果非法性亦可排除。第二，探究行為人主觀責任，包括考察其犯罪動機、主觀惡意、行為意圖、行為可能性。此判斷應結合具體案件，綜合法律原則與常理進行認定。第三，依據非法且有責原則進行評價，若犯罪行為非法性和責任性均符合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標準，可判定該行為屬于刑法但書規定的范疇，得出不構罪結論。

PART 04

四、輕罪治理的立審執一體化審查流程

實體與程序是法律制度的一體兩面，輕罪治理除完善實體法外，還需要為其建立與輕罪時代特征相適配的訴訟程序，形成輕微案件慎捕、慎訴、快審、封存的審查操作流程。

（一）構建輕罪案件分流篩選程序

1.建立偵訴審分流程序。在域外輕罪治理研究中，英美法系國家如美國通過辯訴交易篩選案件，而大陸法系國家如德國則通過刑事處罰令和簡易審判程序進行案件分流。我國在輕罪治理方面可參考這些機制。為確保司法公正和效率，公檢法三機關應在統一的輕罪認定標準下進行案件分段式篩選。檢察機關需審查公安機關立案理由，防止民事或經濟糾紛被錯誤定性為刑事犯罪，有權對公安刑事立案案件決定是否起訴。法院可依據輕罪標準對符合條件的案件認定為輕罪，選擇簡易或速裁程序審理，合理配置司法資源提高審判效率。

2.及時調整配套的強制措施。處理輕罪案件時，恰當強制措施的適用至關重要。不恰當的強制措施可能導致案件在決定不起訴、判決免于刑事處罰或不認定為犯罪后，已實施的刑事強制措施重于案件最終懲處力度。檢察機關對輕微案件應慎重采取羈押性強制措施，嚴格審查羈押必要性，全面評估嫌疑人犯罪情況，對不符合逮捕條件的案件，避免采取逮捕措施。對不再符合逮捕條件的案件，應立即調整強制措施。對判處管制、緩刑或單處附加刑的輕罪案件，實施社區矯正。通過完善非羈押性強制措施的適用條件和配套保障，推動輕罪治理從重刑化向輕緩化轉型，實現刑法的嚴而不厲塑造。

（二）完善輕罪案件速裁快審程序

1.加大偵捕訴聯動配合。在偵查階段，公安機關的調查取證速度影響案件解決效率。因此，對于輕罪案件，建立高效的偵查、逮捕、起訴聯動體系是必要的。具體來說，公安機關在偵查輕微犯罪案件時，如果認為有必要，應及時邀請檢察機關提前介入。檢察機關也可根據案件情況或當事人請求參與偵查，指導監督取證工作。公安機關需及時向檢察機關報告立案、強制措施、和解進展等關鍵信息，檢察機關則實時監督偵查活動。這樣的機制能確保輕罪案件得到迅速公正處理，有效維護司法公正和當事人合法權益。

2.完善輕罪刑事和解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和刑事和解制度，都在特定條件下給予相關方達成協議的可能性，從而在處理結果上給予從寬處理。這種模式尊重當事人意愿，提高案件處理效率，有助于迅速解決矛盾糾紛。同時，刑事和解中所體現的恢復性司法理念也有利于案件圓滿解決。因此，完善刑事法律體系將這些協商性司法元素應用于輕罪案件審理。具體而言，對于可能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罪案件，若行為人認罪、賠償、道歉，且無再犯風險，法官可積極促進雙方刑事和解，快速修復社會關系，減少社會對立面的存在。

（三）規范輕罪犯罪記錄封存程序

1.擴大犯罪記錄封存范圍。目前，我國建立輕罪前科消滅制度在短期內面臨諸多挑戰。一方面，缺乏成熟的考驗期評價經驗，誰來評價悔改效果、如何評價改造成效、如何監督評價機關都尚未形成定論。另一方面，行刑懲處梯度尚未形成，若規定罪犯在輕罪考驗期內未犯新罪可消除犯罪記錄，而行政違法者不能對應享有，會倒逼行政違法者為消滅違法前科而實施更嚴重的犯罪。鑒于目前輕罪治理工作尚處于探索階段，建立前科消滅制度的社會基礎尚不成熟。目前，可參考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經驗，探索實施成年人輕罪記錄封存程序，在條件成熟后逐步構建輕罪犯罪記錄前科消滅制度。

2.規范輕罪犯罪記錄封存程序。逐步推行犯罪記錄封存試點。先對被判處管制、拘役、單獨附加刑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實施小范圍的試點項目；依據試點項目成效，有序將推行范圍擴大至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合理設置犯罪記錄封存考察評價期。法院根據犯罪嚴重性、刑期、損害賠償等因素確定考驗期長度，可借鑒附條件不起訴的考察期限（6個月至1年）規定考察期。規范考察評價權責義務。在考察期內，行為人每月需向司法行政機關報告其打卡、參與公益服務的情況?？简炂跐M后，未犯新罪者可封存犯罪記錄，再犯或有未判決罪行者可能面臨3年以上有期徒刑，不符合輕罪條件者應撤銷封存裁定，以此保護輕罪罪犯權益，防止利用制度逃避責任。

3.控制犯罪附隨后果影響幅度。其一，堅持罪責自負原則，控制犯罪附隨后果影響范圍。家屬明知犯罪行為并參與的，可依法對其進行制裁，但若家屬與相關犯罪無關，犯罪附隨后果不能歸咎至家屬。任何違法犯罪行為的法律責任都應當由犯罪人本人承擔，而不能禍及他人，這是現代法治的一項基本原則。其二，堅持比例原則，保持犯罪附隨后果與刑罰相匹配。根據刑罰輕重設置長短不一的犯罪附隨后果適用期，增加罪犯對犯罪影響性的可預測性。適用剝奪資格、職業禁止類附隨后果時，應注重犯罪行為與其職業的關聯性，僅對利用職業便利的罪犯予以禁業限制，合理控制犯罪附隨后果的不當擴散。

結語

輕罪案件雖涉案情節輕微，卻直接關系公民基本權益，折射一國司法文明程度。作為國家審判權運行的核心載體，各級法院應積極通過規范指引、程序優化、配套銜接等維度，全面提升輕罪案件審判質效，切實彰顯司法改革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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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郭晴晴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韓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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