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殘忍是變態級的，不能給他們有變態的機會

1941年4月，納粹德國入侵南斯拉夫王國，這個僅存在了12年的南斯拉夫王國內部的親德派趁機開始了種族屠殺，這里先不說這期間殺了多少人，就屠殺手段的殘忍程度而言，那個至今被全世界唾棄的納粹德國軍隊都看不下去。

不過納粹們還是眼窩子淺了，如果他們看到二戰中國戰場的日軍，恐怕得戳瞎自己的雙眼。因為南斯拉夫的種族屠殺確實會讓他們心理不適，但日軍干的事兒會連納粹都得吐得把腸胃清空。

德軍在東線戰場和蘇聯血拼，搞得精神都快崩潰的情況下犯下的那些殺人，強奸，乃至酷刑這種戰爭犯罪，與日本人相比，只能算是在人類可以理解可以想象到的暴力范圍之內。

德國人想象力再豐富，怎么也不會想到強迫占領區的俄羅斯男人，烏克蘭男人去強奸自己的母親姐妹，強迫父親強奸女兒，還把附近的無辜民眾趕到現場圍觀，槍口威脅他們為這種行為鼓掌歡呼，再逼著這些人進行亂倫大雜交。

納粹沒有開著坦克把剛出生的嬰兒碾壓成碎肉逼著他的父母吃下去，也想不出用刺刀挑起嬰兒舉高高炫耀自己多么威猛。

至于拿俘虜搞殺人競賽，并且堂而皇之的拍照刊登在本國報紙上，與自己國人分享殺人的快感，讓國人同樂這種事兒，德國人不敢想更不敢做。建集中營把人毒死燒成灰毀尸滅跡的手段雖然也好不到哪兒去，可至少說明即使是納粹這種十惡不赦的劊子手，也還是要臉的，還是個正常人的思維，而不是非人類的變態。

與德國殺得死去活來，豁出去死整整一代人，因大清洗被黑成炭的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也沒有在戰后在搞羞辱德軍俘虜的大游行中讓嚇得大小便失禁的德國戰俘把他們拉出來的吃進去。

但日本人就這么干了，而且以此為榮。

現存于中國中央檔案館的日本戰犯筆錄里，有一份侵華日軍下級軍官三浦芳男的交代材料。其中記錄了其在侵華戰爭屠殺殘害二十多名無辜村民的罪行，包括并不限于殺人強奸。

據其記載，有一次因懷疑一個村民為抗日武裝通風報信，三浦芳男對這位村民實施了水刑，并在水灌滿肚子后狠踹其肚子，導致這位村民嘔吐及大小便失禁，隨后逼著這位村民吃下自己剛拉的糞便。

按三浦芳男的交代，他第一次動手殺人時，嚇得渾身發抖，回到營房吐了整整一夜，可身邊的老兵卻嘲笑他的懦弱。長官更是用軍棍抽打他，罵他丟了“大日本皇軍”的臉。他可能是想解釋他后來的行為是被洗腦和暴力脅迫的結果。

但事實上，日本無論是戰爭行為還是非人性的戰爭罪行，都是是一種集體的變態狂歡。所謂洗腦和脅迫，只是給這種集體行為找出一個看上去符合那么點人性的詭辯。

追根溯源的話，日本的變態殘忍是深深融合在其文化中的。先不說他們自稱來源于什么兄妹亂倫的這種創世傳說，就說成了人形有了人的實體之后，所有的文化包裹著的都是不擇手段的實用主義。

從將失去勞動能力瀕死的父母背上山讓其自生自滅，到把自家姐妹送往南洋賣身攢用于對外侵略的子彈，都是非個別的、自覺的為所謂集體拋掉包袱、積累財富的手段。至于人倫，那是超現實的副產品，可以舉起來做牌坊，千萬做不得。

如今的日本看上去好像是文明了，社會都進入老齡化了，沒什么人把父母往山上背了。但看看日本老人的就業率，或許會讓人恍然大悟，為避免被背上山，他們也是拼了。

疫情期間，日籍的那個富豪孫正義原本是想捐檢測試劑的，但被日本輿論和日本人噴到腦漿子都晃散了，最后只能捐了一百萬個口罩草草了事。對日本人來說，老弱病殘死了那是甩掉包袱，減輕負擔，姓孫的很不懂事兒。

在日本文化中，低等級的他人就是高等級的自我用來消費和取樂的。所以即使日本的綜藝，往往也以整蠱他人為其保留節目。而整人者與被整者都樂樂呵呵，笑得那叫開懷，認為這就是理所當然的。

只服從于強者，強者殺死弱者，弱者為強者去死，死得更有想象力，是日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文化又恰恰在任何時候都是支撐起一個民族的最基本要素。所以只要日本還在，他的這種文化就存在于他的基因里，改不了。能改的就是誰強，他屈服于誰，而且不會因此而感覺到羞恥。這個美國人比我們更有體會。

所以對我們來說，幻想日本能夠變得有人性，反而是非理性的。將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普通日本人區別開來，那是歷史虛無主義。因為只要他們敢再次發起對我們的侵略戰爭，在他們把我們當成弱者的時候，那種非人類的殘忍屠殺只會成為他們的全民狂歡并且變本加厲，千萬不要低估了日本的變態想象力。

要避免這種事兒再次發生，我們就得團結，團結才能組織起來，歷史也早就證明了，組織起來的中國人是不會給日本這種魑魅魍魎留任何機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