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系統治理護航“人工智能+”行動全面實施

新一代人工智能作為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引擎，正加速驅動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重塑生產力發展范式?！吨泄仓醒腙P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明確提出，要“全面實施‘人工智能+’行動，以人工智能引領科研范式變革，加強人工智能同產業發展、文化建設、民生保障、社會治理相結合，搶占人工智能產業應用制高點，全方位賦能千行百業”。然而，智能技術的高速迭代內嵌著倫理失范、安全挑戰等復合性風險，這使得人工智能帶來的全域性變革成為一個亟須系統化回應的緊迫治理命題。為此，《建議》同步強調要“加強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政策制度、應用規范、倫理準則”。這深刻地揭示出，人工智能的“發展”與“治理”相輔相成，必須系統謀劃、協同推進。唯有構建一套價值引領、規則調適、具有韌性的系統治理體系，才能有效駕馭和管理不確定性與潛在風險，及時充分釋放其賦能潛力，從而為“人工智能+”行動的行穩致遠提供根本保障。

應對不確定性：系統治理的邏輯起點

在《國務院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中，“人工智能+”行動被定位為旨在“形成人機協同、跨界融合、共創分享的智能經濟和智能社會新形態”。這一定位揭示了其作為新質生產力重要引擎的本質，即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新的通用技術，不僅是對傳統生產、研發和服務等流程的智能化升級，更意味著通過其算法、數據與模型，持續參與到價值創造標準界定、產業邊界形塑及社會協作根基重構之中，成為驅動生產力革命性躍遷和生產關系深層次變革的關鍵力量?！督ㄗh》將其提升到全面“行動”的戰略高度，正是基于對這種根本性、革命性影響的深刻把握。

人工智能的革命性特點對傳統技術治理模式構成了新的重大挑戰。傳統模式通?；陬A設的相對穩定的社會認知框架與線性技術發展路徑，旨在對成熟技術應用進行后果評估與邊界規訓。然而，技術的生成時序與社會的認知秩序之間，經常存在難以同步的鴻溝。人工智能快速的迭代速度與先行塑造社會事實的超級能力，與現有制度的遲滯響應之間產生了巨大的效率鴻溝，導致治理行動常常處于被動追趕甚至滯后的狀態。例如，智能技術的事實生成和應用與社會的價值共識在時間和邏輯上往往出現倒置，致使治理在起點上面臨對象模糊與原則缺位的困境。

這種源于當下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主要體現為算法決策的“黑箱”特征、新型社會關系的“規則真空”以及對人類主體性和社會形態之影響的高度未知，其在認知、規則和人類社會三個層面上所引發的“懸置”，構成了系統治理的邏輯必然性。《建議》詳細給出了系統治理的實踐支柱，即在法律法規、政策制度、應用規范、倫理準則四個具體且協同的層面上，為駕馭人工智能不確定性提供關鍵錨點。

錨定發展航向：系統治理的核心支柱

系統治理不僅揭示出以“反應—規制”為核心的傳統治理模式之于人工智能的不適應性，其更深層的意義在于，提供對人工智能發展進行主動規約與理性引導所必需的“預見—適應”框架。該框架是一個由價值基座、法治基石、引導框架及實踐界面等核心維度協同構成的有機整體，旨在通過同步設計與前瞻調適，將治理行動從抽象的頂層設計，精準落地為覆蓋技術創新全鏈條、社會發展多領域的制度化應答體系。

以系統的“法律法規”供給規則確定性，是駕馭人工智能生成性張力、穩定社會長期預測的法治基石。當前，深度偽造、自動駕駛、機器學習等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對現行法律法規形成了“破窗式沖擊”，其所引發的責任主體界定模糊、個人信息和數據安全挑戰以及解釋性困境等，凸顯出基礎性法律法規供給的緊迫性。鑒于人工智能技術迭代應用已經在諸多領域先于法律法規形成了系列穩定性事實，前瞻性立法需超越對具體問題的被動回應，構建兼具權威性與適應性的法律法規體系。首先，以基礎性綜合立法為各類“人工智能+”行動確立法律身份與權責界限；其次，以分級分類框架探索貫穿研發到部署的創新責任規則；最后，以持續更新和動態解釋機制塑造清晰可信的行動邊界和穩定預期。

以動態的“政策制度”供給調控確定性，是為全面實施“人工智能+”行動提供靈活響應與策略引導的核心樞紐。在國家網信辦指導下，由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牽頭制定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2.0版明確了風險導向、動態調整原則，指明了人工智能治理在政策制度層面的核心設計邏輯。相較于法律法規確立的剛性邊界，政策制度更具動態引導和敏捷響應的能力。這就要求政策制度供給超越傳統的“一刀切”“一事一議”等模式，根據技術內生安全風險、技術應用安全風險和應用衍生安全風險的劃分，進行風險評估與分級，彌合政策制度供給與前沿實踐之間的響應縫隙。首先，以優化風險分類和場景適配構建更具靈活性和適應性的政策制度工具箱；其次，以全生命周期安全治理動態調適從政策實驗到反饋迭代的各個環節；最后，以多元協同治理生態網絡保障政府、企業、行業組織與公眾之間的高效互動。

以可操作的“應用規范”供給安全確定性，是確保人工智能在千行百業中實現安全效能閉環的技術手冊。“應用規范”涉及人工智能研發、測試和部署等環節中需要遵循的技術參數、工程細則及強制性接口等。當前，普遍性安全原則在具體應用場景中面臨操作性懸置，缺乏具體、細化的應用規范將宏觀的治理語言轉化為可設計、可檢測、可監管的技術語言。因此，需要構建精細化執行規則網絡，完成從治理要求到工程實現的“最后一公里”。首先，以強制性國家標準如《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內容標識辦法》與行業標準、第三方安全測評和認證的協同，將抽象的道德呼吁轉化為可被技術審查與追責的硬性約束；其次，以安全基準測試和實時性能檢測的有機整合，將作為治理目標的“持續安全”轉化為被技術系統實時追蹤的動態過程；最后，以最小必要安全功能集和開源參考實現等加速安全能力全行業普惠部署，激發產業活力的同時構筑抵御風險的安全防線。

以明晰的“倫理準則”供給價值確定性，是為“人工智能+”行動植入“以人為本、智能向善”基因的價值羅盤。價值準則是系統治理的基礎性校準體系，旨在回應人工智能與各領域深度融合過程中引發的關乎人類尊嚴、社會公平和文明走向的各種問題。當前，算法決策的潛在歧視、人工智能的幻覺輸出、智能機器對人的主體性的侵蝕等，凸顯出倫理準則在技術社會化進程中從抽象話語轉化為可操作、可審查的倫理實踐框架的緊迫性。例如，在“人工智能+”科學技術領域，應貫穿“從0到1”科學發現到“從1到N”技術落地的全鏈條倫理自省機制，重點審視技術進化過程中可能引發的不可控風險，在創新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設定人機協同的研究邊界；在“人工智能+”產業發展領域，應聚焦公平競爭與可持續轉型，確保工業全要素智能化和農業數智化轉型真正促進產業整體升級和包容性增長；在“人工智能+”全球合作領域，應將和平、發展、公平、正義等全人類共同價值，具象化為參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具體倫理協議和協作規范，提供可供國際社會借鑒的“中國方案”。

將治理框架內嵌：系統治理的賦能機制

在法律法規、政策制度、應用規范、倫理準則四個維度上構建系統治理框架，關鍵不在于靜態管控，而在于動態形塑。其為全面實施“人工智能+”行動帶來的不僅是各個層面上的約束性規范，更是一整套把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的賦能體系。系統治理的效能主要體現在通過夯實安全可信根基、優化關鍵要素流通與配置、塑造可持續發展生態三個方面，將治理框架內嵌到“人工智能+”行動賦能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全過程中。

系統治理通過夯實可信的安全環境、提供穩定秩序預期，為“人工智能+”行動全面實施奠定數字時代的社會信任基石。系統治理框架既通過剛性的法律法規，又借助柔性的倫理引導，將技術系統運作納入可預期、可檢驗、可追責的透明化軌道，以明確的權責邊界、安全紅線以及智能向善的價值航標，進一步消解因人工智能內生的算法黑箱和數據偏見等不確定性所引發的技術信任問題，有效回應公眾和社會因規則模糊和責任不清對技術權力的潛在質疑，維護并強化智能化轉型中的社會信任根基，消解技術、制度和社會之間的張力，構成“人工智能+”從政策概念轉化為廣泛社會創新和實踐的核心動能。

系統治理通過優化數據、算法和算力等關鍵要素高效流通和配置，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防控風險，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協同效能。系統治理框架通過建立數據權屬和流通的明確規則，為數據合規匯聚、高質量供給和使用掃清了障礙；通過建立算法安全評估、備案與問責的普適機制，降低了模型研發、創新與應用的社會風險，整合了模型的創新效能和社會責任；通過統籌算力規劃、互聯和接入標準，優化算力獲取和調度成本，確保其成為可被廣泛獲取的公共社會資源。這樣，系統治理將上述三個孤立的資源要素轉變為耦合的資本要素，助力以海量數據規模、豐富應用場景和龐大算力基礎，高效促進產業智能化升級和新質生產力發展。

系統治理通過構建動態敏捷、普惠包容、全球協同的框架，為“人工智能+”行動注入長期、健康發展的內生動力，塑造了人工智能可持續發展的韌性包容生態。通過構建學習、試錯和調適構成的一體化響應體系，實時調適、多元協同的治理框架可實現與技術迭代同步進化，奠定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基礎；通過縮小數字鴻溝、彌合算法偏見、推動人機協同責任共擔及促進信息環境清朗健康等具體行動，包容性治理、普惠共享的治理框架可塑造社會公平福祉，筑牢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根基；通過打造平權、互信、多元、共贏的開放生態，共商共建、價值融通的治理框架可協調多元利益訴求、貫通協同共治網絡，拓寬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縱深。

以系統治理護航“人工智能+”行動全面實施，是應對人工智能深刻不確定性、推動其行穩致遠的有效通路?！督ㄗh》明確指出要完善法律法規、政策制度、應用規范、倫理準則，錨定了系統治理的核心支柱。其治理效能亦體現在穩定預期、提升效率及保障未來等方面。人工智能治理范式從被動規制到主動形塑的轉變，確保了“人工智能+”行動安全、可信、穩定地賦能千行百業，從而扎實服務于“十五五”時期發展新質生產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

作者系山西師范大學黨委書記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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