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為彭德清平反，葉飛提三點意見，李先念看后表態：我完全同意

1969年冬，時任交通部副部長的彭德清的妻子吳璇給粟裕寫了一封求救信。

原來，彭德清從1967年6月被“造反派”關押并被隔離審查后，家里人就沒有再見過他，只有通過他每個月給母親的匯款單，知道彭德清尚在人世。

不過，被關了兩年的彭德清處境并不是很好，他身體狀況又很差，吳璇很擔心丈夫的安危，這才冒著極大的風險給粟裕寫信，希望老首長能夠幫助一二。

粟裕得知這一情況后，也極為痛心的表示：

“他們害了那么多人，這樣下去什么時候是個完啊！彭德清到底犯了什么罪？我根本不信那些胡說八道！”

圖|彭德清

粟裕囑咐妻子楚青給吳璇寫信，要她暫時寬心等待，同時自己暗中派人出去，調查彭德清身處何地，后來粟裕考慮，此事非周總理出面不可，就叮囑吳璇給周總理寫信。

周總理后來看到了吳璇的信后，立刻批示：

“讓他擺脫監護，住院治療。”

得益于此，彭德清被轉到了鐵路醫院邊治療邊審查，雖然仍未恢復工作，但他的處境大為好轉。

1972年某天，在征得批準后，吳璇帶著子女在北京衛戍區某部隊的大院里見到了彭德清，當時彭德清雖然面容憔悴，但卻依舊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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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年底，毛主席在和周總理的一次談話中，提到了糾正過去冤假錯案，落實老干部政策。毛主席后來將這個工作交給了周總理負責。

從1973年年初開始，周總理便親自主導了這項工作，幫助一大批蒙冤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

不過，彭德清當時并沒有趕上，這其中原因也很復雜。

當時，彭德清的頭上還被扣著“叛徒”的帽子。

一個功勛赫赫的戰將，是如何被扣上“叛徒”帽子的？這還要從他的過往說起。

圖|葉飛

后來曾主持給彭德清平反、時任交通部部長的葉飛曾在回憶錄中提到這件往事：

“1970年5月26日交通部軍管會，根據逼供誘供的假材料，向黨中央報告說:“彭德清在1936年初被捕叛變并參加特務組織。”以后對彭德清同志的關押“監護審查”竟長達3年之久。這實在太離奇也太令人難解了。”

葉飛對彭德清這段歷史似乎并不清楚。

根據《同安文史資料》第十五輯(1995年11月)收錄的彭德清《回憶同安越獄斗爭》，彭德清在1935年確實有過被捕的經歷，但后來他憑借自己的機智逃出。

同在一個監獄里的蔣才培（后任同安縣僑聯副主席）回憶往事時也說：

“1935年2月1日彭德清同志被叛徒彭水錦出賣被捕（當時彭德清任中共同安縣委書記，1934年冬調任），關在同安監獄，遇到也被捕的同安縣共青團縣委書記陳九獅和組織部長黃永妙，三人計劃越獄。但次日彭德清就被移押到單獨牢房，后彭德清單獨越獄成功。”

從彭德清的回憶文章也不難看出，彭德清在入獄一段時間里確實曾被單獨關押過，后來也是在單獨關押期間逃脫的。

圖|彭德清同安越獄（取自同安區住建和交通局）

應該指出的是，彭德清后來逃出監獄后，曾向組織上匯報過自己被捕的經歷，時任中共廈門市委巡視員的易培祥為此還勉勵他：

“你越獄出來是大好事，陳仙查同志光榮犧牲了，當前情況比較嚴酸，我們的工作要做得更好。我暫留同安幫助工作，你迅速回山區工作，盡快將游擊根據地建設起來，我立即把情況向廈門市萎報告。”

彭德清后來出任了安同南邊區臨時特委書記，進入山區領導游擊隊去了。

不過這里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9月下旬，時任中共安溪中心縣委書記易培祥、執委張劍峰、郭港等先后被捕叛變，這也就都是后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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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彭德清也沒想到的是，這件往事后來會被翻出來，成為給他定罪的根據。

1975年1月，葉飛復出任交通部部長后，開始著手整頓部務，當時葉飛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交通部許多副部長、廳局級的干部仍“靠邊站”，處境稍差的甚至頭上依舊戴著各種各樣的“帽子”，正常的工作反而無人理會。

葉飛決定解放一批干部出來工作，彭德清專案就是他所觸及的第一個案子。

葉飛對彭德清還是很熟悉的，畢竟抗戰末期，葉飛任新四軍第一師師長期間，彭德清是一師三旅旅長。解放戰爭時期，華東野戰軍分兵作戰，葉飛一縱、陶勇四縱出擊魯南（1947年7月）受困，當時彭德清率領四縱十師擔當誘敵重任，掩護全軍突圍。

魯南突圍，彭德清十師損失巨大，突圍到膠東后全師僅剩下1600余人（參見本號前文《葉飛晚年回憶魯南遇險，當時敵人電文稱：一縱是面包，四縱是西瓜》）

葉飛后來談起這件往事，還忍不住感慨：

“因為彭德清同志發揚了英勇犧牲的革命精神和機智勇敢的戰斗作風，他們出色地完成了掩護大部隊突圍的任務，又奇跡般地保持了自己的完整無損，彭德清同志是立了功的。”

在上任交通部后，葉飛得知老部下的遭遇后，立刻便調來了彭德清專案有關卷宗：

“還在2月中旬，我就從專案辦公室調閱了彭的全部專案材料。在這些材料中，我看到林彪一伙整死了陶勇同志，還要斬草除根，要接著整陶勇同志的助手彭德清，即使彭德清已經離開了軍隊也要整，不整死也要整倒;其次我看到了“逼供信”3個血淋淋的大字，僅憑著一些對敵人特務進行逼供、誘供所獲的漏洞百出、矛盾萬端的材料，就要扼殺一個老紅軍、老共產黨員的政治生命。”

圖|《葉飛回憶錄》

葉飛在看了這些材料后，第一時間就發現了不對勁兒，這其中寫了指認材料的一共有四個人，其中三個是敵特，另外一個是自己的同志，但四個人所交代的材料均是漏洞百出，前后存在相互矛盾的內容，甚至就連彭德清被捕的時間也對不上，有的說是1933年，有的說是1935年。

葉飛帶著這些問題去找了時任組織部部長的郭玉峰，然而面對這些問題，郭玉峰卻表示：

“口供旁證俱全，這個案翻不得。”

葉飛頓時大怒：

“口供旁證哪里來的？逼供信嘛！我們黨從來就倡導實事求是，重證據，不輕信口供，反對逼供信!逼供出來的東西不能作為根據的！”

見此形情，郭玉峰也只好表示：

“你們寫個詳細的審查報告，再研究研究吧。”

葉飛后來要求彭德清專案組就此事寫一個詳細的報告遞上來，然而等到這份報告遞上來，他看后卻非常不滿意，報告中雖然同意恢復彭德清的組織生活，但同時卻留了尾巴，意在用含混不清的言辭蒙混過關。

就此報告，葉飛直接寫了三點意見：

一、對彭審查事出有因，不對；

“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是一種新八股，往往被用來掩蓋錯誤。報告中所謂“事出有因”，指的是“有人揭發”。這里的四個揭發人中有三個是敵特，他們原來對所謂彭的問題并無任何交代，是“文革”中專找他們“出題目外調”，對其逼供加誘供，才說有個叛徒彭德清，但三人供詞又互相矛盾。另一人是自己同志，但他的“揭發”也是法西斯審訊方式下指題逼供獲得的假材料。這種制造出來的假情況，怎么能說是“事出有因”?

二、彭的歷史清楚，人證物證俱全；

彭在1935年冬或1936年初到廈門這段歷史已經查清，他根本沒有被捕過（葉飛回憶原文，此處應該有誤），扯不上什么“叛變投敵”、“當特務破壞革命隊伍”

三、報告結論含糊；

原來被“逼供”的四人中，三人已推翻口供，只有一人仍沒有推翻，所以結論稿認為:“可相信彭本人交待，恢復其組織生活”，應該恢復其組織生活，是明確的，但“可相信本人交待”則是表明組織還不能作出明確的、肯定的結論，這是不夠負責的。既然經過復查，已完全查清楚了，結論就應該明確肯定。

對葉飛所提的意見，彭德清專案組做了較長時間的分析研究。

針對那個未推翻原供的在押特務的口供，專案組進行了切實的分析，并最終發現，此人的口供錯漏之處很多。

比如一開始他供稱是自己一個人去抓的，后來又說是同其他人一起，然而他所說和他一起抓人的那個人與他根本就沒有接觸；對抓人的地點，此人供述也不一，一開始說是在廈門，后來又說在同安，而對當時抓了幾個人、抓了哪些人，此人表述也不一樣，甚至知道1972年，他才回憶起說抓了彭德清，后來問他怎么知道，他一開始說是從報紙上看到，后來又說是在同安監獄時獄中的人告訴他。

據此，專案組最終推翻了此人的口供，并表態稱：

“沒有就是沒有，不能再留尾巴。”

3

在報請中央批準之前，葉飛特意就此事向李先念做了匯報，李先念也同意為彭德清平反。

后來葉飛陪同彭德清參加了部領導小組會議，在會上，葉飛歷數彭德清的功績，并談到了他蒙冤受屈的情形，談到動情處淚如雨下，就連彭德清也忍不住落了淚。

不久之后，彭德清復出任交通部副部長。

1979年，葉飛調任海軍政委，開國少將曾生出任了交通部部長。

這么一來，曾生就不能在兼任的招商局董事長，于是彭德清以交通部副部長的身份，兼任了招商局的董事長。

事實上，早在葉飛還在交通部的時候，就派了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長袁庚赴香港招商局調研，袁庚從香港考察回來后不久，就遞交了《關于利用香港招商局的請示》，后來被交通部黨組作為向中央的報告遞交了上去。

袁庚在經過一番深入的考察后，提出要在毗鄰港澳的廣東沿海建立工業區，并初步將地方定在了蛇口，彭德清當時就很贊同袁庚的提議，還對這個提議特別的上心。

圖|彭德清視察蛇口

1979年1月31日，彭德清陪著袁庚一起去見了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并匯報了在廣東深圳建立蛇口工業區的想法。

李先念對交通部的想法很是支持，還準備劃定廣東寶安新安一片區域，但袁庚思慮再三，最終只是在這個半島南段切了個尖下來：

“沒有就是沒有，不能再留尾巴。”

同年4月29日，彭德清赴香港考察，在返程時決定到廣東寶安實地調研。

當時袁庚向彭德清匯報了香港招商局的情況后，同時向彭德清提出：

“彭部長，去看看蛇口吧，張振聲率領先遣人員在那里安營扎寨。”

不過出奇的是，整個視察的過程中，彭德清都對袁庚沒什么好臉色，這讓很多招商局的干部都摸不著頭腦。

彭德清之所以對袁庚沒好臉色，原因是因為當時有很多人向中央打小報告，說袁庚在香港多年，早就被“腐蝕”了，住進了所謂的“豪華別墅”。

彭德清自己一向是眼里不揉沙子，他對自己信賴的部下，更是要求極高。

視察結束后，彭德清于5月1日又返回香港，袁庚陪同前往，當天下午四時許，他突然提出一個要求：

“要不咱們去袁庚的別墅坐坐。”

對于外面謠傳他住“別墅”，袁庚自己也很無奈，他早年在駐外使館工作期間，就沒有住宿舍的習慣，后來年紀又大了，加上又有家屬隨行，就更覺得擠進招商局的集體宿舍很不方便，于是提出請求住在外面，后來他在香港的伊麗莎白大廈租了個公寓房，兩室一廳，每月房租8000港幣，由招商局支付。

也正是因為這一行為，引起了不少人懷疑，認為袁庚腐化墮落了，特別是“伊麗莎白大廈”這個名字，大家都以為袁庚住進了豪華別墅。

可等到袁庚真正帶大伙到了他住處后，才發現這事兒鬧了個烏龍，袁庚的住處并不是什么大別墅，就是一套面積很小的住處，臥室里僅容得下一張床，客廳只有一個沙發，除此以外就基本上都是各種材料、書等。

事實上，很多擠進來的招商局干部連個坐的地方也沒有，只能站在原地，他們心里想：

“如果這也能算得上是別墅的話，那么真要成為其他中資機構老總的笑柄了。”

要知道當時在港的許多中資機構的老總，平常也都不住宿舍，而是在外面租房住，通常租住的地方條件很好，面積也很大，甚至有的還雇傭了菲傭。

彭德清也知道冤枉了袁庚，立刻緩和下來態度，臨走時還意味深長的說了一句：

“我看住在外面也挺好的。”

有些意外的是，彭德清自始至終也只是對招商局提意見，認為招商局應該盡快組建船隊、盡快把工業區建起來，唯獨沒有對在建中的蛇口工業區提任何意見。

袁庚后來才理解了彭德清的用意，他是希望交通部不要忘本，交通部就應該多干些跟交通有關的事兒，所以他才要求招商局組建船隊，對工業區的建設不止一次。

彭德清一致認為，工業區搞得再好，說不定將來就歸了地方所有，交通部是吃力不太好，袁庚后來才意識到彭德清的良苦用心，有些后悔自己當年步子邁的太窄。

1992年，招商局成立120周年紀念日，邀請了交通部歷任部長參加，彭德清因1981年出任交通部長，也在受邀之列，他在參觀了蛇口工業區建設成就后，也忍不住對袁庚說：

“老袁，看起來這樣搞，你是正確的。”