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十六個皇帝,要是論最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明神宗朱翊鈞——也就是萬歷皇帝,稱第二沒人敢稱第一。你敢信嗎?他足足當了48年皇帝,差不多占了明朝國祚的六分之一還多,可偏偏有將近30年,躲在深宮里不出來上班,對外只說自己病了。這病養得可真夠久的,養到朝堂上官員缺了一大半沒人補,養到邊境上亂子一堆沒人管,最后落了個“明亡于萬歷”的千古罵名。你說這事兒邪乎不邪乎?手握至高無上的權力,放著好好的江山不管,非要把大明往溝里帶,這背后到底是真病得爬不起來,還是故意裝病躲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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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年間的萬歷,跟后來這副擺爛模樣完全不一樣。10歲剛登基那會兒,他還是個聽話的小屁孩,對老師張居正那叫一個尊敬,張口閉口“張先生”,半點不敢怠慢。每天天不亮就爬起來讀書,處理政務也規規矩矩,一點不含糊。那時候有張居正盯著、親媽李太后管著,萬歷活脫脫就是大臣們心中的“圣君苗子”,朝堂被打理得井井有條,連“萬歷新政”都搞起來了,勢頭好得很。可誰能料到,張居正一死,萬歷像是脫了韁的野馬,徹底放飛自我,四年后干脆直接撂挑子,再也不上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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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萬歷是被張居正的高壓教育給憋壞了,這話我覺得特在理。張居正當帝師的時候,對萬歷那叫一個嚴格到變態,稍微犯點錯就往死里罵,還逼著他節儉,連宮里的日常開銷都要摳摳搜搜的。可搞笑的是,張居正自己卻權傾朝野,排場大得很。萬歷小時候沒能力反抗,只能憋著,等張居正一死,積壓多年的怨氣瞬間爆發——抄張居正的家,流放張居正的親信馮保,把老師留下的新政攪得稀爛。可收拾完張居正,萬歷才發現,沒了這個“嚴師”,朝堂上那群文官,更難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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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幫文官跟張居正可不一樣,張居正能一言九鼎壓得住場子,他們呢?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蒼蠅,整天圍著萬歷的私生活和朝政指手畫腳。其中大理寺評事雒于仁最牛,直接遞了份《酒色財氣疏》,把萬歷罵得狗血淋頭,說他嗜酒、好色、貪財、愛發脾氣,還反問“皇上誠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會?”翻譯過來就是,你皇上能喝酒作樂,憑啥不讓我們大臣聚會?換誰被這么指著鼻子罵都得火大,萬歷也不例外,干脆就坡下驢,說自己病了,從此躲進深宮,再也不出來見這幫文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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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為他真的病到起不來?未必。萬歷的“病”,更像是一種政治武器。不上朝不代表不管事,內閣的奏疏他照樣看,重要的決策他照樣定,只不過把辦公地點從朝堂搬到了后宮。就像他爺爺嘉靖皇帝,也多年不上朝,照樣牢牢攥著大權。可萬歷千算萬算,沒算到文官集團會跟他死磕到底,而矛盾的焦點,就是立太子的“國本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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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心里早就屬意三兒子朱常洵,畢竟是寵妃鄭貴妃生的;可大臣們不答應,拿著朱元璋的《皇明祖訓》死磕,說“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皇長子朱常洛必須當太子。這朱常洛是萬歷臨幸宮女所生,萬歷打心底里不待見,覺得這是自己的污點。就因為這事兒,君臣倆斗了十幾年,大臣們天天上疏催立太子,萬歷要么留中不發,要么就說自己病了。到后來,大臣們干脆集體跪諫,堵在文華門不走,逼著萬歷表態,簡直是變相逼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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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跟文官集團賭氣,萬歷想出了個更絕的招——缺官不補。不管是中央的尚書、侍郎,還是地方的巡撫、知府,有空缺了就空著,反正你們跟我對著干,我就不讓你們好好干活。到了萬歷二十九年,兩京缺了三個尚書、十個侍郎,地方上缺了幾十個知府,整個行政系統都快癱瘓了。內閣首輔沈一貫急得跳腳,上疏說民間的小孩都在罵他們這些大臣不作為,可萬歷就是不搭理,照樣躲在宮里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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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皇帝能賭氣,江山卻賭不起。就在萬歷跟文官們死磕的時候,外面的麻煩早就堆成山了。西邊的蒙古降將哱拜叛亂,東邊的豐臣秀吉帶著二十萬大軍打朝鮮,擺明了要以朝鮮為跳板打大明。要不要出兵援朝?大臣們又吵成一團,主戰的、主和的互相攻擊,最后還是萬歷拍板,派大軍支援朝鮮。雖然最后打贏了,可也耗光了大明的國庫,軍隊戰斗力也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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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東北的努爾哈赤。萬歷四十六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消息傳到京城,萬歷倒是果斷,下令兵部趕緊組織圍剿。可這時候的兵部,連個正經的尚書都湊不齊,代理尚書薛三才還忙著跟萬歷催要軍餉,根本不辦事。等到萬歷越國兵部下令討論圍剿方案時,早就晚了,遼東總兵張承胤率軍救援,直接被努爾哈赤全殲,自此后金勢力徹底坐大,成了大明的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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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的萬歷,是真的病了。從萬歷四十六年開始,他就頭暈目眩、腿腳發軟,連床都下不了。可大臣們被他之前的“裝病”騙怕了,根本不信,內閣首輔方從哲還直接上疏說他是故意拖延,逼他補官。直到萬歷允許方從哲進寢宮探視,這位首輔才明白,皇帝是真的油盡燈枯了。可就算到了這時候,方從哲關心的還是補官的事,重病纏身的萬歷只能虛弱地說“待朕體稍安,即行”,可這話最終還是成了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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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這位在位48年、“養病”30年的皇帝,終于在深宮駕崩,享年58歲。臨終前,他下了遺詔,承認自己“比緣多病,靜攝有年,郊廟弗躬,朝講希御,封章多滯,寮寀半空”,還追悔莫及,下令補官、廢礦稅、發內庫銀子充軍餉。可這些補救措施,早就為時已晚。他留下的,是一個朝堂混亂、國庫空虛、邊患四起的爛攤子,還有一群互相傾軋的文官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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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有人說,萬歷的“病”,一半是真病,一半是心病。真病是常年沉溺后宮、疏于打理身體落下的,心病則是皇權與臣權博弈的無力感。他想擺脫張居正的陰影,想按自己的意愿治國,可偏偏被文官集團捆住了手腳,最后只能用“養病”的方式消極抵抗。可他忘了,皇帝的權力從來都不是用來賭氣的,一旦大權獨攬的皇帝選擇躺平,整個國家機器就會失靈。難怪明史專家會說“明之亡,實亡于神宗”,畢竟這近30年的空轉,早就把大明的根基蛀空了,后面的皇帝再怎么折騰,也回天乏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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