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48年，一病30年：為什么說“明亡于萬歷”？

大明十六個皇帝，要是論最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明神宗朱翊鈞——也就是萬歷皇帝，稱第二沒人敢稱第一。你敢信嗎？他足足當了48年皇帝，差不多占了明朝國祚的六分之一還多，可偏偏有將近30年，躲在深宮里不出來上班，對外只說自己病了。這病養得可真夠久的，養到朝堂上官員缺了一大半沒人補，養到邊境上亂子一堆沒人管，最后落了個“明亡于萬歷”的千古罵名。你說這事兒邪乎不邪乎？手握至高無上的權力，放著好好的江山不管，非要把大明往溝里帶，這背后到底是真病得爬不起來，還是故意裝病躲事兒？

其實早年間的萬歷，跟后來這副擺爛模樣完全不一樣。10歲剛登基那會兒，他還是個聽話的小屁孩，對老師張居正那叫一個尊敬，張口閉口“張先生”，半點不敢怠慢。每天天不亮就爬起來讀書，處理政務也規規矩矩，一點不含糊。那時候有張居正盯著、親媽李太后管著，萬歷活脫脫就是大臣們心中的“圣君苗子”，朝堂被打理得井井有條，連“萬歷新政”都搞起來了，勢頭好得很。可誰能料到，張居正一死，萬歷像是脫了韁的野馬，徹底放飛自我，四年后干脆直接撂挑子，再也不上朝了。

有人說萬歷是被張居正的高壓教育給憋壞了，這話我覺得特在理。張居正當帝師的時候，對萬歷那叫一個嚴格到變態，稍微犯點錯就往死里罵，還逼著他節儉，連宮里的日常開銷都要摳摳搜搜的。可搞笑的是，張居正自己卻權傾朝野，排場大得很。萬歷小時候沒能力反抗，只能憋著，等張居正一死，積壓多年的怨氣瞬間爆發——抄張居正的家，流放張居正的親信馮保，把老師留下的新政攪得稀爛。可收拾完張居正，萬歷才發現，沒了這個“嚴師”，朝堂上那群文官，更難對付。

這幫文官跟張居正可不一樣，張居正能一言九鼎壓得住場子，他們呢？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蒼蠅，整天圍著萬歷的私生活和朝政指手畫腳。其中大理寺評事雒于仁最牛，直接遞了份《酒色財氣疏》，把萬歷罵得狗血淋頭，說他嗜酒、好色、貪財、愛發脾氣，還反問“皇上誠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會？”翻譯過來就是，你皇上能喝酒作樂，憑啥不讓我們大臣聚會？換誰被這么指著鼻子罵都得火大，萬歷也不例外，干脆就坡下驢，說自己病了，從此躲進深宮，再也不出來見這幫文官了。

你以為他真的病到起不來？未必。萬歷的“病”，更像是一種政治武器。不上朝不代表不管事，內閣的奏疏他照樣看，重要的決策他照樣定，只不過把辦公地點從朝堂搬到了后宮。就像他爺爺嘉靖皇帝，也多年不上朝，照樣牢牢攥著大權。可萬歷千算萬算，沒算到文官集團會跟他死磕到底，而矛盾的焦點，就是立太子的“國本之爭”。

萬歷心里早就屬意三兒子朱常洵，畢竟是寵妃鄭貴妃生的；可大臣們不答應，拿著朱元璋的《皇明祖訓》死磕，說“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皇長子朱常洛必須當太子。這朱常洛是萬歷臨幸宮女所生，萬歷打心底里不待見，覺得這是自己的污點。就因為這事兒，君臣倆斗了十幾年，大臣們天天上疏催立太子，萬歷要么留中不發，要么就說自己病了。到后來，大臣們干脆集體跪諫，堵在文華門不走，逼著萬歷表態，簡直是變相逼宮。

為了跟文官集團賭氣，萬歷想出了個更絕的招——缺官不補。不管是中央的尚書、侍郎，還是地方的巡撫、知府，有空缺了就空著，反正你們跟我對著干，我就不讓你們好好干活。到了萬歷二十九年，兩京缺了三個尚書、十個侍郎，地方上缺了幾十個知府，整個行政系統都快癱瘓了。內閣首輔沈一貫急得跳腳，上疏說民間的小孩都在罵他們這些大臣不作為，可萬歷就是不搭理，照樣躲在宮里養病。

可皇帝能賭氣，江山卻賭不起。就在萬歷跟文官們死磕的時候，外面的麻煩早就堆成山了。西邊的蒙古降將哱拜叛亂，東邊的豐臣秀吉帶著二十萬大軍打朝鮮，擺明了要以朝鮮為跳板打大明。要不要出兵援朝？大臣們又吵成一團，主戰的、主和的互相攻擊，最后還是萬歷拍板，派大軍支援朝鮮。雖然最后打贏了，可也耗光了大明的國庫，軍隊戰斗力也大不如前。

更要命的是東北的努爾哈赤。萬歷四十六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消息傳到京城，萬歷倒是果斷，下令兵部趕緊組織圍剿。可這時候的兵部，連個正經的尚書都湊不齊，代理尚書薛三才還忙著跟萬歷催要軍餉，根本不辦事。等到萬歷越國兵部下令討論圍剿方案時，早就晚了，遼東總兵張承胤率軍救援，直接被努爾哈赤全殲，自此后金勢力徹底坐大，成了大明的心腹大患。

這時候的萬歷，是真的病了。從萬歷四十六年開始，他就頭暈目眩、腿腳發軟，連床都下不了。可大臣們被他之前的“裝病”騙怕了，根本不信，內閣首輔方從哲還直接上疏說他是故意拖延，逼他補官。直到萬歷允許方從哲進寢宮探視，這位首輔才明白，皇帝是真的油盡燈枯了。可就算到了這時候，方從哲關心的還是補官的事，重病纏身的萬歷只能虛弱地說“待朕體稍安，即行”，可這話最終還是成了空話。

萬歷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這位在位48年、“養病”30年的皇帝，終于在深宮駕崩，享年58歲。臨終前，他下了遺詔，承認自己“比緣多病，靜攝有年，郊廟弗躬，朝講希御，封章多滯，寮寀半空”，還追悔莫及，下令補官、廢礦稅、發內庫銀子充軍餉。可這些補救措施，早就為時已晚。他留下的，是一個朝堂混亂、國庫空虛、邊患四起的爛攤子，還有一群互相傾軋的文官集團。

后來有人說，萬歷的“病”，一半是真病，一半是心病。真病是常年沉溺后宮、疏于打理身體落下的，心病則是皇權與臣權博弈的無力感。他想擺脫張居正的陰影，想按自己的意愿治國，可偏偏被文官集團捆住了手腳，最后只能用“養病”的方式消極抵抗。可他忘了，皇帝的權力從來都不是用來賭氣的，一旦大權獨攬的皇帝選擇躺平，整個國家機器就會失靈。難怪明史專家會說“明之亡，實亡于神宗”，畢竟這近30年的空轉，早就把大明的根基蛀空了，后面的皇帝再怎么折騰，也回天乏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