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必勝”到“慎戰”：美國對“中美戰爭”的信心為何一降再降？

編者按：“中美必有一戰”的論調為何在美國戰略界經久不衰？這背后是美國根深蒂固的霸權焦慮，還是一套精心設計的戰略敘事？近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王文，人大重陽宏觀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員申宇婧，助理研究員金臻在核心期刊《太平洋學報》2025年第10期發表論文指出，隨著中國國力與軍力的躍升，美國戰略界的心理已發生根本性轉變：從早期“必勝”的自信，滑向今日“懼戰”的焦慮。現將全文發布如下： （全文約15500字，預計閱讀時間39分鐘）

“中美戰爭”的美國構想——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戰略界對華軍事競爭的評估演進、規律總結與應對啟示

王文 申宇婧 金臻

●摘要

“中美戰爭”一直是美國戰略界炮制“中國威脅論”的重要假設。美國戰略界基于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和霸權主義邏輯，假想中美發生軍事戰爭的思維根深蒂固，并為此做出了大量研究。通過回顧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戰略界在“中美戰爭”議題上的主要觀點與研究進展，本文將冷戰結束后美國戰略界關于“中美戰爭”話題的認知演進分為五大階段，并在此基礎上，總結美國戰略界對“中美戰爭”研判的三大演進規律，發現三十余年來隨著中國軍力的躍升和綜合國力的提升，美國戰略界關于“中美戰爭”的認知發生了根本性和系統性變化，中國對美國戰略威懾的加強迫使美國不斷調整對華軍事戰略。中國應長期保持戰略定力，以底線思維應對美國對華軍事競爭，主動塑造中美關系未來走向，盡可能降低中美發生軍事沖突的可能性。

●關鍵詞

“中美戰爭”；美國對華競爭；戰略威懾；戰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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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特朗普再次執政以來采取了一系列對華強硬的遏制措施，中美緊張關系再次成為輿論焦點。“中美之間是否會爆發戰爭”“中美軍事實力孰強孰弱”等話題在2025年常常成為美國政府機構、戰略與國防類智庫、國際關系學者、時政媒體等美國戰略界人士的熱議與爭辯的話題。

2025年4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哈爾·布蘭茲引用美國第26任空軍部長弗蘭克·肯德爾的發言：“中國正在準備一場戰爭”，并隨即指出，中國軍事實力正不斷增強，然而美軍的應對能力發展遲緩、炸彈和導彈不足，軍工基礎更是未做好長期發展準備，美國已然“落伍”。“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躲躲閃閃了。相反，它生產軍艦和導彈的速度比二戰以來的任何國家都要快。”

本文認為，中美軍事沖突研究向來是美國戰略界研究中國、追蹤中國的重要議題之一，相關輿論風向的變化折射出美國對華戰略重大走向。目前，中國學術界常把“中美戰爭”視為敏感話題，雖有學者梳理分析美國單一或少數智庫發布的美國對華戰略/軍事競爭報告，但研究路徑較為簡化，且缺少對美戰略界各類人士“戰爭預期”類輿論的演進規律梳理，也缺少相應批判反思，公開討論不足。

例如，部分中國學者系統梳理了蘭德公司1999年至2019年間的中美軍事研究報告，指出該智庫圍繞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以及核、太空、網絡問題等六大重點主題，持續推動美方對中美沖突的認知；有學者分析了六家美國主流智庫的涉華研究，指出美國戰略界內部在對華政策上雖趨于總體強硬，但尚未形成真正共識；還有學者研究美國智庫對于中國“灰色地帶”挑戰的認知，揭示美方智庫如何將中國正當行為納入戰爭邊緣策略的范疇并借此擴大對華戰略遏制空間。

隨著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長期化，中國學者應加強研究美國戰略界假想“中美戰爭”的國際輿論誤導，避免使其成為“可實現性的預言”。更重要的是，要避免全球戰略思考被美國營造的假象輿論帶偏，扭轉“戰爭”成為中美關系研究主旋律的消極走向，積極對外傳遞、闡釋中國方案，向外界樹立中國愛好和平、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為此，本文以“US-China war”（中美戰爭）、“US-China military conflict”（中美軍事沖突）、“wargames China”（中國兵棋推演）等為關鍵詞進行檢索，重點選取冷戰結束后美國戰略界代表性文獻逾50篇。“美國戰略界”主要包括對美國國家安全、外交戰略及對華政策具有持續發聲能力與政策影響力的主體，涵蓋政府決策機構（如美國國防部、國會對華特別委員會）、戰略、國防與國際問題研究智庫（如蘭德公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國際關系學者以及相關主流媒體的政策評論員。

本文通過系統梳理冷戰結束后美國戰略界如何評估“中美戰爭”演進邏輯，深入分析美國關于該話題的輿論走向變化，力求從軍事沖突可能性的視角透視美國對華心理變化，深刻把握美國對華戰略演變規律，并在此基礎上從中國角度提出如何防范中美滑向不可控軍事沖突局面的政策建議，為破解“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中國方案。

01

冷戰結束后美國戰略界

關于“中美戰爭”話題的認知演進

冷戰結束以來，隨著中美關系的波動，美國戰略界對“中美是否會爆發戰爭”的認知從模糊轉向系統化討論。在1996年臺海危機、1999年美國發布《考克斯報告》、2001年中美南海撞機事件等重大事件沖擊下，以及奧巴馬“重返亞太”“特朗普1.0”對華極限施壓、拜登強化盟友制衡、“特朗普2.0”強化對華威懾等戰略轉折節點，美方戰略界輿論往往迅速聚焦于中美軍事沖突議題，引發輿論熱潮。

本文統計了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五大知名智庫包括布魯金斯學會、蘭德公司、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CSBA）、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和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關于“中美戰爭”的研究報告及文章，統計重點包括美國對華安全策略與作戰能力評估、中國軍力與戰略動向觀察，以及涉華兵棋推演這三大主題。結果顯示，在過去30余年中，該議題相關文章發布數量整體呈上升趨勢，尤其自2015年起明顯增加，至2023年達到頂峰，2023年較2015年增長逾50%。可以看出，有關“中美戰爭”話題的討論熱度在近十年間得到了明顯提升，近兩三年輿論熱度保持高位。

由此，本文分五個階段分析美國戰略界關于“中美戰爭”話題的認知演進。從不同階段美方輿論的關注點，可以反映出美方戰略界關于“中美軍事戰爭”認知變化。

1.1

第一階段（1990年代）：中國崛起引發美國戰略認知的警覺

冷戰結束后，美國對華戰略定位一度陷入模糊狀態，對于中美爆發戰爭的輿論并未形成一致認識。一些溫和派聲音警告不要過早將中國定位為敵人。例如，時任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約瑟夫·奈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敵視可能引致自證預言，激化中美對立升級。然而，隨著中國經濟與軍力同步增長，美國戰略界的警覺逐步上升，特別是在1995年前后，輿論開始出現明顯轉向。

1995年4月，《洛杉磯時報》刊文指出，美國軍方數十年來首次開始“警惕地注視中國”，把中國視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長期競爭對手，“中國快速發展的經濟、穩步增長的軍費開支、從俄羅斯購買的戰機和潛艇，以及在南海的一些行動，讓美國軍方和情報官員開始思考未來爆發沖突的可能性。”1997年，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羅斯·芒羅合著的《即將到來的對華沖突》一書明確提出，中國崛起將不可避免地與美國利益產生碰撞，推高戰爭風險，臺灣地區是最可能點燃沖突的導火索，體現出彼時美國“極端悲觀主義者”對中美沖突的篤定預判。

至此，美國戰略界對中國的認知經歷了從模糊到警覺的轉變，并最終建立對華軍事威脅評估機制，“中美可能爆發軍事沖突”逐步影響政策制定，成為常態化議題。

1.2

第二階段（2000年代初）：美國對“中國威脅”戰略研判的強化

自1990年代末美國建立對華軍力評估機制后，美國戰略界開始將“中美戰爭可能性”視為長期課題，逐步形成更系統的應對思路。2001年初，小布什政府上臺伊始便摒棄克林頓時期對華“戰略伙伴”的表述，轉而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強化對“中國威脅”的戰略認知，并將臺海問題作為“中美戰爭”的關鍵戰略風險點。

2001年4月南海撞機事件發生后，美國國內鷹派輿論迅速升溫，認為中國政府蓄意通過高風險軍事攔截，試圖削弱美方在南海的軍事存在，中美雙方陷入數周的緊張對峙氛圍中。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保守派智庫“新美國世紀計劃”（PNAC，現已解散）的共同創始人羅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撰文聲稱，中國“有計劃地”制造南海撞機事件并“逼迫”美國道歉，主張美國強化與臺灣地區的戰略關系、加快對臺軍售。這一系列反應令美國戰略界對中美軍事對抗可能性的討論一度白熱化，進一步強化了“中國威脅”的戰略研判。

與此同時，2001年初，美國軍事部署重心逐步從歐洲轉向亞洲。時任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在國防報告中指出，中國將取代俄羅斯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并提議重構美國全球軍事布局與軍力投送體系。這一階段，臺海問題成為“中美戰爭”話題的焦點。2004年，時任卡托研究所國防和外交政策研究副主席泰德·蓋倫·卡彭特出版《美國將與中國開戰：臺灣問題上的碰撞之路》，剖析中美在臺海問題上的政策分歧與戰略誤判，警告美國若不及時調整對臺政策，十年內與大陸發生武裝沖突“幾乎不可避免”。2005年，中國出臺《反分裂國家法》，再度引發美國戰略界對臺海局勢的高度關注。

此后，美國圍繞“中國威脅”的戰略討論重新升溫，海空軍逐步調整部署，“以更長遠的目光將戰略重心轉向太平洋”的思路開始成形，為奧巴馬政府“重返亞太”戰略奠定基礎。

1.3

第三階段（2009—2016）：美國對中美系統性競爭的構建

2009年起，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其第一、二任期相繼推出“重返亞太”和“亞太再平衡”戰略，并于2012年發布《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軍事報告，明確將外交與軍事資源向亞太傾斜，引發美國戰略界對中美沖突乃至軍事對抗可能性的新一輪討論。在這一時期，美方主流戰略思維已從探討“中國是否對美構成軍事威脅”徹底轉向“如何應對中國軍事威脅”，并且逐漸展現出對亞洲有核國家尤其中國崛起后的深層戰略焦慮。

一方面，除了中國的綜合實力以外，“中國軍事實力的崛起”引起美國戰略界的關注。2013年，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阿米泰·艾茨奧尼指出，五角大樓的對華作戰已突破常規應急范疇，可能觸發軍備競賽甚至核沖突風險，因此強調必須重新審視對華戰略，防止軍事規劃脫離政治理性軌道。

另一方面，為了應對所謂的“中國軍事實力的增長”，美國軍方圍繞中美潛在軍事沖突展開了更系統化的戰略構想。2010年，已持續更新10年的《中國軍力報告》正式更名為《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和安全發展年度報告》，報告涵蓋范圍從單純中國軍力評估擴展到包括安全動向、軍事戰略和中美防務接觸等更廣泛議題，側面反映出美國對中國軍力和全球戰略地位提升的日益警惕的微妙心理。

1.4

第四階段（2017—2020）：中美“新冷戰”討論與反思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美關系于2018年后全面趨緊。美國對華戰略認知發生根本性轉變，在《國家安全戰略》和《2018年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首次定位為“全面戰略競爭對手”。特朗普政府發起對華貿易戰，使美國對華競爭徹底公開化。2018年10月，時任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更是指責中國，宣稱中國對美國內政和國際秩序構成威脅。這一時期，“中美全面對抗”與“新冷戰”的觀點被美國輿論熱炒，美國輿論對中美“熱戰”的討論也顯著增多，美中軍事對抗的可能性被公開討論和準備。

特朗普政府內部對華鷹派人物頻繁渲染沖突風險，如時任首席戰略顧問史蒂夫·班農斷言，在未來5到10年內，美國“無疑”將與中國在南海爆發戰爭。與此相呼應，美國軍方開始加速調整對華作戰準備。2019年，美國海軍陸戰隊第38任司令大衛·伯格提出對美海軍陸戰隊部隊、裝備與訓練進行重大調整的設想，主張美軍應著重提升在西太平洋針對中國開展海上戰役時的遠程精確打擊能力。

與此同時，與美國軍方和智庫不同的是，部分美國智庫學者逐漸開始重新思考對華戰略，甚至對當時被媒體熱炒的“新冷戰”論調持審慎態度。

2019年，時任哈德遜研究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與談判顧問委員會成員肯尼斯·韋恩斯坦稱“中美并非正處于新冷戰的邊緣”，認為與美蘇冷戰時期的徹底對抗不同，中美之間存在深層經濟聯系，無法輕易“脫鉤”。

同年，美國政治學家、現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史文撰文《極度壓力下的關系：中美關系的十字路口》指出，中美若缺乏危機管控與互信建設，未來或將爆發政治軍事沖突，甚至陷入新一輪冷戰；要避免走向對抗，雙方需正視彼此的深度依存現狀，通過務實對話尋求合作空間。

這一方面反映出美國戰略界對管控中美沖突的期望，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國或已難以承受中美爆發戰爭的后果，因此呼吁審慎制定決策。2020年，美國前常務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也發出警告，稱美國“不需要一場新的冷戰”來應對中國崛起，認為將中美矛盾簡單套用冷戰框架既不必要也有害。

1.5

第五階段（2021年至今）：美國逐步構建對華戰略競爭常態化下的新國防方案，勾勒“先發動戰爭”的中國形象

經歷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全面競爭之后，美國對華戰略競爭轉向常態化。自2021年拜登入主白宮后，美國推行對華“全面戰略競爭”，通過組建聯盟等手段限制中國崛起空間。2025年，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國總統并大力推行“美國優先”，相當一部分政客及軍官對華持強硬甚至對抗性立場。第五階段的一系列對華遏制舉措在美國戰略界催生了新一輪“中美對抗風險升級”的共識，頻繁針對“中美兩陣營的潛在戰爭風險”作出表態，塑造出“沖突臨近”的輿論氛圍。

拜登政府時期，美國戰略界圍繞中國崛起“意在顛覆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這一假設，強化中美軍事沖突中美國“秩序捍衛者”與“潛在受害者”形象塑造。五角大樓2021年度《中國軍力報告》宣稱，中國領導層的目標是“與美國匹敵乃至超越”，并可能在核心利益問題上與美國正面沖突。

同年，時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在理論層面上誤讀中國崛起的政治目的，在其《持久戰：中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一書中提出，自冷戰結束后，中國通過“取代戰略”正不斷削弱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并有意取而代之。

2022年，曾任拜登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東亞事務主任的克里斯托弗·約翰斯通在談及該年度的美國《中國軍力報告》時，重復報告中對于中國是美國“最重要的威脅”“步步緊逼的挑戰”的表述，強調中國對臺、對南海的領土主張對美國在亞洲的盟友及伙伴構成潛在安全威脅，并認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必須圍繞中國進行資源和戰略重組。

拜登政府時期，臺灣問題再次成為引發“中美戰爭”構想的主要引線。拜登政府曾多次公開表態將“保衛臺灣”，并通過加強美臺軍事勾連、提升政治互動、拉攏盟友介入等策略強化對中國大陸的制衡和試探。也是在這一時期，時任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率先提出“中國或將在2027年前具備攻臺能力”，引發所謂“戴維森窗口”效應，致使美國一些官員和分析人士將2027年前后視為臺海等方向高風險節點，渲染中美沖突近在眼前的緊迫感。

2023年，美國空軍四星上將邁克·米尼漢更是在一份內部資料中稱，因臺灣地區和美國的2024年選舉可能為沖突創造機會，美軍或將在2025年與中國開戰；雖然五角大樓隨后澄清這不代表官方立場，但此事通過媒體曝光后，加劇了輿論對中美“迫在眉睫的戰爭”的印象。

與此同時，拜登政府國土安全顧問委員會成員德米特里·阿爾佩羅維奇和阿斯彭研究所主任加勒特·格拉夫在《世界之爭：美國如何在21世紀擊敗中國》中指出中美“新冷戰”已經展開，并認為臺灣地區如同“西柏林”，或成大戰導火索，因此美國必須圍繞“如何提升對華威懾”這一核心，統籌外交與安全政策。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內，在“中美軍事戰爭”議題上延續拜登政府時期對華遏制主線，但是策略出現了較大的轉變。一是特朗普政府在處理問題上更具“交易性”，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推行“美國優先”。例如，特朗普將臺灣問題作為與中國談判的政治籌碼，有意淡化在臺灣問題上對華強硬的傳統做法。

在再次當選前，特朗普就曾直言“臺灣應該向美國支付防衛費用”“我們和保險公司沒什么區別”，顯示出相較緊握涉臺政治籌碼，特朗普更重視涉臺國防投入是否能夠獲得足夠的效益。又如，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8月拒絕賴清德過境美國，共和黨內部對此保持沉默，此舉被《外交學人》評為美國不再傾向于打“臺灣牌”，同樣體現出特朗普乃至共和黨的態度：即便“臺灣牌”曾是共和黨強化對臺支持、勝過民主黨的一種政治策略，但隨著特朗普更傾向優先追求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和斡旋俄烏沖突等事項，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開始避免因臺灣問題直接與中國對抗。

而在南海方面，特朗普政府起先同樣未展示出積極介入意愿，直到2025年夏天菲律賓總統馬科斯接受美菲不平等的貿易協議并訪美游說后，白宮才重新將目光投向該地區，擴大美菲防務合作，并對南海爭端采取相對強硬的姿態。

二是強化“中國軍事威脅論”，同時加強本土防御。在特朗普上任初期，其政府內部以及學界仍有對華鷹派對所謂“即將來臨”的熱戰堅信不疑，并且認為主動挑起沖突的將是中國，進而建議美國加強防御、保持警惕。2025年5月底，美國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上發表了自上任以來最強烈的對華言論，表示“中國構成的威脅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可能迫在眉睫。”他強調，北京方面正在為改變“印太地區”力量平衡做“切實”準備，因而呼吁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增加國防支出。同月，哈爾·布蘭茲警告稱，中國核武庫規模迅速擴大，或試圖以更強核武庫威懾美國對西太平洋的干預，為所謂“奪取臺灣”或“軍事挑釁鄰國”鋪路。

然而，這一情況在2025年九三閱兵后出現明顯轉向。2025年9月5日，五角大樓草擬的新《國家防務戰略》，提出將“本土防御與西半球安全”置于“應對中國和俄羅斯威脅”之上。這一調整結束了美國多年來優先聚焦“中國威脅”的戰略慣性，體現出特朗普政府將更多資源拉回本土、對外承諾意愿下降的趨勢。

究其本質，這一轉向反映出美國在與中國的長期戰略競爭中感受到心態壓力與收益落差，即特朗普及其幕僚傾向于認為當前對華軍事投入已面臨邊際戰略效益遞減，因此選擇從那些“贏面不明”的方向抽身，轉而把資源投入到更劃算、可控性更高的領域。這或許也預示未來美國在臺海、南海等高風險方向可能保持表面強硬、實則謹慎抽身的姿態。

回顧2021年以來美國對華態度的演變，可以看出，一方面，美國戰略界已將“中美戰爭”政治化為對華施壓的工具。美國通過構建中國為“潛在戰爭發動者”的形象，并強調中國對美國構成的“威脅”以及所謂想“替代美國在印太地區角色”，試圖在國際輿論場中占據道義高地，轉移自身戰略壓力，弱化中國和平崛起與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從而塑造一個有利于美國戰略博弈的國內外認知環境，借此鞏固對盟友的影響力。尤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國優先”轉向下，這種對華軍事態度呈現出一種復雜的雙向趨勢，一邊延續一貫對華遏制邏輯，一邊卻在具體政策層面降低沖突介入意愿。

另一方面，美國戰略界在中美“競爭常態化”階段呈現出一種“外強中干”的姿態，在口頭上持續放大“中國威脅”，但在實際部署與行動層面卻愈發審慎。這種審慎不僅源于對中國軍力躍升的現實焦慮，也折射出美國綜合戰略能力（政治凝聚、財政負擔、產業基礎）的下行態勢。美國的自信不再建立在壓倒性實力之上，而轉變為一種“危機管理”心態下的戰略回避。

02

美國戰略界對“中美戰爭”的研判演進走勢

冷戰結束以來，美方對中美潛在沖突的軍事評估經歷了顯著演變。隨著中國軍力持續躍升，美國戰略界對“中美戰爭”的研判從早期“警覺”到全面“鎖定”，戰略心態從自信美國“競贏”，到當前滑向深度憂慮。通過梳理大量美國政府報告、智庫兵棋推演及高層軍事表態等資料，本文得出以下三條美國戰略界的研判演進走勢。

演進走勢一：三十余年來，美國戰略界對贏得“中美戰爭”的信心與底氣持續下滑。

冷戰結束后，美國戰略界對中美潛在軍事沖突的勝算一度充滿信心，但隨著中國軍事實力的迅猛提升，這種信心在過去數十年里持續下滑。

2000年前后，美國在西太平洋保持著壓倒性的軍事優勢。美方普遍認為，美陣營一旦與中國發生沖突，將迅速取得全面勝利。蘭德公司報告推演兩岸沖突情景時指出，中國大陸短期內缺乏有效兩棲作戰能力，若在美軍介入防衛的情況下，大陸強行攻臺，將陷入“血戰”，大概率以失敗收場。報告指出，中美軍事差距懸殊，美國無需全面介入即可左右戰局走向。在當時美方看來，美臺聯手有十足把握挫敗大陸的大規模進攻。這種戰略自信不僅源于自身軍事優勢，也建立在對中國戰力的輕視之上。1999年，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學者季北慈和歐漢龍就曾撰文指出，中國軍隊在跨海投送、聯合作戰、后勤保障與高端武器裝備等方面存在明顯短板，即便有意挑戰美國，也缺乏有效手段支撐。

2010年代后，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顯著增強，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空優勢構成嚴峻挑戰。此時，美方雖然對贏得對華戰爭保留一定的信心，但是底氣明顯開始下降。

2010年，米爾斯海默提出，隨著中國崛起，美國將難以維持自1945年以來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并且中國難以實現和平崛起，美國未來或采取激進行為，加劇亞太地區軍事安全競爭。時任美國國防部國防政策副部長米歇爾·弗盧努瓦公開發言表明，在第一島鏈范圍內（包括臺灣地區、日本琉球群島），美軍如今已無法再指望迅速取得制空、制海、制太空權。蘭德公司撰寫的《美中軍事記分卡：力量、地緣與不斷演變的力量平衡》等報告也得出結論稱，中國在1996至2017年間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已具備對美關鍵節點實施打擊的能力，美國在潛在沖突中已不再穩操勝券。

蘭德公司在2016年發布的《與中國開戰：對不可想象之事的思考》報告中更是警告，中美在多個地區爭端中存在嚴重分歧，且雙方軍事力量高度接近，一旦爆發戰爭，兩國均具備在多領域發動大規模作戰的能力，這使得兩國戰爭并非“不可想象”。

近年來，美國軍方進行了多次中美沖突模擬，無論推演細節如何，大多數情景都表明美軍將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損失，難以迅速取勝。2020年，時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約翰·海坦坦言美軍在一場機密臺海“兵棋推演”中慘敗，稱中國“完全控制了我們（美國）”。國防部前副部長羅伯特·沃克也披露，美軍在另一場機密兵棋推演下“0勝18敗”，美方在當時的實際條件下無法有效防御中國大陸“攻臺”，美軍能力嚴重不足。2025年5月，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繆爾·帕帕羅更是指出，中國在火箭軍和情報、監視與偵察體系等關鍵領域已具備關鍵作戰能力。

與此同時，美國智庫的兵棋推演也揭示美軍在相關沖突中的勝算正不斷下滑。

2018年，美國國會委托的國防戰略委員會報告引發轟動。該跨黨派委員會直言美國軍事優勢正在削弱，若同時與中俄開戰，美軍面臨戰敗風險，尤其在陷入多線作戰時更容易被壓制。

2022年，新美國安全中心以2027年臺海沖突為背景的兵棋推演顯示，美臺雖能抵御初期攻勢，但戰事將迅速陷入持久化并伴隨有限核升級，暴露出美方指揮、彈藥等多方面的不足；同年，美國《國家利益》刊文指出，中國軍事武器的獲取速度是美國的5至6倍，還能以遠低于美方的成本快速形成作戰能力，進一步暴露美方在競爭效率上的劣勢。

2023年1月，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布報告，總結24次兵棋推演結果，認為即便能阻止大陸“攻臺”，美國及其盟友仍將損失慘重，美國全球地位也將被動搖；該中心同月公開的另一份報告《戰時環境下的“空庫”：美國國防工業基礎面臨的挑戰》則細數美國國防工業基礎的薄弱點，點明美國當前難以支撐高強度對華作戰。

雖然上述來自美國軍方和智庫的推演結論各異，但均表明美國已很難再現昔日對華作戰的絕對優勢。這反映出美國戰略界心理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逐漸由掌握主動權的強者心態轉變為戰爭受損方的弱者心態。

演進走勢二：美國戰略界對“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從“警示預言”逐漸轉向“可管理的風險”，越來越多的主流觀點認為戰爭并非不可避免。

在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修昔底德陷阱”比喻一度主導了關于兩國沖突風險的討論。根據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描述來看，“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當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對現存霸權構成挑戰時，由此引發的恐懼與戰略焦慮往往招致戰爭這一歷史規律。在2010年代中期，這一概念在美國戰略界和媒體中引發熱議，不少人擔憂中美關系可能重演雅典與斯巴達沖突的宿命。近年，美國戰略界對這一命題的態度逐漸趨于冷靜。“戰爭是否不可避免”成為討論焦點，越來越多的輿論強調中美沖突并非必將發生，而是可以通過政策設計與風險管控來避免。

美國戰略學術界持續警示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失控的風險。2012年，艾利森從歷史比較的角度提出中美關系正面臨“修昔底德陷阱”，認為歷史上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往往難免一戰，中美雙方需要做出實質性調整，以避免陷入該邏輯。他在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逃避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中再度警告，如果中美無法有效管控競爭，歷史上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沖突規律或將重演。

202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多次公開表態并非尋求與中國對抗，轉而將注意力放在如何避免危機發生上。例如，拜登政府強調對華戰略是“競爭而非沖突”，表示中美之間“沒有必要爆發新冷戰”。2023年，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多位高官也表達了類似觀點，指出對華戰爭“并非不可避免，也不是迫在眉睫”，反映出美國從一定程度上正尋求對華競爭與共存之間的平衡。正如哈爾·布蘭茲在2025年4月所言，對話并非無用，戰爭也并非不可避免，外交和維護兩國共同利益仍是防止誤判與沖突的重要手段。

在實際戰略規劃中，無論是美國智庫還是美國軍方，都在持續加大對華防范與動員力度。2022年，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舉辦的安全政策研討會上，克里斯托弗·約翰斯通指出，中國已被界定為“步步緊逼的威脅”，是國家安全體系優先應對的核心挑戰。與會安全專家也提出美國應通過多軍種、多領域及跨政府、跨盟友合作，塑造更具協同性的對華威懾能力。在臺灣議題上，美國試圖維持“只有一個中國”，同時在軍事層面日益強化對華威懾、增加美臺軍事往來，看似表里不一，但被約瑟夫·奈解釋為“雙重威懾”，其目的是“無限期地延長現狀”以避免戰爭爆發。

除了強化戰略威懾之外，美國戰略界已推動設立包括危機熱線、海空準則等基本機制，同時也呼吁建立雙軌、文官主導的危機管控結構，以提升危機溝通與沖突預防能力。這些舉措反映出美方就對華遏制“斗而不破”的重視，也體現了一種共識，即盡管中美之間存在結構性矛盾，但通過審慎的政策選擇與戰略克制，仍有可能實現對戰爭風險的有效管控。

上述現象都印證了部分美國戰略界人士對中美必然爆發戰爭的認知正在發生轉變，逐漸從“中美戰爭必然論”向“中美危機管控”過渡。某種程度上，這種一邊強化防備、一邊強調管控的戰略姿態，是美方在中美軍事實力差距收窄情況下，逐步調整對華軍事戰略，重新考慮中美爆發熱戰必要性的體現。

演進走勢三：美國戰略界對華考量從“制敵一擊”逐漸轉向“長期消耗戰”。

冷戰結束后，美軍長期秉持著利用技術和火力優勢追求速戰速決的作戰方針。從1991年海灣戰爭的“決定性勝利”到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震懾”戰略，均體現了美軍在開戰初期集中打擊、迅速摧毀敵軍體系的設想。2010年美國提出的“空海一體戰”概念同樣旨在戰爭初段奠定優勢。

但隨著中國軍力增強，這種設想被認為過于冒險和激進。美方專家擔心，一味追求對解放軍的先發制人打擊，可能會造成沖突迅速升級，甚至迫使中方動用核武器。2013年，蘭德公司的一篇評論曾指出，空海一體戰可能誘發局勢進一步失控，使危機更難管控，以此主張制定不依賴首輪打擊、也不攻擊中國領土的替代方案，以實現威懾與防御并重。這折射了美國戰略界對華考量從迷信“致命一擊”轉向強調持久作戰能力。

2020年代以來，隨著中美軍力差距收窄，美方普遍認為戰爭難以速勝，更將可能演變為戰略消耗戰。為此，美國戰略界開始構想各種“持久戰爭”場景，強調需預先動員國內防務產能與物資儲備以防范危機。正如杜如松所著《持久戰：中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中提及美國應加強對中國所謂“大戰略”的長期應對。蘭德公司在2025年2月發布的最新兵棋推演報告《思考與中國的持久戰》模擬了九種美國對華長期化情境，指出中美雙方核威懾與經濟互嵌將使戰爭陷入長期僵局。

在中美“持久戰”演變的趨勢之下，美國部分戰略界人士提出警惕“持久戰”以及“速勝”的必要性。2025年4月，美國陸軍退役少將布拉德·格里克在《美國要么速勝，要么慘敗于中國》中強調，美國對華戰爭可能呈現短期、區域性、有限性的特征，但由于美軍尚未具備支撐長期對抗的體系能力，因此必須在戰爭初段迅速確立軍事與政治優勢，避免陷入長期戰。

綜上所述，美方軍事評估正從“快速戰”設想轉向“持久戰”的可能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美方對“持久戰難以承受”的深層焦慮。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混亂、戰略分歧加劇的背景下，美方對“中美戰爭”態勢的研判進一步暴露出其糾結的戰略心態。

03

美國戰略界“中美戰爭”敘事的啟示

“中美戰爭論”是冷戰后美國涉華輿論的重要組成，也是反映中美關系發展態勢的重要風向標。通過深入分析冷戰后“中美戰爭論”的演進走勢，可以發現，隨著中國發展實力的增長和對美差距的縮小，美方持續構想“中美戰爭”的戰略心理正在從此前“軍事實操行動謀劃”的相對強者警覺心態到“中國軍力威脅敘事”的相對弱者恐懼心態的方向轉化。針對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的優勢心理呈現下行的走勢，中國應及時總結其中的經驗與啟示，進而提升中國對美博弈的塑造力，不斷掌控中美雙邊關系的主動權。

啟示一：中國國力越強大，美國戰略界對“中美戰爭”評估的心理劣勢就越明顯。

隨著中國國力的崛起和全球影響力的增強，近年來，美國戰略界人士開始重新審視自身對美國對華戰爭的評估心態。一是越來越多的美國戰略界人士開始反思對戰勝中國“必勝信念”的迷思。哈爾·布蘭茲與查爾斯·埃德爾指出，美國在冷戰后陷入了一種“歷史終結”的幻覺，相信自由民主與市場資本主義的全球勝利不可逆轉，從而忽視了歷史的不確定性與結構性沖突的回歸。這種對勝利經驗的迷信導致美國在面對中國等新興大國的戰略行為時，常常表現出低估與恐慌交織的復雜反應。

二是越來越多的美國戰略界人士開始反思對中國發展韌性的低估。近年來，美國戰略界存在“中國崛起頂峰論”“中國衰退論”等論調，認定中國崛起已到頂峰，唱衰中國發展。然而，最近一些美國學者開始反思這一對中國的誤判，“低估中國”逐漸在美國戰略界內部形成共識。美國前常務副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和前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指出，在經濟、技術、軍事方面，美國可能低估中國的實際實力和發展潛力。為此，美國正在面臨著中國在軍事上擊敗美國的巨大風險。

可見，面對中國實力的增強，目前美國正在對之前的對華戰略判斷進行重估，心態方面相對脆弱和敏感。為此，中國應深刻認識到美國如今的“紙老虎”心態，把握目前美國向相對弱者心態轉變的時機，以更為積極主動和開放的姿態加強與美國戰略界的接觸和交流。同時，將美國企業和美國人民作為重點爭取對象。加強中美企業界的對話交流，支持中美智庫開展二軌對話等活動，邀請美國相關人士訪華，促使在美國社會內部構建更加多元和理性的對華認知，引導國際社會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維窠臼。

啟示二：中國越持續提升國力，越有可能扼殺美國對華發動戰爭的妄念。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快速提升，中國逐漸提升了對美軍事博弈的能力，使得美國在維護霸權的同時，表現出明顯的“害怕、警惕、防止戰爭”的戰略心態。一方面美國試圖通過技術優勢和聯盟體系遏制中國崛起，另一方面又深知戰爭的巨大風險，努力遏制沖突升級以避免災難性后果。

近年來，美國社會內部開始頻繁討論由于中國國力的提升，一旦發生臺海沖突及中美沖突將導致美國付出難以承受的巨大代價，反映出美國對可能與中國爆發軍事沖突的擔憂日益加劇。拜登政府多次表態強調避免與中國發生軍事沖突，主張通過外交、聯盟協作和軍事威懾手段管理競爭與危機。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發布的《全球趨勢2040》報告強調，中國崛起使全球權力結構更復雜，戰爭爆發風險雖然存在但結構性威懾和相互之間的經濟依存將會降低直接發生軍事沖突的概率。中美之間需要建立競爭邊界規則，以降低雙方誤判的風險。

可見，中美之間深度的相互依存，提高了雙方發生戰爭的決策“門檻”。為此，中國依然要堅持做好自己的事情，進一步深化各領域改革，將高質量發展實現“韌性崛起”作為第一要務。

一是增強整體實力，推動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美國。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越美國意味著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并且在制造、消費、科技、產業鏈等方面將形成全面競爭力和一定的競爭優勢。這對于中國發展和抵御美國打壓制裁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中國仍應以“做大經濟蛋糕”為重要目標，在經濟總量的擴張中尋求結構改革，確保不發生系統性經濟危機。

二是激發內需，推動中國成為世界消費中心。以往，美國憑借超強的消費能力，是全球貿易體系的中心。隨著中國產業的升級和在產業鏈中分工地位的改變，中國應逐漸從中間品生產國過渡到最終品消費國，推進以消費驅動的內循環發展，推動中國在2030年前后成為全球消費增長的主要引擎，并在2035年前后躋身中等發達國家。

啟示三：中國越擁有強大軍力，越需要參與關于“戰爭”敘事話語權的國際競爭。

近年來，美國出現了在“中美戰爭”問題上甩鍋中國、抹黑中國形象的趨勢。2015年，白邦瑞在《百年馬拉松》一書中曾片面引用“戰國”的說法，塑造中國好戰者的形象。近一兩年，新一輪“中國軍事威脅論”興起，尤其是2025年以來，美國將中國正常的軍事演習過度解讀為軍事擴張，指責中國進行軍事擴張的言論逐漸增多。同時，將中國塑造成為戰爭的發動者。例如，美國國防部長諾爾在2025年表示，“中國旨在主導印太地區，并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強大的國家”。

美國將中國妖魔化為“中國威脅論”和“戰爭發動者”，是美國炒作“中國軍事威脅論”的又一變種，且比之前更加激烈，體現了其對華遏制戰略的延續。與之前不同的是，本輪“中國軍事威脅論”期間，美國戰略界的優勢心態發生了明顯變化。由于近年來，美國軍事體系內部貪腐問題嚴重，美軍的戰斗能力大大下降，再加上美國迅速擴張的國防開支已經逐漸成為美國財政的負擔。美國維持強大軍事體系面臨的挑戰日益嚴峻，使得美國對于中國軍事實力的增長更加忌憚和敏感，對于中國軍事崛起也將呈現更為敏感和多疑的心態。

近年來，美國對華的戰爭設想越來越缺少實操的可能性，而褪化為具有戰略敘事和威懾意味的輿論攻勢，即借“戰爭可能性”營造世界對中國的恐懼感以及國際政治壓力，進而企圖起到打壓中國影響力、限制中國對外行動、遏制中國發展國際空間的作用。

歷史經驗表明，隨著中國軍事實力的日益發展，美國對中國軍力增長的抹黑會越激烈。在上述復雜心理的影響之下，美國將中國塑造成為“戰爭發動者”形象，意在政治上為遏制中國崛起制造正當理由，構建“合法”的戰略框架。這種敘事是美國維護其霸權地位、在全球范圍內爭奪話語權的重要手段。

對此，我們一方面要深刻認識到美國炮制“中國戰爭威脅論”背后的心理變化，識破其真實意圖，警惕中美軍事差距縮小后，“中國軍事威脅論”再度升溫。同時，謹防美國借中國國防支出增長而引導國際輿論，詆毀中國形象。對于美國抹黑的“中國是戰爭發動者”“中國正在進行軍事擴張”等言論進行對沖，維護中國在國際社會上愛好和平、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積極爭奪未來關于“戰爭”敘事的國際話語權。另一方面，更要堅持底線思維，適當增加國防預算，形成對美的軍事戰略威懾，提高對美的軍事博弈能力。通過“以實力求和平”的方式和“敢戰才能止戰”的思維做好充分的準備，盡量避免兩國沖突升級和走向不可控的局面。

04

結論

“中美軍事沖突論”是冷戰后美國涉華輿論的重要方面，也是反映中美關系發展的風向標，更為重要的是它可以提供美國對華戰略走向變化的依據。我們應通過深入分析冷戰后“中美軍事沖突論”變化的規律，密切關注美國戰略界關于“中美戰爭”的心理變化和走向，在軍事領域主動塑造中美關系，推動中美關系朝著于我有利的方向發展。

許多學者指出，歷史上既有沖突案例，也有和平權力轉移。21世紀，由于制約大國戰爭的諸多強大因素存在，國際體系變遷的主要動力機制將是競爭而非戰爭。中美關系的特殊性，包括中美之間深度的經濟綁定，以及現在全球形勢的復雜性都為中美降低軍事沖突風險提供可能性。

未來，美國仍將會是中國最大的競爭對手，中美之間是否會爆發軍事沖突依然是一個未知數，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兩國的博弈和斗爭。《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指出：中國決不走追逐霸權、“國強必霸”的老路，始終堅持和平外交政策，不主動謀求戰爭。為此，我們還是應繼續保持戰略定力與自信，堅持“以我為主”的戰略不動搖，聚焦本國發展節奏，以底線思維提升軍事實力的同時，采取“以時間換空間”“以發展創和平”的策略，加速中國崛起進程，不斷掌控中美雙邊關系的主動權，降低兩國發生戰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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